１９７５年，我结束了六年知青生活，被分配去教书。

　　我去的地方有一个令穷困的人产生无数幻想的名字，叫铜宝山大队，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所谓铜宝，不过是一个状如馒头样的巨大山岗。这里远离县城，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重峦叠嶂，路狭沟窄。大队学校坐落在高高的山垭上，青瓦木桷石板墙，两排木条竖起来镶嵌在左右墙上就是窗子，课桌都是三块石板搭成，两边各竖一块，上面覆盖一块。条凳也依法炮制。学生每天沿着崎岖山道来上学。一放学，四个民办老师回家了，留我一人在学校生火做饭，闲观月色，静听风声。莫名夜鸟在山崖洞窟里凄厉的啼鸣，黑魆魆的蝙蝠从檐口掠过，别有一番境致。

　　虽然当时城市里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在这个远离政治漩涡的地方，社员还是以自己朴素的直觉对待教育，他们不仅不批判师道尊严，反而对教师另眼相看。大队刚一通电，就给学校拉了专线，并且不安电表，说学校用电大队平摊了就是。

　　我几乎是从农田里直接走到讲台，哪懂得教育理论，教法不免粗糙。一天中午我从半山腰担水回来，看见几个早到校的顽皮学生正在石桌上跑来跑去，那石桌摇摇晃晃就要塌下来了，我气极了，上前揪住一个学生的耳朵要他下来，他猛地往下一跳，我松手不及，糟糕，他的左耳根肿起来了。我惭愧的把这个学生送回家去，告诉了原委。并表示我愿给他出医疗费。那学生的父亲还反过来安慰我，揪的好！你揪是为他好。这孩子就不听话，我有时比你还揪得狠些。这时，那学生的嫂子回来了，看了那发肿的耳朵就笑起来：请老师再揪右耳朵一下，两个耳朵就一样大了。这样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将来找婆娘都找不到。在场的人哈哈大笑。他们的豁达淳朴，令我万分尴尬。社员对我很好，我也喜欢帮他们的忙，给他们从城里带东西，他们到城里治病，我给他们带路到医院找我熟悉的医生。有一次，一个社员的钱不够，我请一个公费报销的朋友用自己的名字帮他把药拿出来。

　　不过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也有叫我头疼的个别人。这之后就是四人帮倒台，教育逐渐走上正轨，学校开始了普九运动。校长在广播上下了死命令：哪个班学生少了一个，要扣工资。不来的背也要把他背来！我逐户动员学生，却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一个叫王仁华的家长老不送他的妹妹来上学。这天我又到他家里去，他家孤零零修在一个悬崖边藏风闭气的山窝里，倒也合乎明坟暗屋基的古训。那时他才二十四五岁，脾气倔倔的，他不像一般的家长那样请老师进屋坐，而是叼着一只经济烟，眯缝着小眼睛，两腿大咧咧叉开，站在院坝中央，很不客气的拒绝我的动员：你这是白跑路，我的妹子不愿读书了。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怨气：全班就你妹子没来了，一辈文盲九辈愚。你不要耽误了她。她不上学，我也要被扣工资的。我当时每月才领２３元，扣掉十块八块，叫人心痛得很。想不到他竟笑起来喊我的绰号：刘眼镜，扣你的钱又没扣我的钱。开什么玩笑，两块学费钱要买２５盒经济烟了。你当我算不到账吗？明说，你要妹子读书可以，这学费钱我不得给。你难道敢把我抬去洗足？我铩羽而归，不知这事怎么了结。

　　我把苦恼给同校民师讲了，他笑着告诉我：这王仁华父亲死得早，母亲又多病，加之住的偏僻，就养成了我行我素的习惯，一根筋，转不了弯。捡到封皮就是信，拿到鸡毛当令箭。那年也是一个知青在队上当记分员，用拼音字母代人名，他说那是反革命密码，跑到公社去检举，害得人家被审查了好久。往年他也不交那两元学费，还是老师贴一块钱，那时每个学生的助学金是五毛，扣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的补给他妹子凑成一块，两块钱就齐了。那时还没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理论还管用，剥削阶级家庭也不敢喷痰。这王仁华咬卵匠一个，以后婆娘都找不到。那时民师一月就九块钱，他们都愿出一元，我还有什么好说的，照办了。

　　接下来文凭风刮起来了，我也不能免俗，也考出去读了几年书，回来还是重操旧业，不过是调回了县城，教的是高中生罢了。刻板的日子很快过去，有天晚上在宿舍正要休息，听得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却是十年没见的王仁华，还是那憨乎乎的样子，只是大了一号。我招呼他坐，他摇摇头：＂没时间，你要帮帮我！＂原来他七岁女儿病了，送到县医院治疗，他说：＂我开了好多贵药，都被那些护士藏了。＂我疑惑了：＂你怎么知道是护士拿去了？＂＂我怎么不晓得，原来就听人说过，区医院里的那些人把人参泡水喝了汁，再晾干卖出去。还有你给药钱，人家拿好药走的事。所以他们才长得红头花色的。今天我取药时瓶瓶袋袋的几大包，他们却给我娃娃打吊针，输点盐水就了事。好药肯定她们吃了。你去帮我找找她们。＂我劝他不要乱说话，这对治病不利。他硬着脖子嚷起来：＂医院你熟得很，别人找你看病，钱都不给。帮我这点忙有什么要紧？＂我这时真有点后悔，当年帮社员瞧病的事他怎么也知道了。我只好敷衍他去一趟医院。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问他：＂结婚几年了？日子好过吧？＂＂好过个屁。我结的是调换亲。我妹妹嫁给我舅子，舅子的妹妹又嫁给我。不这么搞，兴不起这家人。家里球钱没有。＂＂你有体力，去打工也不会缺钱嘛。＂＂去过，我没文化，只有下夯气力。在广东帮老板拆墙。我原来在生产队搞惯了的，三抬四歇，毛主席都晓得，干一会儿活要抽抽烟。老板一看活干少了不依，要我们把那堵墙拆完才下班。我们一鼓气，狠命一推，墙倒是垮了，墙那边压倒两个捡废钢铁的，吓得我连夜跑回四川。听说那龟儿子老板还赔了几千块钱，说要找我算账。所以听说有人找我心里就吓得咚咚咚的跳。别人也说我霉得很，不愿和我搭伙，出去也找不到活路。全靠婆娘出去搞油盐钱。＂

　　说话间，到了医院，王仁华又把他的理由重复一遍。我也只好虚应故事，问问护士长是怎么回事。护士长委屈地讲所开的药都是抗生素，那怎么可以喝呢？兑药在无菌的配剂室完成，这老王没亲眼看见，就乱闹起来。我也帮着解释了一下，就劝王仁华去看看正在输液的孩子。想不到他更加焦躁起来，口里说话更不加遮拦：＂我们村上的医生一把脉，就可以说出是什么病，我到这里住了两三天了，老说观察。医不到病就算球了，退我的钱！老子转院到南充。＂这时主管医生听得吵闹过来了，就说这病员家属不配合，可以转走。并告知老王这时转院有可能耽误病情。王仁华更来劲儿了，马上要走。我虽然知道他的个性，但看孩子那虚弱的样子，还是劝他不要转院，再说，这时也没南充的车了。这一劝反如火上浇油，他立即抱起孩子要结账。我们只好摇摇头。看他抱着孩子冲出大门融入黑夜。

　　一恍然间我也两鬓飞霜，退休了，就去看看铜宝山。旧地重游，恍如隔世，绝大多数农民进城了，山野空旷，偶尔碰见个人，也认不出前度刘郎今又来。学校还在，修修补补没垮架。挂着养老院的牌子。屋角转过来一人，我向他点点头，他衣衫不整，形容枯槁，眨巴着昏黄的小眼睛盯我半天，才嗫嚅一句：刘眼镜。我也认出他是王仁华，上前拉着他的手问：怎么在这？

　　我命孬啊。那年县医院把我女的病拖重了，我抱出来没车，第二天撵到南充，已没救了。婆娘就给我翻脸，在外边闹离婚，跑球了。我成了墙壁上挂团鱼，四足无靠。他絮絮叨叨。

　　你妹妹呢，他该管你啊。

　　妹子也没良心，说她读书时我不拿钱，害了她一辈子，也不理我。村上才把我送到这儿了。王仁华边说边揉昏花的老眼。

　　＂咬卵匠，吃饭了！＂里屋有人在喊。

　　王仁华木然进去，也不向我道别。

　　我在回路上想，要是我当年不请朋友帮社员拿药，王仁华不接受错误信息，他的结局要好些。要是他不一根筋，听医生的话，老婆不会跑。又一想，要是他支持妹子读书，生活会是另一番样子。但这些设想对老王来说，都毫无实际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