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五月，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把西杨家营村搞得乌烟瘴气。那时西杨家营村成立了“造反团”、“文化革命委员会”、“九。三红卫”、“红卫兵联合指挥部”、“青年战斗队”、“燎原战斗队”、“回马枪战斗队”等所谓的革命造反组织。特别是有的“造反派”头头儿，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都想把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拉进他们的组织。学校的个别教师也在村里乱插手，拉帮结派、挑拨事端、都说自己是“革命派”，对方是“保皇派”。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名，争权夺势、煽动群众、打倒一切，是凡当过干部的，不管是大队长、大队书记，还是生产队长、生产队会计以及小学的校长、主任，一概都要揪出来让他们“靠边站”并把他们“斗倒、斗臭”，后来发展到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这一拨儿，不管过去结论如何，都逃不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劫。尽管党中央也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而“打、砸、抢、抄、抓”事件却不断发生。尤其是一些不明真相的小学生，在个别人的煽动下，只知“造反有理”，谁还管什么对与错？他们抱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对村里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五类”开始施以暴力行动，这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五类”有的被吊上房梁，有的开始燕儿飞（人站在板凳上，低头弯腰两臂从后边向上举起），有的钻桌子（中间放一张办公桌，让所谓的“走资派”或“五类分子”从桌子底下钻，两边站着“造反派”，到这边踢一脚，让他往那边钻，到那边，那边也踢一脚，让他往这边钻，反反复复，无止无休，把人踢得鼻青脸肿，汗水淋漓）。有的被造反派用镐柄、锄钩子把胳膊、腿打伤。由于忍受不了这种种摧残，有的跳井寻短见、有的上吊而死、有的服毒自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当时，西杨家营村有个“农中”班，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在社会的影响下，他们也卷入了村里的“文革”运动，参加了不同的造反派组织，甚至有的学生被“造反组织”重用成了骨干。课也不上，只知造反、整人，两名农中教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们怕这些青年人被这股“洪流”越卷越深，不能自拔。想出了一个挽救的办法，集体到柏各庄农场参加劳动，搞勤工俭学，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和几个班干部一商量还都愿意。于是，每人做了一个红挎包，上边印着“为人民服务”，里边装着“毛选”四卷，带着行李，朝气蓬勃的来到柏各庄农场五分场六队，一干就是几个月，使这些学生与造反派组织失去了联系，脱离了这场混战，没有受到这种“极左思潮”的侵蚀。所以，后来揪“打砸抢”三种人时，这些青年学生一个也没挨上。

　　虽说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可他们在柏各庄农场劳动时，出现的一段小故事，至今还常被人当做笑话提起：一天晚上，收工回来到宿舍后，有个女同学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来，有几个同学立即跑到医务室去叫医生，说：“我们ＸＸ宿舍有个同学病了，您快去给看看吧”。医生说：“知道了，马上就去”。一会儿，厂医挎着诊包，来到学生的宿舍。进门一看，只见初一学生林文臣在铺上躺着呢，医生问：“你哪儿不舒服啊？”林文臣说：“躺着舒服。”医生一听来气了，说：“躺着舒服你就躺着吧。”扭头就回医务室去了。找医生的同学们等呀等，等了半天也不见医生来，肚子疼的同学疼得直冒汗。于是他们又到医务室去，说：“医生，咋还不去？人病得受不了了。”医生说：“那小伙说躺着舒服吗？让他躺着去吧。”同学们一听说：“这个病号是个女同学”。这时，厂医一拍大腿说：“嗨，是我走错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