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项政策好。政治环境、民主空气、生活氛围都好。给人最大的感觉是敢于说话、畅所欲言，实话是实说、直来直去。那个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与现在截然不同。那可是睁着大眼说瞎话，口是心非唱高调，饿着肚皮喊口号的年代。

　　１９６１年，我时读高三，临近毕业，即将参加高考，心中却着实不是个滋味。时逢三年自然灾害，更有人为的因素在内。一天几两粮食，连肚皮也难以填饱，哪有心思和精力去读书？为了生计，学校时不时长期放假，致使学业荒废；当时，感到一股股晦气、丧气、怨气堵心。

　　班上有位姓信同学，年龄略小，聪明机灵，逗人喜欢；因个头小，排位在全班最前列。记忆中，他学习刻苦、用功，每次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但性格直爽，爱讲实话，甚至发个牢骚怪话什么的。

　　当时，他在同学间传播着几句潜意诗。也不知他从哪里听来、而又决不是当时报纸、广播中所听到的；估计肯定也不是他创编，相信他还没那个能力。其诗是：“一天三个鸡（饥），每顿八（扒）碗菜；烧酒二壶（二乎），稀饭五（无）碗。”其内容按潜意，很复合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客观状况。可在那个政治敏感性极强的非常时期，说了真话，那可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传来传去，传到那些“积极、进步”的同学耳中，渐而反映到学校领导那里。此事顿时惊动了全校上下，犹如一颗定时炸弹被发现似地。学校针对其人其事，曾组织过几场专题讨论、批判；大会批，小会斗，翻翻复复，没完没了。批斗，理应对思想而言，但却有个别学生动手动脚，弄得这个同学几乎不能应付；他开始还是坚持辩论，列举事实，据理力争，可最终经不住各种打击和压力，不得不低下他那昂着的头。

　　这位同学，尽管说的头头是道、列举例证清楚、确凿；多数同学只能从心里同情，但始终没人敢帮他一腔。因为这关系到是非原则、立场、界线问题；再说，在那种情况下，谁会去犯傻呢？

　　以后，经学校研究决定，以思想落后，政治不合格为由，不准予毕业。就这样，他被送回家乡实行劳动改造。再以后，因路途远、时间长久，加上各种客观原因和局限，至今四十多年，再也没有机会和这位同学见面。有传，打那以后，他一直在家老实务农，别无出路；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日子过得很拮据，心情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笔者窃以为，象这位同学，在那特别时期，因敢于讲真话、实话而受到不公正待遇，化为历史悲剧的牺牲品，类此，又岂止一人？更何尝是个思想尚未成熟的孩子、学生！在那不正常年代，惨遭不正常对待，造成一生的痛苦、磨难和遗憾。

　　老同学的遭遇是悲惨的，也是无奈的。是天灾？还是人祸？是其性格决定命运？是政治牺牲品？是说了实话害了自己？是年轻、幼稚、好奇，受到不公正对待和处理的冤假错案？或许……

　　作为他的同学，我实在难以说清，更不能盲目下结论。对于他的悲剧结果，真是伤透了脑筋也想不通啊！也仅仅只有同情、可怜的份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