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妹接到城里来的电报时正在地里汗流浃背地干活。乡邮员大声喊雨妹的名字，她立时三刻变了脸色：一定是治国打来的！什么事这么急？因为新婚不久的丈夫治国去大城市打工还不到一个月，只来过一封信，说是刚到，还没正式找到活儿干，等安顿以后再来信。还劝雨妹不要挂念，也不用回信，省点钱。怎么会突然来电报呢？莫不是得了大病？她拆电报的手止不住颤抖，今天早上起来她一直觉得右眼皮跳，怕是凶兆。一看电报，却是同乡大宝打来的，说治国出了工伤，让雨妹火速前往，——果然是坏消息。

　　雨妹后悔不已，当初就不该放治国走。可治国说为办婚事盖了房借了债，只有出去，才能多挣点钱。现在倒好，还不上债不说，治伤又要花一大笔钱，耽误了田里工夫还要搭上钱。雨妹也不是那种把钱看得很重的人，她更心痛的是治国的身体。

　　从未离开过家乡的雨妹心急火燎，匆匆打点行装，向治国的兄弟爱国借了点钱，星夜兼程赶往治国打工的城市。一路上搭汽车赶火车吃面包充饥，用了两天一夜总算到了。

　　出了火车站，雨妹没了方向，黑压压到处都是人群，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雨妹拿着电报东问西问，先问警察，上了公共汽车后又问司机，下了车再问行人，再摆渡过江，走了好多冤枉路，费了不少周折，总算找到了治国打工的那家工厂——一家修船厂。

　　厂门口站岗的见蓬头垢面、一身乡下打扮的雨妹急匆匆要往里闯，忙拦住她。雨妹急得眼泪也流出来了，幸好旁边一间接待室里出来了一个接待人员，听说雨妹是治国的家属，倒挺客气，很快打电话告诉了厂领导。一会儿，便有人来把雨妹接到厂会议室，高档水果点心摆了一大堆，拿雨妹当贵宾。来了好几个干部摸样的人，一一同雨妹握手，自我介绍。雨妹从未受到过这么高规格的招待，但她一点也没有受宠若惊，只是觉得诧异，担心，甚至感到胸口一阵阵发凉：莫非治国伤得很严重？

　　雨妹急切地问：治国在哪？伤得咋样？要不要紧？是不是在抢救？有没有生命危险？我要马上见到他！

　　领导们说：别着急别着急，你先坐下歇歇，长途跋涉很劳累，既来之则安之。

　　雨妹说，人没见到，咋能不急？

　　领导说，先吃饭先吃饭，这事还真不能急。人会让你见的，待会儿马上带你去。

　　雨妹虽然两天一夜没好好吃过一顿饭，睡过一个觉，却一点也不想休息。她顿生疑虑，她一定要先知道治国究竟怎么了，要马上去见他，连一口水也不肯喝。

　　一个领导和蔼可亲地说，你坐下，听我们慢慢说：治国不小心从十多米高处跌入船舱里，伤势严重，正在医院抢救，目前处于隔离状态，家属暂时不能去探望。

　　雨妹的心口像重重挨了一记，她说，不管隔离不隔离，我要先去医院，哪怕能见到医生问问情况也好，我得知道伤在哪里，致不致命。领导们面面相觑，无人回答。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大高个的领导用十分低沉和缓的语气对雨妹说，你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治国的情况非常严重，非常危险。

　　雨妹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说，还有救吗？你们别瞒我！只要有救，哪怕卖房子卖家当借债，哪怕落下了残疾一辈子养着。你们快说实话！雨妹急得流下了眼泪。

　　高个子领导眼睛不看雨妹而看着地面，用低沉的语气说，治国摔下来以后，当时就不行了，在送到医院以前已经没气了。

　　雨妹一下子晕了过去。等她醒来，已经躺在安静舒适、四处一片白的厂招待所里。　陪着雨妹的是一个女青年，她叫来了人，雨妹一看，是认得的，就是当初去村里带治国出来打工的那个矮胖个儿眯缝眼包工头老钱。雨妹不相信治国真的已经离开了人世，她哀哀地用企盼的眼光对包工头说，治国呢？治国跟你走的，你把他还我！

　　眯缝着眼的老钱脸上闪过一丝不容察觉的紧张，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做出痛苦悲伤的样子，用袖子抹了抹眼珠子，说：人死不能复生，我哪还得出啊。雨妹你想开一点，自己多保重身体。

　　老钱拿出一个纸包，一脸哀伤的表情，说：谁让我们是乡亲呢？我不会看着你不管，这是我的一千块钱，你先拿着花，出门在外，没钱不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等事故调查完了，修船厂总得赔几万元。他还说，大妹子你有什么难处尽管找我。

　　雨妹说，人没了，钱有什么用？我也不想白要你的钱。这事儿要是跟你无关，钱我会以后会还你的。我要知道治国是怎么摔下去的？他一向稳当，年纪轻轻结结实实，好好的，怎么会摔下去的？再说，在离地几十米的地方干活，爬那么高，你们施工队总该有个防人掉下去的法子吧？

　　钱包工说，当时我没在场，我也不知道。不过保险带我都发给他们的，每次都叫他们系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许是治国自己不当心，保险带没系稳妥吧。

　　雨妹不相信。雨妹虽没见过大世面，可读过书，脑子不笨。她跟治国都是“抓纲治国”那年生的，还是小学同学，青梅竹马，了解秉性。治国平时心挺细的，从不楞头楞脑毛手毛脚。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治国会稀里糊涂连根安全带也不系。她想，我得弄清楚治国究竟是怎么死的。她硬撑着坐起来，说要去出事的地方看看。

　　钱包工说，好好，你要去看也行，就由着你。不过你也看不出什么的。反正上头会派人来调查的。

　　雨妹随钱包工来到修船厂，老钱指给她看又大又长又深的船坞，说治国就是站在那上面搭着脚手架的地方干活的。雨妹走到脚手架上往下看，好高啊，就像站到了家乡的山崖峭壁上，从这里摔下去，哪还有活路？雨妹看见有很多工人们在忙着干活。见有人从脚手架上下来，雨妹逮住一个就问一个：治国是怎么会摔下去的？可他们一个个却都摇头说不知道，没看清。有的说当晚不在场，有的说光顾了干活没注意，有的欲言却止。脚手架上的工人们纷纷对雨妹投来同情的目光。

　　雨妹看见了同乡大宝，像见了救命稻草，急忙问他。大宝说，出事当时是晚上九点多，周围灯光很暗，看不太清。只听很响的一声，然后有人叫，有人摔下去了！大宝便赶紧拉了旁边的人跑下去救人，抬上来才知道是治国。抬治国上救护车去医院时，只见他昏迷不醒，身上满是血迹，腰里还拖着根断了的保险带。雨妹想再问，也问不出名堂，便要求去医院看治国。

　　大宝便要求厂领导派车陪雨妹去医院。

　　治国被白布盖着静静地躺在太平间，孤零零的，一动不动，再也听不见雨妹的声音了。她觉得治国好像没闭眼，似乎想告诉自己什么，可雨妹什么也不可能听到了，治国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雨妹哭得昏天黑地，被护工们好容易才拽了出来，她瘫坐在车上，不知什么时候回到的招待所。

　　雨妹在招待所住了三天，焦急不安地等待着联合调查组的结论。她想起了年迈的婆婆和卧床不起的父亲，她牵挂家里的猪和鸡鸭，还有那一亩三分承包地，可雨妹不能回去，她要等治国的事了结了才能走。

　　乡下那头见雨妹没回去，很不放心，因为雨妹已怀着三个月的身孕。哥哥雷生和小叔子爱国也到城里来了。于是他们一起陪雨妹去找修船厂的领导。

　　厂领导们很忙，等着要接待的人很多，一批一批地进去出来，好不容易轮到雨妹。领导很和气地接待了雨妹他们，给他们看合同。合同上写着，甲方将工程发包给乙方，乙方负责完成船舶的涂装工程，安全由乙方自己负责，如出任何事故均由乙方自行解决，甲方概不负责。甲方是修船厂，一次性付给已方工程劳务费。雨妹看到已方负责人一栏里赫然签着老钱的名字。修船厂领导说，死亡事故调查结论出来后，如果不是治国自己的责任，雨妹就该从老钱那里获得赔偿金。修船厂已经尽了道义上的责任，而事故赔偿跟他们是没什么关系的。

　　雨妹这才觉得自己有点糊涂，她还一直以为治国的事要由修船厂负责呢！这会儿刚知道该找老钱。她差点把钱包工当成了大发善心的好人了！这样看来，船厂还真没亏待自己，住了这么些日子也没要她付饭钱住宿费，厂里接待雨妹的人还说，那些钱都是修船厂垫付的，等事故处理完了再结账也不迟，要实在有困难，以后慢慢还也行。

　　于是她只好和雷生爱国他们天天跑区劳动局公安局，等事故结论出来。又过了三天，好不容易等到联合调查组的结论出来了：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由于治国连续工作时间过长，疲劳过度，早班连中班干了好几天，晚上干活时打了瞌睡，不留神仰面朝天摔下去，造成高空坠落，后脑勺着地脑震荡而死亡。而且因保险带超时使用，已经磨损破旧，早过了使用期限应该更换了，在治国下坠时保险带断裂，这也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这起安全事故该由施工单位包工队负主要责任，治国本人安全防范措施不严，没有仔细检查保险带，负次要责任；用工单位修船厂没有严格监督，也要负一定的监督责任。调查组的人告诉雨妹，她应该找老钱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至少不低于５万元　。

　　雨妹他们便去找钱包工，可一时半会却找不到他。人家说他从不坐在办公室里，也不住在外包队宿舍里。雨妹到他们干活的现场，也看不见他人影。修船厂的领导看雨妹焦急万分，便劝雨妹先把治国的后事办了。天气炎热，雨妹知道拖一天，要多付几百元存尸费，到时候找钱老包要，他肯不肯付都是问题，只好听了修船厂领导的。厂里还给付了丧葬费，饭钱和住宿费，雨妹觉得他们还挺通情达理的。可他们说大部分赔偿金得由她自己去跟老钱要，因为钱包工他们那个工程队质量不好，修船厂和老钱的那个包工队的业务关系已经结束了。

　　雨妹他们听说老钱跟附近城郊好几个厂都有劳务关系。可问张三问李四，左打听右打听，都说老钱难找。他忽而在这个厂，忽而在那个码头。听说光他住的地方，也有好几个。同乡大宝告诉雨妹，老钱花钱包的二奶三奶加安徽乡下的老婆共有三个之多。连上海的大经理大老板也没几个这么大胆的。这可苦了雨妹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