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１２０万字记载汶川八级大地震全县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大史书，年底必须送进厂里印刷，春天要在全县举行首发。为了安全起见，进厂前，县志办的主任、主编特意将写县长的小传，交给副主任、副主编陈虎再看一次。陈虎知道，其他错可以出，但县长的小传里面绝对不能出错。他认真看了下去，突然发现了一个惊天大错。改还是不改？这小传主编反复看过，请的每月支付很大一笔钱的专家更是打电话与县长核实过。他想了半天，决定不改，有意放过这个错别字。他觉得，县长或许应该在这历史书上出这个丑。

　　他在内心想，这样对县长是否是不公正？县长对全县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想起县长对他的两次伤害，他一下坚定了不改这个错的决心。

　　陈虎觉得，县长真的不应该对他们一个集体进行了那么大的一次伤害，而他们为县上立了大功。

　　大地震发生后，陈虎在地震后的二十天就敏锐地感觉到，这几千年一遇的大地震，从中央到省市，再到省内外、海内外，那么多支援抗震救灾与重建的人和事，必须记载下来。于是他给主编说编写一本书。主编再给县长说，县长说，好！

　　于是，陈虎一个人写了提纲。

　　陈虎再用了两个月，五月地震，七月他就编写起了初稿。他都记不起熬了多少夜了，只是记得腰上的骨头坐得很痛，好多次都感觉坚持不下去了。七月中旬得到中央一史志专家亲莅防震棚的专门指点，又进行了修改，九月底就在北京一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尽管是自己办的书号。里面三百多张真实撼人的照片，四十多万字激情的记载文字，让人看了无不流泪。

　　在四川是第一个出版。

　　第一个出版的好处是什么？陈虎记得海尔老总说的一句话，速度就是效益。这部书还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省党建杂志一位记者，带了这本书去广州开会，一老板从书上看到灾情这么严重，马上决定捐款。一个月后，他就带人来为这个县捐了１３。５万元。而县长批给县志办印刷此书的钱，总共才８万元。

　　台湾一大庙，在一镇上帮助重建了一所医院与小学，花了３１００万元。这本书当然作了记载。台湾的高僧看了，要了几十本回去。不久，就组织了一个１６０人的居士队来镇上参观重建的医院与小学。后来，台湾的大庙又增加投资２０００多万元。医院院长感动地说，陈虎他们编的那本书，至少帮助他们多引来了台湾５００万元以上的资金。

　　陈虎听了，十分欣慰。知识就是力量，点子就是财富。

　　陈虎对主编说，应该与县长要４万元钱，奖励那些为这本书作出贡献的人。因为这本书的图片，涉及县摄影家协会的十几个会员。没有他们提供那些一线的真实图片，这本书肯定编不出来。而摄影家们，都是自费租车去各乡镇受灾点拍摄的，有些人还受了伤，自然要付稿费。４０多万文字，那可是从５００多万字的材料中编选出来的，里面有几十位作者，特别还有县作家协会的几十位作家，还有北京的一些家乡名流的作品。另外还有宣传部一帮记者的文字与图片。陈虎所以觉得要奖励大家，当初他组稿时，就说过县政府肯定会支付稿费。按照《着作权法》，当然要支付稿费。

　　但是在一年的时间里，主编与陈虎给县长打了三次报告，县长都没有批，理由是大家都是国家干部，那是应该做的。

　　陈虎觉得县长真的伤了他的心。因为在这本注定会流传下去的资料里，他以他的智慧，为县长澄清了一个冤案。地震后的十几天里，大家都见不着县长，以为他躲起来了。其实是到处都需要县长，哪里那么容易见着他？所以陈虎灵机一动，就让县长的秘书，把县长从地震开始的工作日志，在一个月内做了些什么，都在书里进行了记载公布。从县长的工作日志中可以看出，地震后的一个星期，他都在召集县内各单位开紧急会议：交通局、建设局、公安局、供电局、财政局、农业局等，都是在做天大的事。从日志上可以看出，县长经常在早晨的二点、四点开会，他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睡觉，只能在来去的车上眯一会儿。

　　陈虎想，可能他的有心，也没得到县长的在意。

　　主编和陈虎要不着那４万元，没有办法，只有靠私人关系，在一个局的局长那要了四桌酒宴，给有关作者召开了一个研讨会，算是对此事有个交待。因为县志办是县政府最弱势的单位，一二十年间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也要不着钱。这叫花子一样的研讨会，让陈虎感觉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县长不应该论功行赏吗？县长不知道《着作权法》，不应该尊重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吗？

　　两三年后，县内的许多摄影家与作家，见着陈虎的面，便与他要稿费，弄得陈虎苦不堪言。

　　陈虎觉得县长还对他进行了一次伤害。

　　外省援建这个县，在要结束时，那边的省作家协会，派了一位女作家，写援建的报告文学。那位女作家在一年内飞了三次，来时都受到了隆重的接待。陈虎算了一下，至少花了二万元。县里重建的报告文学，省作家协会却指定由陈虎写，因为陈虎是本县一位略有名气的省作家协会会员。陈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出了二万字的报告文学。送给县长审，还根据他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两本书，外省女作家写援建的报告文学，收在《国家行动》中；陈虎写的反映这个县的重建报告文学，收在《四川回答世界》。陈虎只在宣传部报销了６００元的租车费。

　　这样重头的书出版后，陈虎按照省作家协会的意思，给县长打报告，希望县里购买数十套赠送有关领导。重建资金有三百亿，再差也不差这几千块钱。

　　县长没有对他的报告有任何回复。

　　年底了，陈虎眼巴巴地盼望县长能为他的这报告文学，奖励二千块钱，信用卡上透支的钱又在被银行催了。因为其他极重灾县的作家的报告文学，都得到了很大的奖励。县长根本就忘记了这事。

　　陈虎想，既然如此，他只好跟县长要这奖励了。

　　陈虎给县长写了一封信，说他为县上这些年所作的贡献，特别是那本是他第一个想到的点子编写了书记载了县内各方面特别让台湾人多增加了上千万投资的书与这篇报告文学，希望县长奖励他。而奖励他的方式，就是在这年关，请县长为县作家协会拔一万元钱。其他县的县作家协会，虽然是群团组织，但县财政每年都有１０－２０万元的拔款。陈虎打了几年的报告要求县财政支持，一分也没批。陈虎要这一万元，一半用于长期没人资助的县作家协会开个年会；另外一半，则是报销他为县作家协会这四年多垫支的五六千元钱。陈虎是县作协的常务副主席，负责日常工作。迎来送往的，买书的，其他兄弟县成立作家协会送礼的等等，他垫了这些钱。可气的是他的工资与奖金全交老婆，为支付这些，他私人去办了个信用卡来垫支，有一天银行催他还透支的款竟然一天之内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手机、办公室电话、家里电话都打了，让他怒不可遏。陈虎觉得，中国的文化人是世界上最悲哀的小人物之一。

　　但是县长也没有给他批复。他觉得自己真丢脸，花了那么大勇气去要钱，还是没要到。

　　陈虎在内心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县长，为全县人民把家当得真好；文化人为他作贡献，他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文化人跟他要奖励，那是不合规矩的，一分也不给。中国人只知道索取而不是付出，并不是在普通群众中；领导中，可能有这种意识的人更多。

　　这种伤害在陈虎的内心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一年前他就气愤地说，再不会为县长这样的领导奉献激情与智慧了。县长奖惩不分明，自己的热脸一次次贴在县长的冷屁股上，人家还根本不领情。自己根本不值得。

　　这就是陈虎为什么决定放过这个大错的原因。

　　陈虎看完县长的小传后，一个字也没改，交给了主编。主编说：“你认真看过没有？”

　　他说：“看过了。”

　　“怎么会没看出一个错？”

　　“有你主编和请的负责总纂的同志认真审读，你们是那么大的专家，都没看出错，我怎么可能看出错？”

　　“啥错都出得，县长的小传里千万出不得错，后果你是知道的。”

　　陈虎差点就要说出那个错了，但是他一咬牙，说：“以我的水平，没看出错。”

　　主编说：“好。这样我就放心了。那就送厂印刷。”

　　他说：“好。”

　　书号仍然是在北京买的。两个月后，这本１２０万字的大史书在花费了县财政几十万元印刷费后，出来了。由于八级大地震是唯一的，此书注定在以后的一二千年内，都会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

　　陈虎极关心县长小传的那处错误。他去看了看，还在。他出了一口长气，心里虽然有些歉意，但也有些爽快。

　　县志办主编十分高兴，他感觉自己为全县，特别是为领导做了件大好事。所以，他把这本大史书，给援建省寄了两百本过去，给北京的许多图书馆寄了些去，给每一个省的图书馆寄了，给许多重要的大学图书馆也寄了，海外还寄了些去。总之，能够炫耀的地方，他都寄了。

　　一个月后，县上为这本书举行了隆重的发行仪式。因为历史上都是县长修志，县长在这本书里当的是总编，所以他额上放光神采奕奕地主持了会议，亲自将这本反映有他功绩的大史书，一本一本地送给了外地的客人。

　　下星期一，县长的秘书打电话，让主编与副主编陈虎到县长办公室去一趟。主编一边走，一边高兴地说：“肯定是给我们批钱，奖励大家。”

　　陈虎说：“但愿是。”

　　两人一进县长办公室，县长就拍着桌子指着面前的书大骂：“你两个安的什么心？为什么要让我历史上出这么大个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