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他骂人。”

　　“要文明。”

　　“老师，他打人。”

　　“能在一起上学，这是缘分，要珍惜。”

　　“老师，昨天放学回家，他又拿弹弓打小鸟。”

　　“要有爱心。”

　　“老师，他摔倒了。”

　　“勇敢些，自己爬起来。”

　　如是的对话，总在我的学生和我之间发生。我在这里上学时，我与我的老师们也出现了类似的对白。我常想，我说的这些话，我的学生明白吗？——当我的老师说这些话时，我很茫然，甚至，我觉得老师有些残忍。我试着寻找过许多途径，但是，我都认为，还是我的老师说的那些好。我想，有一天，孩子们会明白的。但是，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的学生或孩子和他们之间，是否也会重复着这些对白呢？

　　在家乡的小学教书，那些话语，教室，操场上的尘土与石头，四周的花草树木，于我而言，是那样的亲切。

　　走进教室，我就能在众多黑不溜秋的小脑壳里找到自己。走在土操　场上，我常对孩子们说，这块土操场，从一年级门口往北走，约十步，就有一个坑——孩子们总不相信，当他们亲自体会到老师说的是真实的时，他们常问我——为什么我对操场如此熟悉。我笑着说，我曾在那里跌倒过，还让那些石头刺破肉皮，我的血还在那里。孩子们傻乎乎地望着我，我知道，孩子们没有听懂我的话。

　　有一次课间，我班上的一个小男孩摔在了操场上，鲜血从他的鼻子里涌出来，如雨点般地落上操场上，我用纸巾堵住孩子的鼻血后，我看到孩子们在用操场上的土去掩盖那摊血。我听到其中的一个孩子在说，土盖住了血，太阳就晒不着，那样，流了血的人精神就好，如果，让太阳晒着了血，那人的精神就差。

　　后来，我总是看到孩子们这样对待从自己身体上流出的血。我知道，这是家长们教给孩子们的，每当孩子们的血流到了地上，他们就把血埋进土里，然后，他们像是不痛了，也没有了什么恐惧，他们继续着因流血而暂时停下了的游戏。

　　２００３年９月，王老师退休了。

　　在我的记忆中，王老师是那样的美丽，她与母亲一样，是世间最美的女人。在我小学的六年时光中，她既是我的班主任，又是班上所有科目的科任教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她一个人教着我们。

　　记得，在语文书上，我们总能从第一课的文字读到那些美丽的春天和秋天，读完之后，王老师总让我们说感受。这时，我们常答非所问，我们吵着闹着，希望王老师带着我们走进大自然，真切地感受这些季节。每一次，王老师竟然没有生气，她还满足了我们的渴望，但是，她要求我们，玩了之后，每人必须写一篇作文。

　　走出校园，有时，我仿佛成了春天里的小草，花儿，树芽，从泥土里，从绿叶中，从粗造的树皮里，探出头来，享受着阳光，风雨；有时，我又成了一只蝴蝶或是蜜蜂，我翩翩起舞，嗡嗡歌唱；有时，我又成了那一片片秋天的树叶，在风中飘呀飘地，落到大地之上。

　　在班上，我的作文常让老师当着范文。我曾写过许多作文：《我是一朵花》、《我是一只蝴蝶》、《我是一片树叶》——这些都被王老师拿到课堂上来读，读了我的作文后，我常看到她不停地擦眼睛。

　　王老师教了四十年的书，她退休了，学校为此举行了一次欢送会。那天，来了许多人，那些人中，虽然有我的长辈，也有我的晚辈，但是，在王老师的面前，我们都是她的学生。会上，或说一句话，或跳一曲舞，或唱一支歌，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感激王老师的恩情。

　　我是唱了一首《长大后我又成了你》，这首歌是Ｆ调，但是，我用了Ｃ、Ｄ、Ｆ——我唱完了这首歌，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害怕别人取笑，然而，当我听到雷鸣般的掌声时，我知道人们没有笑我，我看了看大家，我又看到了王老师，她的手又递向了眼睛。

　　２００４年８月，县里来了一个项目，学校的土操场要水泥硬化了。

　　设计人员说，学校的操场要扩大，必须砍掉学校里的树。那些树，每一棵都有一米粗，十多米高。

　　１９９１年春天，我上六年级。有一天，王老师就带着我们来到学校的后山上，这山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白杨树。我们挖来了三十多棵，我们把这些树栽在了操场四周。

　　那时，我挖三棵，我和同学们栽了两棵，我又一个人栽了一棵。我独自栽的那棵树就在离校门十米处，它就在进学校的路与操场交接处的左边。

　　记得，我挖了一个宽两尺，深两尺的正方体土坑，我到小河中挑了一担（两半桶）水，我先把水倒进坑里，用锄头把水和泥拌成泥浆，把树根放进坑里，用坑边的泥土掩上，再用锄头捶紧。

　　那个春天的清晨，我总是第一个来到学校，我给那些树浇水。离开学校时，我不知道那些树是否会长大。当我再次来到学校时，那些树，除了死了几棵，活下来的，它们已经成了参天大树。

　　砍树时，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眷恋。他们说自己在树下躲过太阳，烧过树叶取暖，他们深情地回忆着树对自己的给予。于是，我们一边说着往事，一边挥动着斧子，从树杆与树根之间砍断，树杆从高处倒到地上，发出巨大的轰鸣，而那树根，就永远埋在了土里。

　　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我找了许多人来买那树杆，然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压低价格。我知道，他们一直瞧不起那些白杨树。

　　我很气愤，我不卖了，我在村里请来木匠师傅。那师傅技术不错，才几天，他用锯子、刨子、凿子等，就把那一棵棵劈成了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木条和木板，然后把这些木条和木板凑成了桌椅板凳。

　　那些树，变成了一百多套桌椅板凳。各班把那破旧的桌椅抬出了教室，又把这些白杨树做的新桌椅抬进教室里。那些让我们或是我的长辈我的学生坐着上课的桌椅，静静地躺在校园的一角。我经常看到，村里人，老师，学生，他们把那些残木断板拿去，放进火里烧成灰烬。

　　水泥硬化操场后，校园变得光秃秃的。上级来检查时，他们让学校栽树，他们说栽一棵树只花３０元。

　　学校没钱，但是，学校一定要栽树。我又带上六年级的学生，来到后山上。我们挖了许多小树，我和同学们栽树时，我又给同学们讲起自己栽树的事，我不知这是否是炫耀，我只是想以此来教育他们，让他们如我一样栽树。

　　２００６年春天，我和同学们栽的白杨树，全都冒出的嫩绿的新芽。有时，我常望着那些树发呆。我想起了自己栽的那棵树，它在哪里？它的根就在操场下的泥土里，至于它的位置，我已模糊了，我只知道，那树做成的桌椅，有时，它在一年级；有时，它又让学生们搬到了六年级，它就是这样让孩子们在一至六年级的教室里搬来搬去。

　　２００７年９月，我的一名学生，他师范毕业了，他被分到了我的学校。报道时，我接待了他，我说：“那时，你成了我的学生，如今，你又成了学生的老师”。我们都笑了。

　　备课、上课、下课、批改作业，还有与孩子们的对白，日子像一道数学题，每天，我一直用同一种公式解着。我常和我的学生（同事）聊天，他说，王老师，我，还有他，我们都在演一部叫《老师的故事》的电视剧，每一次演时，内容基本相同，仅是演员各异而已。

　　花儿谢了，又开；果儿落了，又结。日子就是这样无穷无尽地轮回，我想，生命就是在这样地乐而不止。

　　２００８年的春天，那些树长高长绿了。走进学校，我常想，有一天，是否也会这样：我的学生会把这些树砍掉，把它做成桌椅放到教室里，然后，又带着他的学生到山上挖一些树苗来重新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