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一个县城工作，因该县地处山区，各项政治活动都要比省城晚一些，而且基本是见样学样。当一些大城市已经把斗争茅台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我们这儿还在“破四旧”。

其实一个小县城哪有多少“四旧”的东西？但红卫兵总要有斗争对象，总要显示出能砸乱旧世界的气概，于是就把县剧团出名的演员、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包括犯过男女关系错误的人，都当作黑帮拉到街上游斗。

在刚看到这种情景时，我很不理解。没想到几天后，我、我们也变得如此疯狂。

事情发生在1966年9月21日，这天早晨5点多钟，我还没有起床，突然听到有人在走廊里高喊，要求所有在单位住宿的职工都到厂文化革命委员会集合。当时，工厂的运动还在厂党委领导下进行，每个车间一个委员，我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那天在单位住宿的职工约为200人，大都是像我这样尚未成家的年轻人。从心理上讲，大家都巴不得有什么刺激性的事情发生，所以，在十多分钟的时间里，人们便来到厂文革门前。

召集职工们紧急集合的是厂文革刚副主任，他说：“今天凌晨，我们厂发生了一件与文化大革命极不协调的事情。有人在我们的生产车间里耍流氓，破坏生产，卑鄙无耻，低级下流。好在我们工人阶级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是半夜，也看清了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丑恶嘴脸，把他当场抓获了。今早的事情发生在202车间，下面由他们车间值班长宋宇彤介绍一下情况，然后，大家共同商量怎么处置这个败类。”

宋宇彤介绍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我上零点班，三点三十分左右，当我走到净氨岗位的燃烧炉附近时，听到附近有动静，我赶紧打亮电筒，发现岗位操作工胡秋丽与东风化工厂实习队的技术员司亚军搂在一起。胡秋丽看见我了，就往外推他。谁知司亚军就是不松手，还用嘴在胡秋丽的脸上啃来啃去。我当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因为我知道这两个人男未婚，女未嫁，如果是在处对象的话，虽然时间场合都不对，但好像只能事后批评批评。想到这，我转身离开了，可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胡秋丽的喊声：‘宋师傅，他耍流氓，快救救我。’听到叫喊，我马上转过身去，一把抓住那家伙衣领，往后一拽。可能是用力太大的原因，司亚军竟与胡秋丽一起倒在地上。今天净氨岗位有五、六个人，大家在听到这里的喊声后也都跑了过来。我告诉他们：‘司亚军耍流氓，叫我抓住了，赶紧找根绳子，把他绑起来。’”

“随后，我们把司亚军绑到车间办公室的暖气管子上，经审问，他承认了自己的流氓行为。现在，这个人还在我们车间绑着，看看怎么处理好。”

按理说这种事与文化革命并没什么关系，可是当时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权利，于是，我们便主动、自觉地把这件事揽在头上。不过按当时的理论，我们这样做也不是没有道理。你想想，街里的“破鞋”都归红卫兵来斗，在车间耍流氓还不得归文革处理吗？

宋宇彤讲完后，有人开始带头呼口号：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打倒大流氓司亚军！”

激昂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仿佛这里发生了一场革命。吼声过去了，几个有点法律意识的人向刚副主任提了几个问题，其中包括胡秋丽是否指控司亚军有猥亵行为；与东风化工厂实习队是否取得了联系，他们领导的态度如何等等。经过我们几个在场的文革委员紧急磋商，刚副主任做出如下决定：1、定于今天上午9时整，在篮球场召开批斗大会。所有下零点班的同志和机修、机关等白班的人都要参加；2、会上安排5位同志发言，把司亚军的流氓行为与社会上正在进行的“破四旧”、“批判封资修”联系起来，将其彻底批倒批臭；3、立即与东风化工厂实习队领导、该厂党委副书记李立平取得联系，希望批斗司亚军的革命行动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

上班后，刚副主任首先向厂党委和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及其他厂领导通报情况，汇报了早晨群众大会的决定。这时，厂领导已经开始受到文革地冲击，所以谁都不愿意明确表态。考虑到他们一个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处境，刚副主任不再强求其表态，开始部署批斗会。他让宋宇彤等人准备发言稿，同时派我带几个人去东风实习队驻地向他们领导通报情况，传达我们的决定。

接受任务后，我带着十多个人来到厂培训宿舍，当时东风实习队的100来人就住在这里。我找到李书记，问他是否知道了情况，他说：“我只是听说司亚军被你们抓去了，更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我把宋宇彤刚才讲的过程又和他说了一遍，李书记听过讲述后表示：“如果事情是这样，而且他本人也已经承认了，我们不仅对你们的做法没有意见，还同意参加你们组织的批斗会。”

但李书记提出一个要求，他说：“现在司亚军还在你们那儿，我想找他谈一谈，因为他毕竟是个技术干部，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我想告诉他既然犯了错误，就要有勇气改正，不要与群众对立，更不能往其它方面想。”李书记话语中的“其它方面”让我听出了绵中有刺的成分，也让我想到万一司亚军想不开，出点什么事，不仅他这个实习队领队不好交代，我们更要负主要责任。

想到这儿，我对李书记说：“我们同意你先与他谈谈，但咱们有言在先，上午九点前，最好是你们把他带到会场，如果到时你们不能参加会议，我们也要把人带走。”

从8点多钟开始，全厂职工就陆续来到篮球场，有人在球场两端的篮球架子上挂上了几条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大流氓司亚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内容。

差10分钟就9点了，但从实习队的方向却一点都看不出有人来参加批斗会的迹象。我有些急了，因为司亚军是我答应放走的，于是，我又带着十多个人朝培训宿舍的方向跑去。

当我们跑到培训宿舍门口，准备进屋找李书记理论，同时带走司亚军时，东风化工厂的工人竟堵在培训宿舍门口，不许我们进去。我说：“我是代表单位来要人的，请你们李书记出来，我们俩有言在先。”

堵门的几个人七嘴八舌地高喊：“李书记不在，司亚军也不在，我们的宿舍怎么能让你们随便闯？”

看到这种情况，我怀疑李书记和司亚军就在里面，只是不出来。就在我思考对策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大流氓肯定在里面，咱们拿出革命精神冲进去。”

那个年代，只要你的想法是不怕把事情闹大，肯定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响应。就这样，前面的年轻人开始往那栋有走廊的房子里冲。问题是对方的工人在那个年代也同样具有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哪能不扞卫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呢？就这样，一场工人之间的殴斗发生了。因为我们的人远远少于对方，于是有人就跑回篮球场，高声喊道：“东风实习队包庇大流氓，不给人，还把咱们的人给打啦。”

这声叫喊立刻动员起那些等着开会的职工，大家争先恐后地冲向、冲进培训宿舍，把凡是敢于抵抗的，都打得鼻青脸肿，我们这面也有30多人受伤。在互相打斗中，有人还动用了木棍和随身携带的工具，致使对方的几个人伤得很重。

随后我们便在对方所住的十多个房间寻找大流氓，但不仅没找到司亚军，连李书记的影儿也没看到。不用说，他们指定是在我们到来之前就潜逃了。

在确认大流氓逃跑了的消息后，汽车队马上开来4辆卡车，我们纷纷跳上汽车，从培训宿舍旁边的大门出去，分兵两路，朝两个方向追去。

我们80多人乘两辆车顺着公路往煤矿方向追去。仅跑了两三公里，就发现前面有两个人在急匆匆地赶路，眼睛好使的马上喊起来，说其中一个就是司亚军。

司亚军是被我们帮着回到工厂的，此刻，职工们像打了大胜仗一样欢呼雀跃，机修的工人还利用我们去抓人这点时间给他焊了一个用钢筋作骨架，外面再糊上纸的高帽子，重量足有10多斤。

批斗会开始了，会上，也不知道谁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一个劲喊了“打倒大流氓司亚军！”“不许包庇流氓！”等口号。

快到中午的时候，批斗会结束了。我们把他送回了实习队，告诉李书记，我厂将把这件事的材料送给他们，希望他们能严肃处理。

在我们看来，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谁知第二天早上，实习队的人全都撤走了。走就走吧，革命造反精神本来就是只管惹事不管善后处理，所以也没当个事。

三天以后，厂党委书记把文革委员们请到办公室，告诉我们东风化工厂的人从我们这走后没有回厂，而是直接去了省里主管我们两个厂的部门，说我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殴打他们，而且打伤了40多人，要求主管部门解决。

经过商量，工厂决定派出包括我在内的十多个人前往省城。其实这时省厅的领导早已被满楼的大字报烧得焦头烂额，哪里还敢引火烧身，处理两个工厂的事情？只能把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和群众代表找到一起，让大家都做自我批评。看到这种情景，东风的人知道已经没有了讲理的地方，几天后就撤回他们工厂所在地，随后又换了一个实习的单位，至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再次见到司亚军是六年以后，也就是1972年，当时我被借调到省内一家新建的化工厂，负责一个车间设备和工艺安装的技术工作。进厂当晚，该厂的总工程师苗藐就把我们几个从各地借来的技术员与他们单位的技术人员找到一起，介绍大家相识，以便工作上加强联系，互相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当年的“大流氓”司亚军也在座，而且正是我去支援这座工厂的技术员。

工作很快就展开了，我与司亚军直接联系的业务较少，接触也不多。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司亚军是在去年这个厂筹建时，从东风化工厂调过来的，据说他爱人与他原来不在一个单位，他俩是为了解决两地生活的困难，才从不同的单位先后调到这儿的，几个月前在这里举行的婚礼。

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我估计司亚军肯定比我还不愿意提及六年前那件事情，甚至根本不愿意承认过去就与我相识，没想到几天后，一件让我一点都没有精神准备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下午，司亚军来到我所在工地对我说：“大徐，这几天累够戗吧，今天晚上各车间的事都不多，乘这个机会，到我家吃个饭，聚一聚。”

我犹豫起来，但又无法拒绝。司亚军肯定知道我在想什么，于是就接着说：“没别的意思，都是同行，你家不在这儿，理应这样，不光请你，你们几个借来的都去，苗总也去作陪。”

已经到这个份儿了，还有什么说呢？下班后我换好了衣服，跟着前来迎接的老司，顺路找上另外几个车间的技术负责人，一起朝他们单位家属区走去。

路上，我就一边走一边问司亚军：“喂，老司，嫂夫人姓什么呀？有没有我们年纪大，见面后我们是叫嫂子还是叫妹子呀？”

老司看了看我，答道：“这个事要是别人问，我就告诉了，唯有你，我还真不能说，我还指望到家后你给他们几个介绍介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