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站立的地方以前是一片茂密的庄稼地。早先的那个地方因为远远近近赶来就医的人以近乎几何倍数的速度增加，人满为患，长长的走廊也被当作了病房。医院管理者于是选定了这块庄稼地，盖起了一栋比原先那栋的使用面积至少大一倍，也气派得多的房子，从此这里便没再长出过大豆、玉米和小麦。

　　有好几次，当我打量着昼夜不息的顶灯照耀下幽深的走廊，我竟莫名其妙地想起儿时在茂密的玉米林里穿越时的情景，脑海中浮现这里曾经茂密的小麦、大豆和玉米。事实上，这里很多时候就像玉米林。尤其当那些远远近近赶来的操着不同口音、穿着不同服饰的人们纷纷走出自己的房间，站在幽深的走廊里时，走廊就是一片拥挤的玉米林了。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和他们站在一起，享受着不时刮起的风，不时飘来的雨，以及偶尔透过淡蓝色的玻璃窗钻进来的阳光。

　　他们叫我医生，有时候加上我的姓，叫李医生。我猜测，他们所以知道我的姓氏，可能是因为我佩戴的胸牌，或者是走廊高高的白色墙壁上张贴的公示栏，上面贴着我的照片，照片上的我身着白大褂，表情严肃而怪异得像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照片下是两行文字：李存刚，医师。虽然简单，却已足够明了。而我则在需要的时候，直唤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他们叫我的声音和着他们相互间说话的声音，我和他们说话的声音，在走廊和他们所在的房间里相互交织，让人分辨不出飘进你耳朵的到底是谁的声音，但结果往往以我的胜利告终：尽管他们人多势众，但在我面前，他们总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我所希望的结局。它至少说明：他们是愿意听我说话的；他们在听我说；而且，他们应该是听懂了我的话的。在这样特殊的场合，我们的话语涉及的又往往是有强烈的针对性因而与寻常的谈话已然不同的事情，因此，这样的结局无论是于我还是于他们而言，我们都是胜利者。这样的结局也最合乎情理。

　　我的办公室位于走廊的最中间。每天，我从办公室里出来，要么向左，要么向右，除了谁最先开始谁最后结束，从哪里开始于我其实没有任何区别，而最终也都是：我又回到办公室，为他们开出当天的处方，然后将我刚刚看到的一切以最简洁的文字记录下来。但无论我从哪边开始，我的行程并不总是一厢情愿地顺利，总会不时被突然出现的某个人或某件事情打乱。这时候，我就冲过走廊，迎向突然出现的那个人，或者事发地点。然后又重新开始。

　　病房里的陈设是我熟悉的，床上躺着的人也是我所熟悉的。即便是闭上眼，我也能准确无误地说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情况，他们的床位号，他们是年轻或者年老，他们断掉的是左腿还是右腿，抑或是肺还是心或者其他的器官出了毛病。我要走近他们，走廊便是我必经的路径。走近他们的时候，我总是脚步匆匆，疾走而过，走廊上的一切似乎就都不存在了。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头上的顶灯是否还在闪亮，墙壁上从未打开过的灭火器是否有人肆意破坏。返身回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刚刚看到的那个人，我的脚步有时候就变得更加急促和迅捷，大多数时间则是一副悠闲的姿态，脚步轻盈，心情舒畅。这时，我脑海中就常常浮现出刚刚见着的那个人的面孔，长长的走廊在我脚下，就又让想起在玉米林穿越的情景。他们大多和我一样来自乡村，少部分来自城市，但他们的气息无一例外地让我想起了泥土和上面生生不息的庄稼，想起这里曾经葱郁的玉米、大豆和小麦。

　　后来，我在一位建筑师朋友那里看到过这栋大楼的建筑图纸。在那张星星点点的缩略图上，这些紧紧挨挤在一起的病房变成了一个个小小的黑点，像一个人蹒跚前行的脚印。中间是一大片狭长的空白。建筑师朋友指给我说，那就是走廊。顺着建筑师的手指看过去，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和我站立的地方有机地联系起来。

　　建筑师把走廊描绘成空白，自然是为了建筑过程的需要，是有意为之的事。从这栋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挤走了那些庄稼开始，走廊的存在便成了一个既成不变的事实。事实是不会说话的，就像走廊本身不会说话一样，它只管默默地承载和受纳那些不断变换的陌生面孔，和日日出现在这里的白大褂掩藏下的我；当然，也受纳不时刮起的风，不时飘来的雨，以及偶尔透过淡蓝色的玻璃窗钻进来的阳光。

　　那个公示栏就张贴在护士工作站对面的墙壁上。与之并排的是一张为病员和他们的家属贴出的《住院须知》。通篇的黑体大字，一个个，拳头般大小。我想当初所以要将它张贴在如此显眼的位置，还用了那么大号的字，无疑是为了它更容易被看清——他们要住进走廊里的某间房子，护士工作站是他们必须最先到达的地方——为了防止意外或者被忽略，为了让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在这里必须遵守的规则，我的同事将同样的内容打印在了纸上，第一时间交给他们。可事与愿违。有很多次，我看到那张纸经过他们的传递，变成皱巴巴的小纸团，旋即飞入了走廊上的垃圾桶里。

　　我从来没想过就此对他们说些什么。从此以后，我将和他们一道面对他们身上的病痛，以及一段可能不短的时光。而现在，面对他们恍恍惚惚的脸，最好的选择显而易见。事实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用我提醒，也会在此后某个时刻站立在公示栏和《住院须知》的墙壁下，抬起自己的眼，看我和同事们的照片，仔仔细细地读那些醒目的黑字。偶尔的，当我从护士办公室外经过，我就可以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正一字一句朗读出来的声音。看到我，他们就转过不再恍惚的脸，微笑着叫我：“李医生。”他们的笑容和他们读出的声音，在灯光映衬下的走廊里肆意荡漾，像夏日的阳光下正在扬花的玉米树，真挚，敞亮，有一种金子般的光泽。

　　我对这样的光泽沉迷不已。每天，早上８点到中午１２点，下午２点到６点，我出现在这里。即便是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因为工作和同事人数的双重紧张，至今没享受过一个双休日），我也会在。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个样子。如果哪天我被其他的事情挡在外面了，我也必须事先告诉我的同事，由他们带进走廊，在相应的范围里发布。

　　我出现在这里的时候，白大褂是必须穿的，胸牌是必须佩戴的。以此表明我的身份，以及我与他们的不同。除此而外，我还要按规定的方式完成大量的书写，这样的书写每天都在不断地变化，又不断被重复，但我必须按时完成……所有这些，统统都被写进了《住院医师守则》和《执业医师法》，从我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天起，就放进了我的口袋。像一把无形的剑，随时贴着我的头顶，让我一踏进走廊便可感知它的存在。

　　在这里，他们需要知晓和遵守《住院须知》，而我要遵守的除了《住院医师守则》和《执业医师法》，还有更多。这是没法改变的事。以致那么多岁月过去之后，这些于我而言，早已变得习惯和自然了，就像习惯了太阳的初升和坠落，就像建筑师习惯性的把这里描绘成空白和黑点一样。但你不能就此以为，那是因为我的熟视无睹。

　　比如此刻，当张明远拄着双拐，从走廊最左边的那间病房出来，晃晃悠悠地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就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轻飘飘的身体整个依附在拐杖上，面色苍白，满头大汗。恍若刚刚离枝、随时可能坠地的叶片。远远地看过去，他四十出头却瘦弱得仿佛只身下皮肤和骨骼的身体，他的脸，俨然就是一枚落叶，他脸上深深的皱纹就是这枚叶片脉络清晰的纹路。——看到他，我又一次没能抑制住胸腔里不断窜升的火焰，冲他渐渐向我走近的方向大声地吼了一句。我想我的声音一定很大，以致走廊上的人们，包括几个碰巧也在走廊里经过的同事，纷纷诧异地看着我。他们一定是不明白，平常冲他们说话都可能脸红的我，为什么突然用了那么大的声音说话，对象还是我正在治疗中的一个看上去并不年轻的病人。

　　是的，我发火了。但张明远让我愤怒的，并不是他走路的姿势。在这条长长的走廊上，我亲手教会了一个又一个人怎样借助拐杖正确地行走，因为我比他们任何人都清楚，怎样行走才不影响他们身上刚刚好起来的伤，并且不至于摔跟斗。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照我说的做了，结果正如我和他们想象的一样。因此他们常常将我视若神明。我不以为然。在这条狭长的走廊上，我顶多是掌握着他们何时行走、怎样重新行走这个真理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

　　我十分清楚，无论是在走廊，还是在住院部的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不应该冲人那么大声地吼叫。从根本上说，病痛是属于病痛者的。我不过是按照它们的拥有者的愿望，和病痛外在表现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尽我的所能将其最大限度的遏制住罢了。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权力对一个正处在病痛中的人发火。

　　问题出在张明远和他的病痛身上：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这点他几年前就知道了，也去医院看了。为他诊治的医生在给他处方的同时，还为他开了一个食谱，也就是一日三餐的类别和具体分量，医生还告诫他不要喝酒，不要胡乱吃东西。但他不听，这话是他妻子说的。他妻子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躺在走廊最左边的那间病房里，成为了我的患者。那是一间特别的病房，单独的卫生间、电视、电话和空调，并且只住着他一个人；当然，病床费也要比普通的高出好几倍。但在他刚刚被送进来的时候，他的妻子还是很果断地选择了那里，她说出的理由很简单：他需要安静休息，却只字不提昂贵的费用。由此我认定，她是天底下最好的一个妻子。

　　他的糖尿病和他成为我的患者的经过，就是他妻子在那间特别的病房里告诉我的：他从来就不按照人家医生说的吃东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人家糖尿病医生告诉他不要喝酒，但他就是不听，每天不醉不回家，简直没办法。那天晚上，他又去外面喝酒了，回家的路上，摔倒进了路边一条很深的大水沟里，被人发现的时候，浑身透湿，格格发抖……她说的不紧不慢，目光黯然，表情严肃得像是使了很大的劲。她说到的事、用到的词汇应该都是她早已烂熟的，就连“２型糖尿病”这样专业性极高的语言她都随口说了出来，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劲呢？唯一可能合理的解释是，她说到的事——他以自己弱不禁风的身体作为筹码，不停地喝酒——她对此的痛心和无可奈何。

　　“哎呀——”在她使劲地对我说话的时候，张明远不时就冷不丁这么叫上一声。他的叫声很是干脆，饱含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很明显，那并不是因为他身上的伤病有多么痛。

　　去病房之前，我仔细翻阅了他的病历，查看了两张分别摄自他的腰椎和右腿的Ｘ光片。他的血糖高得很是离谱，而他的腰椎和右腿因为那天晚上酒后摔下的那一跤断裂了。我就是为了这个而去的，后来我就当着他妻子的面，明确地告诉了他从今以后的饮食和每餐的分量，还有治疗他的腰椎和腿骨必须的要求：严格卧床休息，时间至少两月。

　　这是仅仅一个月前的事情。我记得当时，他没做任何思考就应允了，并且很爽快地在我提供的“知情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的妻子也是。后来有几次，他拒绝接受注射胰岛素，我就拿出他签过名的那张纸，重复了一遍当时的话，他起初也是很爽快地答应，可当我的同事去给他打针的时候就又反悔了，我又去的时候，他干脆就紧闭了双唇，以沉默着答。后来他妻子就哭了，在妻子猛烈的抽泣声和满脸的泪水面前，他终于很有些勉强地接受了注射。

　　就在这期间，还有一两次，我去给他搞治疗的时候，他问起我下床活动的时间，他说在病房里呆着，实在是太难过了。我想他大约是忘记我当初给他说过的话了，这可以理解，谁都不可能把对方十天半月前说过的话记得千真万确。我于是着重从他的腰椎讲起，再次给了他明确的答案。他的回答一如既往的干脆：“哎呀——”仿佛在我说着的时候，他才突然记起了我曾说过同样的话，或者我刚才的话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时接受不了。

　　我冲他大声吼叫的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在给他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但是他说：“感谢啊医生，谢谢你！”他起码重复了三遍，然后张着颧骨高耸皱纹横生的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生怕我怀疑他的真诚似的。

　　望着他的脸，我点了一下头。但我并未因此获得丝毫的放松和解脱。哲人说，只有我们自己才是我们身体的主宰。张明远无疑是这句话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在所谓的自由和被规定之间，他从一开始就已做出了选择。我不知道，如果换了我，我是否有勇气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且，为了自己的选择，不顾一切？

　　张王是又一个特例。

　　他不是我的患者，他住在走廊右侧的某个病房里，那是我一位同事管理的病区。我看到他，是在他住院近两月的时候，只那么一眼，我就深深地记住了他。

　　那是一个临近下班的中午。他拄着拐杖站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上。他将自己的身体放置在双拐和右腿构成的临时三脚架上，左腿悬空，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他的双眼眯成细细的缝，黑乎乎的下巴和裂开的嘴角间，黑黝黝的牙齿拼命地向外展示着。嘿嘿，嘿嘿，嘿嘿嘿……他的笑声和他大开的嘴角一样，没有遮拦。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遮拦，他更不知道，在四处躺满病人的走廊里是需要“肃静”的，他甚至没有注视过他前面不远的高处悬挂的那块不算太大但绝对引人注目的牌子，上面写的就是这两个醒目的大字。或许他也可能是看到了那块牌子的，说不定他还想象过那块木块的用途呢，比如做一块挡风的窗板，或者涂上墨，在上面画他赶来赶去的那些鸭子，但他不认识它们。

　　他所以出现在走廊上就是因为他的那些鸭子。他的年纪看起来最少也有三十岁，但他整天就只管赶鸭子，除此而外，他什么也不会做。他的家就在离这里不远的一处乡场上，两个月前的那天下午，他赶着他的那群鸭子回家，经过一个大拐弯的时候，迎面开来了一辆速度很快的大汽车，为了不让大汽车碾上他的鸭子，他就去把它们往路边赶，开大汽车的师傅也不想碾上那些鸭子，于是大汽车就在马路中央碾上了他的左腿。

　　第二天早上，我在治疗室里又遇见了他。他的父亲，一位白发满头的老人守在他身边。他坐在专门为而断腿患者准备的换药桌上，双手死死地抱着慢慢好起来的腿。这是我的同事要他这么做的，他照着做了，但他似乎不大控制得了自己的身体，不停地抖动着，坚固的换药桌在他身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听到桌子发出的节律的声响，他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安逸啵？”他问。

　　“好安逸哦！”他自己回答。

　　他起码重复了四遍或者五遍。我从换药桌旁经过的时候，他突然腾出手，抓住我的白大褂，问：“安逸啵？”“好安逸哦！”安逸，是一个美好的词汇。对他而言，这个词汇包含的也许仅仅就是在医院里继续呆下去，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用再去赶他的鸭子了，还有可口的饭菜，有好多他以前不可能认识的朋友。大约就是因为这理由，他总是不愿按照要求，让自己几近愈合的腿着地行走。这叫人怀疑，他的智力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张王的父亲，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倒是一点也不忌讳儿子智力上的毛病。每次他跟在张王身后，看到张王扯我的白大褂、问我“安逸啵”又嘿嘿地笑。老人就看我一眼，微微地一笑。老人似乎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没事的时候，我总见到他坐在走廊靠墙的椅子上，手拿一根由半截竹杆套上金属制作而成的烟杆，吧嗒吧嗒地抽烟，浓密的烟雾在他眼前袅绕着，他的脸看上去就有些若隐若现的了。老人抽的是一种自家种植加工的叶子烟，在乡村，我的父亲也爱抽。我对它刺鼻的味道十分熟悉。但走廊里的好些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受不了那样的味道，纷纷要我去看看。我于是很有些不好意思地要老人另外找个地方去抽，老人嘿嘿一笑，二话没说就掐灭了手里冒烟的烟卷，默默地起身，回儿子所在的病房里去了。

　　对于张王的“不配合”，老人没有任何办法。但他不想再在这里继续耽搁下去了。还有那么多的农活要做，张王赶过的那群鸭子也得有人接着去看管……那天在办公室外面，老人终于忍不住将我堵住，然后以此为开场白，告诉了我他内心急切的请求。他说，你看张王就是这个样子，不管肯定不行，但那一大堆的事情，光靠家里那个老太婆一个人是解决不来的，他必须得尽早回去……所以，老人请我帮帮忙，想些法子让张王快些好起来。不用老人说我也知道，在乡村，只要不躺下，有足够动弹的力气，就有干不完的伙计让你做，所以张王才会去赶鸭子，所以老人才会那么急切地想要回去。

　　对于老人这样的要求，我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于是我就跟着老人，将正嘿嘿大笑的张王堵在了走廊上。结果让人哭笑不得：按照我的示范，张王拄着双拐，左脚尖蜻蜓点水似的走了几步，很快就又恢复了原样——身体依附着腋下的双拐，问：“安逸啵？”接着自己回答：“好安逸哦”。我又给他示范了一次，他学着方才的样子，蜻蜓点水地走了几步，就侧身坐在走廊上的椅子上，嘿嘿之笑。任老人再怎么劝说，就是不起来。

　　老人无可奈何。

　　老人接下来能做的，也许就是一天天陪着自己的儿子，看着他，期盼着某一天突然出现奇迹。

　　我知道，那是迟早的事情。张明远离开了，走廊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先后来了又走了。

　　不管张王如何拒绝和掩饰，他掩饰不了时间的流逝——若干时日之后，他粗劣的“表演”终究会被揭穿。那时，他的离开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而我将与走廊同在。说出这句信誓旦旦的话时，我才觉出它不可救药的矫情。事实上，我也终究是要离开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让自己好好地活着，剩下的事情，时间会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