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７月的一天正值午饭时间，我刚准备到食堂就餐，突然接到局里组织部门来电：“是起重机械厂张厂长吗？请你以及你们厂党委马书记立即到局里来，局党委要找你们俩谈话。”

　　电话就是命令，我们哪敢怠慢，厂里的小车倒是有三四辆，可驾驶员也正在吃饭呢。“打的去吧。”我约同马书记火速叫上出租车向九公里外的局机关奔驰而去。途径桐泾路与干将路的四岔路口时，出租车遭遇红灯，再仔细观察发现竟然四面都是红灯，足足等了十五分钟，总算有中央领导的车队通过了路口，我们于是才被放行。

　　到了机关，就有纪委王副书记代表局党委向我和马书记宣布：“鉴于张厂长上任以来，起重机械厂经济指标全面大滑坡，另外，起重厂已经存在隐亏……所以经研究决定，免去张厂长兼任的起重机械厂厂长、叉车总厂厂长以及锻压厂厂长、书记职务。张厂长需要调整一下，明天起就暂时到局里来上班吧。”

　　“请问，所谓的经济指标大滑坡指的是什么？”我十分不解：“按照企业财务报表显示，自从我接任以来，起重厂的销售收入和货款回笼分别上升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三，利润也没有负增长。财务报表既不是我做的，也不会造假啊！至于这隐亏么……”我欲言又止。

　　“我也替张厂长感到不平！”组织部吴部长推门进来，不酸不甜地插了这一句话。

　　其实，让我兼任起重机械厂厂长和叉车总厂厂长也是一个偶然。那时恰逢上级组织下达调令，要调动仪表元件厂蔡厂长任机械控股公司（即机械局）副总，机械局就下文调动起重厂冯厂长去接替蔡厂长任仪表元件厂厂长，可是这起重厂接替冯厂长的人选一时半会儿就是寻觅不到，因此也就一直耽搁着蔡厂长的升任到位。

　　局党委葛书记为了这个纠结，带着组织部门小徐再次赶到起重厂找冯厂长追问：“你们这么个大厂，现职厂级干部及后备干部这么多，难道就找不出一个可以接替你当厂长的？无论如何，你的接替人要由你自己推荐出来！”

　　冯厂长也不含糊：“我们现职厂级领导包括党委正副书记、包括后备干部，都不适合接替我当厂长！如果一定要我推荐，也是近在眼前，打开我们起重厂侧门，隔壁锻压厂张厂长过来兼任起重厂厂长正合适，天时地利人和么。”葛书记眼睛一亮，转身就到隔壁找我初步敲定了此事。

　　冯厂长做离任审计时，他已经知道隐亏不小了，他为此还特地与我商议：“我想动用三、四十万元以往年度的预提工资做填补，否则利润帐就做不平了。”实际上，冯厂长为了轧平损益总共动用了九十二万元预提工资做填补。我之所以认同冯厂长这么做并且不在乎人家将隐亏套到我的头上，当然就有念到老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因素在内，无需辩白的。

　　实事求是地说，我在起重厂工作时是认真负责的，由于还兼任着锻压厂的领导工作且锻压厂还正在实施从城区搬迁到农村去的关键角力阶段，我因此每天早七点之前到单位、晚七点之后离开单位，我对工作是全身心投入的。

　　可我为啥就不得人心而被解除了职务呢？这里面就有一个是非曲直的理念判别问题了。

　　上任到职当天，局里一把手张局长陪我在中层以上干部会上宣布我的任职文件。按照惯例，我得在会上作短暂的表态发言，我说：“我会在一周之内分别找全体中层干部单独面谈一次，请各位做好准备，我要听听各位的管理思想是什么。”我为此也介绍了我的管理理念：“高度概括就是两个字‘简单’，即简单的事情不要搞复杂了、复杂的事情搞简单一些！”

　　我说完之后，明显感觉得到张局长对我的说道是心有不满的，因为事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抨击：“这么大个厂子，岂是简单二字就能治理好的！”殊不知，我的这个理念在报刊上发表后还得到了征文获奖。

　　我上任不久，局里向辖下所有企业下达指标率在全市先实施国企裁员，局里规定首批下岗工人的待遇是每月只发一百六八元生活费。裁员的计划我奉旨执行了，相关职工如果对我有意见我不推脱，因为挥舞砍刀的直接操作者毕竟是我。不过，每月一百六八元生活费的标准我没有照办，因为根据企业实力，我决定给每位下岗工人先上浮两级工资，而后再实施下岗，这样一来，局领导难免会对我有所成见，我甘愿自作自受。

　　在我约谈中层干部之后，四十多位中层被我削减到二十名，我知道我因此树立了许多对立面，但我深知要想改造国企陈规陋习没有壮士断臂的气魄谈何容易。

　　那时候，锻压厂搬迁紧锣密鼓进行到关键时刻，隔年三月底之前是否能按期搬迁完毕还难以看出端倪。张局长着急了，他赶到起重厂约我谈话：“从明天起，每天早晨至下午四点你都到锻压厂上班，起重厂工作交由马书记代理，每天下午四点以后你再回到起重厂听马书记回报。”

　　我实话实说：“干嘛那么麻烦，你叫马书记直接干厂长不就结了？否则，我刚到这里，还得抓紧了安排明年发展规划呢。锻压厂有我安排的林泉同志在代理主持搬迁工作，我在与不在结果一样的。”

　　张局长退了一步：“你不去锻压厂办公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你确保明年按期搬迁到位。你能保证吗？”

　　“我保证不打错牌！”我拐着弯表态也是实属无奈，因为方方面面的潜规则不是我事先能够左右逢源做得了主的：“我保证不发生主观过错！”

　　张局长火了，暴跳如雷般地火了。但他并没有立即拿我开刀，因为他指着我按期完成他与市长签约的锻压厂搬迁完毕的责任状呢，他当时就亲口说：“现在若不是你，换了我来也完成不了这搬迁任务。”

　　不谢天不谢地，只因我们很努力，锻压厂终于如期合格完成搬迁任务。此时也巧，张局长通过官场运作成功调到上海就职副厅级岗位。有人慰藉我说：“本来是时候要收拾你的人走了，你暂时无忧了。”

　　可是此话差矣，张局长调走后很长一段时期，局里高层开会他都是被当作特别高参逢请必到的，因此张的理念还在本系统显而易见地处于主导局面的地位。

　　局里不久就背着我暗地里派遣娄副局长到我的属下各个部门做地下工作，娄的进入，我们内部一位有着与娄局相同头衔——市政协委员的早已退了二线的郭副厂长是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的。一周之后娄与我见面说：“我到底下摸过情况了，经济指标下滑。”我问他是否看过厂里正式财务报表，他说不用看了，因为他已经听过职工反映了。我说你不看报表就是胡说，他反击说好坏他是副局长我不该不尊重他。

　　紧接着，早年曾在起重厂当过党委书记的老史同志据他自己称是受了王局长授意来找我的，史说：“我来帮你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我来帮你掌舵吧！”我严词谢绝：“我是绝不做傀儡的！”事后我分析，王局长可能是想暗中支撑我的，只是王又缺乏胆气、事后绝口否认是他授意老史出山的。

　　局里曹副总经理也来过了，局里总工程师等人一拨走了一波来，犹如调龙灯似的。直至最后，娄局长的胡说八道终于成了局党委的结论：起重厂经济指标大滑坡，厂长应该易人。

　　若干年以后，当事的领导每每谈及此事都劝勉我说：“起重厂的事情过去就过去吧……”只有王局长单独找我谈心：“你还不满五十岁吧？不到五十岁机会还多。”过后又一次，王局长对我说：“这一次局里要实施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我提议由来你牵头，党委开会也是很不容易地一致通过了。”

　　再若干年以后，王局长退休了，王对我的同僚弟兄们说：“有机会的话，我得告诉张厂长内幕，即当时局领导对他的评价。”

　　我听了转告之后莞尔一笑：“领导的评价还是我自己来说吧，我这个人干苦差事急难事让领导非常放心；只是我这个人让领导难以驾驭又难免使领导‘让我欢喜让我忧’。”

　　“是的、是的！王局长就是这个意思。”转告的弟兄对我的说道拊掌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