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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祁东新闻网上看到“辉煌祁东六十年”的征文启事，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要写，我要写写家乡的房子。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略为懂事时，我家已是上有奶奶和父母下有三个弟弟的七口大家庭了。那时候，家里仅有二间半房子，其中半间本是前后房之间的一个天井，两头用土砖堵起来，再盖上瓦，就成了一个逼仄而昏暗的小房间。前房是家里的灶屋，后房住着父母与三个弟弟，我和奶奶就住这间小“天井房”。整整十年，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生时代，起于斯亦终于斯。
就是这间小“天井房”，几乎集结了我童年时代所有的记忆。我的《蚂蚁》、《枞膏灯，洋油灯》和《少年醉酒》等数篇散文中写到的那间小屋就是它。它因为是前后屋的一个后加的链接，所以更矮小，因为矮小，它的倒水便不能像前后屋那样南北方向，只能别树一帜地东西方向。这样，它的瓦面就与前后屋的檐口呈现出一种犬牙错落的局面。于是灌风漏雨就成了它的一个永不改变的特色。一到下雨天，不是这里漏雨就是那里滴水，家里的盆盆罐罐得全搬出来，摆满一地来接漏水。特别是到了冬天，雪粒漂落的时候，滑溜的雪粒从瓦隙间扑扑地滚落下来，洒满一间屋子的角角落落。所以，住在这间“天井房”里，冬天也必须挂蚊帐，一是为了挡风，二就是为了遮雪。
随后三年，我家借住了全家去云南“支边”的三堂伯的一间房子住。我陪伴着奶奶住在那里，直到１９８２年她去世。那一年，奶奶七十八岁，我十九岁。现在我提笔记录这段时光，已经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了，
奶奶去世的那一年，正是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的第一年。家里添置了大量农具，还要在父母住的房子里截一屋角做储粮的仓库。更为无奈的是，收割季节一到，如遇阴雨天，刚打下的稻谷，刚蒸煮出来的黄花菜，都需要一个足够宽敞的地方来安放。由于现实的逼迫，父母咬牙花七百多元买下了生产队的那间“知青房”。这间房就在父母住的房间后，窗口相对着，滴下的檐水溅起，再交汇成漂亮的水花。当年有二个“知青”下放在我们院子，队上就修建了这间公房做他们的住房。“知青房”东面还有一处空地，父母便请人下了石脚，又放了几百土砖，买了些杉树椽皮和窰瓦，又修建了一间房子。至此，我家六口人，已有四间半土砖房了。为了添置这二间土砖房，我家欠下了千多元的债，愁得父母整日长着二张苦瓜脸。
我是１９８７年结婚。此前二三年，父母带领我们四兄弟，外加从邻镇请来的一位师傅，开始自己打砖脴烧红砖。到我结婚的时候，四间红砖房刚修建好。次年，我家的新一代——我的儿子——在这红砖新房里呱呱坠地。
其实，就整个家乡来说，我家的建房业是相对落后的。村里的第一栋红砖房建在黄泥塘院子，时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１９７９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到来，我们银星村建红砖房的热潮，有如火山爆发，势不可挡，整整持续了二十年。初时是五砖塘院子里的一帮在云南做建筑包工头的人家，因为他们那里多是石山缺少制砖的黄土，便来到我们朱公塘打砖烧砖。那些年，我们院子的后山上到处是冒烟的砖窰，到处是忙碌着打砖、装砖、缷砖、运砖而汗流夹背的人们。
那时候，非常时兴放露天电影，无论是谁家烧砖还是建房，放一二场电影那是肯定的。一个月下来，总得有十来场电影看。每每待电影放到一半，主家都要在喇叭里说上几句：喂！喂！喂！今天是我家建房圆垛的大好日子，承蒙各位亲朋好友和众乡邻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今晚特奉献电影二场，以表谢意！放电影时，幕布或挂在砖窰边立的二根大杉树上，或挂在新建红砖房的墙上，上场时鞭炮齐鸣，散场时爆竹炸响，中间还有主家在全场散发几次香烟。整个过程都洋溢着热闹与欢乐的气氛。
经过三十余年的建设，如今的家乡已经很少看到那代代传承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土砖房子了。前年从广东回家，看到父母修建的四间红砖房已不复存在，代之的是一排十余间式样新颖的砖混结构的套房。那是二弟与四弟的新房，刚刚建了一层，他们就外出打工挣钱，准备来年再建第二层。侧向是三弟的三间红砖房，夫妻俩不仅新建了二楼，还重新将一楼进行了改造，精装了二楼，举家从一楼搬到了二楼居住。我因为是临时住几晚，懒得在自家铺被搭席，于是借住在三弟家。初上楼伊始，我惊呆了。光洁的紫色地板，一尘不染；洁白的石膏墙面，晶莹凝玉；灯饰的天棚吊顶，熣灿夺目；前后的落地窗帘，雍容天然。最近七八年，我远居广东很少返家，没想到家乡的房子竟然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晚，我住在宽大的席梦思床上，幸福而安祥。
次日，我到院子里走了一圈，看到期禄家正在建新房。他家三兄弟，他将自己从父母手里分得的几间旧红砖房全拆了，改变样式重建。我问修几层呀？原打算修四层，后来想三个套间三层也就够了，现在孩子不到十岁，到了他们手里料不定又要如何折腾，还是省点劲安心呢。期禄将心比心，话语之中充满了“过来人”的一番况味。
我发现我二弟和四弟新房后的春满一家闭门锁户不见人影，便问侄儿侄女们他们到哪去了？回答说，春满在院子最南头建了新房哩，一家子全搬过去住了。春满家的旧房其实也是红砖房，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我们朱公塘的第一批红砖房。没想到他也“喜新厌旧”也修建了新房。我急忙去春满新家一看。这是一栋三套三层的新居，地处朱公塘南坝外不远处，独门独院，悠然静谧，典雅鹤立。春满不在家，他的妻子锦丽正在家做饭，她特意领我楼上楼下看了一遍，还逐一介绍了地板砖、铝合金窗的质材与价格，以及房间的布局。我说建这套房要好几十万吧。锦丽说花了二十来万吧，估计再没有个四五万的装修，是搞不成个名堂的。没欠钱吧？钱倒是没欠。洁洁在浙江搞模具，红鸡公大学毕业后也能挣钱了。我和春满在家，包了朱公塘养鱼，除了自家的黄花菜还包了别人一些黄花土，开销倒是够了。锦丽推开一个套间的房门，你看这是给红鸡公做新房的，接下来就要张罗他的婚事哩。锦丽说着，脸上洋溢出一种老辈人曾经难得一见的幸福喜悦之色。
家乡的变化让我高兴。我高兴自己身处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更高兴自己亲身经历了家乡人民，从无其居到有其居再到安其居这样一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发展过程。
房子的变迁就是家乡发展的缩影，我的经历就是家乡辉煌的见证。
这正是：
故园六十年，
弹指一挥间。
感慨变化大，
房子最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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