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Ａ君的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只记得那时根本就没有比两层楼再高的住宅了。同在一个院落居住了七、八年，父母都在同一个工厂上班，我们上同一所小学，同一个年级，一同加入少先队，他是大队长，我是小队长（还是副的），虽不在一个班，上学放学都一起来来去去，只是他家是瓦房，我家是草屋。听我父亲曾说过，他上班就是将Ａ君父亲画的那些图上看起来不象“东西”的“东西”变成“东西”。所以那时在Ａ君面前时常都有些“得意”，记得有次Ａ君在我面前炫跃他父亲是什么“工程师”，我便冲口而出：工程师连“托螺”（一种用绳索不停的抽打便可在地上旋转的玩具）都不会做。尽管如此，我曾送过一个“托螺”给Ａ君，因为那时我们经常会趁他家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到他家听“少儿广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电子管收音机在我们十几户人家的院落里只有他家才有。在我们小学将毕业的时侯，文化大革命来了。Ａ君父亲的右手臂上多了一个白色的袖陇，上面清楚地写着“走资派”三个黑字，而且听我父亲讲Ａ君父亲不再画那些图了，和他在一起做“东西”。有天来了一帮戴着红袖陇子的人，在他家翻箱倒柜后带走了好多东西。遗憾的是，那台收音机也被带走了。

　　后来Ａ君父亲手臂上那条白色袖陇没有了。

　　Ａ君则办了“病残”留在了城市，进了我和他父亲同一所工厂。

　　我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到云南与天和地斗了八年。当八年后我回到城里时竟然和Ａ君在同一所工厂相遇，而且同在一个车间。只是Ａ君那时已从厂里的“职大”毕业，坐在车间的办公室里“画图”了，我在机修组当了一名“钳工”。如此的巧合，Ａ君曾给我开玩笑说：“我们都秉承了父业”只是我与Ａ君儿时同住的那个院落早已没有了踪影，他住进了当时在工厂算是最好的新建的两间一厨带阳台的楼房，我的家虽然是连排型的平房，但我却不喜欢Ａ君住的楼房。因为一到夏天，我家门前那棵大黄桷树下，左邻右舍，七大八小总会聚集起一大帮人，东长西短，厂内厂外所有“新闻”均可在此获悉。这一优势Ａ君是无法“拥有”的，所以我不喜欢Ａ君的楼房。既便如此，我和Ａ君的交往虽然不象儿时那样亲密，逢年过节两家的来往还是有的，况且我们同在一个车间，抬头不见低头见。记得有次在街边擦鞋摊去擦鞋，和Ａ君又不期而遇，我赶紧将钱付了，Ａ君却开玩笑说：“我当了主任，一定给你工资升两级”我也开玩笑的回答：“不要升两级了，到那时，你大主任每年给我‘整’个先进，就得了”。

　　事有凑巧，两年后，那次擦鞋时Ａ君的玩笑话应验了一半，他还真就是我们车间的主任了。Ａ君是主任了，Ａ君也比以前忙了，我们以前“逢年过节”的那种交往也慢慢地越来越少了。

　　记得有次工厂要给职工加工资，工厂三年没动“工资”了，人人都翘首盼望，但要加工资的名额是限制的。有天下班一回到家，老婆便唠叨个不停地说，她们车间某人为了加工资都找领导“说聊斋”去了，某人为了加工资都给领导送了“什么好处”。我回答老婆说：“你怕啥呢？Ａ君不是我的主任吗！”我胸有成竹且斩钉截铁地回答老婆。

　　后来车间“公平、公正、公开”的公布了加工资的人名单，没有我。回到家老婆摔盆丢碗地骂我：“好你个傻儿，加班加点有你，攻关捡难有你，加工资没你，还说主任是你哥们，你吹牛去吧……”我心里也忿忿然，低声下气地回答老婆：“吃完饭，我就去找Ａ君……”一吃完饭，我就急匆匆地出了门，在路上还特地买了一包三元五毛的“红梅”烟（平常我抽一元五的“山城”）一到Ａ君家，Ａ君好一阵客气，把我让到他家真皮沙发上落座，又是茶、又是水果，受到Ａ君如此的待遇，心里的“窝火”跑了一半。还没等我开口，Ａ君便对我说：“你不来找我，我也会找你的，你知道不？这次‘调资’我是老鼠钻风箱两头不讨好，在车间讨论‘调资’名单时，‘民管会’代表就明确指出我俩有‘哥们’关系，在说到你的问题时，还叫我回避，你说我还是他妈主任不？”Ａ君说到此，我好感动，为我反叫他受如此委屈，我心里也为他忿忿不平。我赶快拿出“红梅”烟，撕开烟的封口，抽出一支递给Ａ君，他摆了摆手说他“咽炎”发了，不能抽。Ａ君很怜惜似地对我讲：“有我在，你怕啥呢？这次不行，还有下次，况且这次年终‘评先进’我已给你争取了一个‘先进’名额……”我还能说啥呢？我与Ａ君是穿开档裤的哥们，他不帮我是不可能的，一个车间百多人，Ａ君也难呀！想到此心里的憋屈早就变成了对Ａ君的谦意。赶紧起身告辞，Ａ君顺手将茶几上放着的一包“中华”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忙不迭的赶紧接住。

　　后来“先进”奖发下来了，一只好大的搪瓷面盆，在面盆里边的面壁中间印着“奖给先进生产者”几个红色的大字。好长一段时间，每当一用这只面盆时，总感觉欠Ａ君什么来着。

　　好几年过去了，Ａ君早已不在车间了，他从车间主任升到副厂级，后来转到地方政府当了什么局长，事业前程一帆风顺。

　　我也有进步，当了车间钳工班的班长。只是十几年的躬身劳作，背有些伸不直了。那时Ａ君早就不在厂里的家属区住家了，听人说住在一个什么“小区”的一套四室两厅近两百平米的大房子里。我也搬进了厂里自建的一套两室一厅六十几平米的“集资房”。

　　再见着Ａ君是哪一年我忘记了，只记得是在一个叫“静安堂”的殡寓馆，我还是听人说Ａ君老婆不幸遇车祸身亡。谁叫我与Ａ君是“穿开档裤”的哥们呢！赶紧拧了一付“踏花被”急急忙忙赶到那个“静安堂”，在一阵阵哀乐声中见着Ａ君一脸的疲惫，才四十挂零的人，头上已有些许白发。我心里想可能是当局长太累，何况又刚死了老婆，我替Ａ君难过。来奔殇吊唁的人堂里屋外挤挤麻麻的怕有不下两百人，赶紧找个角落坐了。忽听哀乐声嘎然而止，听什么人说了一句“请亲人至悼辞”不一会儿就听见一男中音从灵堂里悲悲切切的传了出来“……、妻君与我从小亲梅竹马，从同学到朋友、从朋友到妻君，近二十载患难与共，不弃不离……”此刻，我正替Ａ君好难过时，身傍不知哪来的两“混小子”竟窃窃私语胡言八道说“好福气呀，中年男人‘升官、发财、死老婆的三大好事’都被我们局座遇到了”如果不是在那样的场景下，我肯定要扇那两人一耳光，世上竟有如此邪说。

　　后来，不知是那俩“混小子”的邪说应验了呢或是其它什么原因。听人说Ａ君半年后有了新爱，小他二十岁，并已升任正厅级。再后来见到Ａ君，却是在监狱。我还是听人说因为Ａ君收受他人钱财一百多万鎯铛入狱。我急急忙忙赶去看他，见Ａ君已是满头白发，面目全非。一刻钟的会见，匆匆而过，狱警提醒说时间到了，我赶紧将两条“红梅”烟递给Ａ君，叫他多“保重”，Ａ君却回答我说“那次加工资有决定权的……”

　　看着Ａ君满脸的泪水，我哪里还想得起加工资那事，只想得起他家被“红卫兵”拿走的那台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