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一段日子报纸天天刊登：“不法奸商、五毒泛滥”“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等等。学校系领导要我们也参加到阶级斗争中去——“有我们什么事”，我们不理解。

　　“要在阶级斗争中接受教育，树立阶级斗争观念，锻炼对敌斗争意志！”政治辅导员这样说。于是我们去接受了一个晚上“阶级斗争教育”。

　　去之前先在教室务虚。通过读报弄清“五毒”是指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当时还有个新名词叫做“糖衣炮弹”。我们还学会了“不法奸商休想逃”的那支铿锵有力的歌。

　　我们每天早晨全班读一次报。报纸上说，资本家非常恶毒，拉拢干部，要他们住洋房，拿钱贿赂他们，让女儿勾引他们，叫做“糖衣炮弹”。我们首先从理性上认清资产阶级和敌人的本质，激发起对“奸商”的仇恨，树立起对敌斗争的决心。

　　这天晚饭后由班长领队，十几个同学一起步行来到上海最繁华街道的一家小店。是“夫妻老婆店”的规模，仅一排柜台和一排布架。

　　我们爬着又窄又陡的楼梯爬上“会议室”他们就一个人，我们则挤在靠墙的木凳上，前面空出来一小块地方留给被批斗的“奸商”。

　　我脑子里的“奸商”是“公式化、概念化”形象的，漫画和活报剧里的样子：肥肥胖胖、迈不动腿、两颊红润，西装革履、嘴里刁根香烟、两边的腮帮子鼓鼓的，头发油光水亮，嘴唇上有两撇小胡子。

　　坐定后，一“领导”，也就是店员中的积极分子来给我们介绍情况。他没有介绍具体情况，只是讲阶级斗争，要求我们斗争要狠，口号要整齐，歌声要响亮、雄壮、有力，操着吴侬软语说：阶级敌人是很狡猾的，火力不凶猛敌人决不会老实交待。

　　过了一会儿有人上楼来通知：资本家马上就要来了！这时，我有点儿心跳，还有些好奇，有同学赶紧呃呵呃呵的亮好嗓子做呼口号唱歌的准备。一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我们就开始提高嗓子呼口号。

　　出乎意外，来的不是庞然大物而是个小老头，样子老实巴交，不像一个施放“五毒”的奸商模样。被泼了一盆冷水，泄了好些气。旁边的同学干部小声说：人不可貌相，坏人不一定坏到脸上。

　　来人矮小文弱，低着头，整整齐齐的穿着蓝色人民装，戴蓝色制服帽，嘴里没有刁香烟，没有两撇小胡子，头发也没不是溜光。那年代有人把西装穿在人民装里面，我仔细瞧，他人民装里面也没有西装。

　　老板一进来，我们便随着班长唱着那支节奏铿锵的歌。可惜我们的女班长声音尖细，喊不出雄壮的气氛和力度，缺少慷慨激昂和义愤填膺的气势。后来，一位叫做“小胖”的男同学顶替她。“奸商”始终低头不语，没有交代也没有抵赖，始终低头哈腰。

　　没有人揭发“奸商”犯了哪些五毒，一个多小时中间，我们就是喊口号唱歌；喊了一个晚上的口号，唱了一个晚上的歌。

　　回想起来，一个晚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虚晃一枪”“无的放矢”；在教室里务虚，在“阶级敌人”的面前照样还是“务虚”。

　　我们太嫩了，没有对敌斗争经验。可惜我们的政治辅导员没有一同去，他一定比我们有对敌斗争的“招数”。

　　只记得歌词中的“不法奸商，休想逃”一句了，节奏感很强，很有震慑力。那年代的歌大多是这种铿锵有力和口号式的。可是老板“装”成若无其事，如同“姜太公钓鱼，稳坐钓鱼船”。

　　放弃了一个晚上的夜自习去接受“阶级斗争教育”，也不知道有没有得到教育，更不明白对运动的进展起到什么作用没有，也不知道那老板是怎样的毒。那是爿布店。后来没有再去，我们的政治辅导员也没再吭声。

　　听说现在的食品和药品，甚至连玩具、墙面涂料等都常常有毒。那时没听说毒的事，没有含毒食品、含毒药品的传言，不像现在沸沸扬扬、触目惊心，吓得人惊慌失措，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喝。

　　唉，总不能人人上山当和尚、当尼姑，只喝山泉水，总不能如同和尚尼姑自己种菜，自己栽稻，自己养猪，自己做豆腐吧。

　　有毒产品是“工人阶级”亲手生产出来的，他们岂能不知道？工人阶级中有许多代表，包括大代表、大大代表，中代表、小代表、小小代表，数也数不清的代表，他们是最有觉悟、最先进、最具有革命性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大大代表、大代表、中代表、小代表、小小代表们怎么可以给这些有毒的食品药品“开绿灯”呢，怎么就能容许这个“品”那个“品”上市卖呢？

　　现在的老板们怎敢一手遮天？就不怕和从前一样，找些孩子去他那里提高了嗓门唱起“不法奸商，休想逃！”的歌吗？

　　媒体报道，一地方卖假药还有合法批件。当记者走访其管理部门时，部门负责人千方百计的躲了起来。

　　电视节目里的那“戏”可真是好看，记者在过道的这头追，“负责人”在过道的那头跑；这头追的人理直气壮，但驮着很重的摄像机跑不动，路又不熟；那头跑的人虽然胖乎乎，却很快，路又熟悉，低着头猴着腰，一刹那之间就没影儿了，简直如同看小品。“丑媳妇”就是躲着不肯见“公婆”哪！

　　是不是利益均沾？是不是共享共荣？是不是一起发财？从前不是主张大家“问一个为什么”吗？看来是该“问一个为什么”了。

　　我住的这栋楼，建筑过程中“拆烂污”，墙上一个大洞。有人提了意见，包工头便将一把稻草塞进去，然后在外面抹上一层砂浆，如同变戏法，就这样糊弄过去了。

　　又一次，半截墙让一女质检员轻轻一脚就踢崩了。“老板”嫌女质检员太“横挑鼻子竖挑眼”，要求房主调走那个女质检员。果然，我们的“房主”领导，“炒”了女质检员的“鱿鱼”。

　　质检员本来是为了维护房主的利益，可是关系变了，房主的头头脑恼反而护着包工头，帮着包工头说话，叫做“和包工头一个鼻孔出气”“和包工头穿连裆裤”。此种种疑题，不知该怎样的“问一个为什么”才合适。怪我当年没有学好辩证法呵。

　　几十年里参加过许多这样莫名其妙的“阶级斗争教育”。不知道是那个年代太严还是现在太了，不知道是那个年代太左了还是现在太右。

　　那个晚上的“阶级斗争教育”，是许许多多记忆之一。因为印象特别深，所以就耿耿于怀、久记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