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日持久的秋老虎虽然在前几天已经退去，但气温略一回升，仍颇感闷热。晚饭后，便不知不觉漫步到新安江大桥上。这座几年前竣工的桔红色的拱型钢架斜拉桥把桥南桥北连成了一体，圆了两岸人们多年的梦想。同时它也结束了在这里摆渡过江的悠久历史。

　　桥上空气凉爽，清新；桥下江水汨汨流淌；两岸楼房灯火辉煌。宽阔的桥面上虽不像盛夏那样游人如织、摩肩接踵，却也还有不少人前来散步乘凉。我一边欣赏着新安江的夜景，一边缓缓向桥中间踱去，行人渐渐稀少。忽然眼前出现一位老太太，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沿着人行道从对面慢慢走来，似乎有些眼熟。走近后我定睛一看，这不正是以前开渡船的老船工吗，只是岁月把她变得苍老了：身架高大但已有点弯曲，脸上爬满了皱纹，头发也花白了。我站定了迎着她说：“老人家，出来走走啊？”

　　老人也停住了，面带疑惑地回答：“嗯，出来走走。”

　　“老人家，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您以前是开渡船的吧？”我笑着问。

　　“是的是的。”老人释然了，也笑着说：“过渡的人多，我都记不得了。”

　　我说：“我坐过您的渡船。您现在已经退休了吧？”

　　“早几年就退休了，不退休现在也没有渡船开了，这大桥造好了啊。”老人笑着说。

　　“是啊，过桥比过渡要方便多了。您老也该享享清福了。”我说。

　　“是的。只是闲下来没事干也难受，现在帮助媳妇带带孙子。”

　　老人笑着告别走了。我望着老人的背影，回忆起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我舅舅在外地工作。那年出差路过这里，顺便玩了两天。因急着要赶回去，便托我到对岸的火车站买张第二天的火车票。

　　我走下北岸高高的宽阔的码头台阶，买了四分钱一张的渡船票，跨上了渡船。这是一艘木制的机动渡船，每天穿梭似地运载着两岸过往的行人。船上人不多，还要等待。我依着船舷的铁栏杆，看见站在船头上的是一位年近五十而身板硬朗的妇女。我记得六、七十年代，这些妇女摆渡时还吃力地摇着橹；可如今，一个神气地坐在船尾的驾驶室里，一个傲然挺立在船头，真有些今非昔比、鸟枪换炮的味道。

　　上船的人越来越多了。有身穿工作服，脚着翻毛皮鞋的工人；有留着长头发，蓄着小胡子的小伙子；还有衣着入时，光彩夺目的年轻姑娘。然而更多的是挑着空罗担的小贩。这些小贩都是乘昨晚的火车从邻县来贩卖鱼肉禽蛋，蔬菜瓜果的农民，今天上午卖完后，乘中午唯一的一班火车赶回去。别小看了这些贩子，他们供应了县城居民副食品的一半以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县里曾派人到火车站去堵过，可是贩子堵回去了，城里的人也没有菜吃了。

　　渐渐地，人们把船舱站满了。按理说，应该开船了。上船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恐怕二十分钟都有了。现在可不是夏天，不需要在这里乘凉；现在是冬天，冷嗖嗖的寒风正在光顾我的皮肤。我也不是个闲极无聊的人，何况还要去买火车票呢！

　　怎么还不开船？这老太婆手里捏着缆绳头就是不肯解开。她朝上望着什么？噢，码头上急急下来一个人，挑着担空萝筐，是小贩。这死老太婆，难道还得等到所有的小贩都上来再开船不成？莫非她认识这小贩？她从这小贩手中捞到过什么好处？比如说卖点便宜货给她，很有可能。现在这种事很多，干什么全凭关系。总之这老太婆可恶，无可救药地可恶。但也无可奈何，权，小小的权——缆绳头，掌握在人家手里。忍耐点吧，无非是多呆几分钟。既来之则安之，何必为这点小事伤脑筋。“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怎么把这座右铭给忘了？

　　当跑得气喘嘘嘘的小贩跨上渡船挤进人群中时，缆绳迅速解开，渡船就在柴油机“突突突”声中离开了岸边。

　　第二天中午，不只是送别宴上多喝了几杯酒，还是忘了看手表，临离家时，离火车发车时间已不到一小时了。舅舅和全家都急了，妈妈忙叫我拎着舅舅的旅行包，我和舅舅俩急匆匆向渡口赶去。一路上，我心想，如果那老船工能像昨天等小贩一样多等一下就好了。当我们满头大汗出现在码头上时，渡船正在解缆绳，柴油机“突突突”地响起来了。我心急如焚，向渡船大声疾呼：“等一等！”同时两人碎步急下台阶。一边跑一边不时抬头张望渡船。只见船头那老船工将已解开的缆绳急忙又套回铁桩上，用手死死拉住，将船缓缓靠回岸边。舅舅一脚跨上渡船后，被老船工一把扶住，说声：“站稳。”我也同时把舅舅的旅行包往船上一放。缆绳又被一双粗糙的手迅速地解开了，渡船在一直未熄灭的柴油机声中离岸远去。

　　我总算松了口气。我向站在渡船上渐渐远去的舅舅挥着手，眼睛却感激地望着那站在船头的老船工——那昨天曾被我在心里咒为“死老太婆”的人。直到渡口卖票的人催我补买渡船票时，我才回过头来。

　　回忆结束了，那老船工和小孙子也走远了。我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也慢慢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