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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上海人，后来嫁给了父亲也就跟着到了杭州。
妈妈老大不愿意离开上海, 常常埋怨父亲: 年青时多少才子阔少求婚，都不屑一顾。嫁人时走了眼，现在悔之晚矣! 妈妈坚定不移地认为: 上海是个大城市，而杭州却是个小地方。这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观点, 仿佛上海所有亲戚、邻居都这么想。小时, 父母带我到上海过年，姨妈家的阿姨看见我们的到来，便会热情地打招呼，说道:“龚先生, 侬从乡下来啦!”
父亲听了, 便会一本正经地争辩道：“啥人讲我从乡下来了，我是从杭州来了。”
他特别在“杭州”这两个字上加了重音。尽管父亲一再强调, 可是, 阿姨总是改不掉口习。现在回想起来, 沪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 上海是一个大都会, 出了上海, 内地别的地方都是乡下。不过,母亲做的几样“海派小菜”倒是令人回味无穷, 尽管母亲已经谢世多年了, 总让人念念不忘。上海果真是个大地方，上海出来的人, 那怕是一块豆腐、几根菠菜, 只要经妈妈的手一调理, 就做得精致优雅, 味道非常。
令人印象至深的事, 莫过于我大学毕业那年（1982）。考试后不久，同学们就要各奔前程了。我们那一班同学与现在的学生不同, 多数是上山下乡插队回城的知青。在别人眼里, 俨然是个“大学生”了。其实, 大多是些“土包子”, 虽经过风暴, 却没见过世面。现在就在要卷铺盖走人, 临分别前几天，我向妈妈提议, 何不请同学们到家里来吃餐便饭? 因为不少同学是从边远地区或小镇来到城市的。虽说在大学呆了几年, 但是一直关在校园里“闭门造车”,很少到“城里人”家做客。不少同学多次想到我家来玩, 因为我家刚好在西湖旁边。我在想，马上就要分手了, 再不请人家来, 也许将来机会就不多了。
妈妈听了连声说好，只是当时父母亲“落实政策”未久, 家境穷得可憐, 房子又小, 而且,同学又是一大帮子人, 请了这个, 不请那个, 都不好。大家都是从乡下跑到城里来的,聚到一起, 又能读上大学, 多不容易呀! 令人留恋的大学生活行将结束, 现在就要各奔东西了, 该怎么请, 既体面, 费资不多, 又能令人回味呢?
妈妈说:“ 我做顿西餐请他们吃罢。这种洋玩艺儿，你的那些同学一定没有吃过!”
我听了, 不由拍手叫好。八十年代初, 就是城里人也没多少人吃过什么色拉、罗松汤之类的洋餐。而且, 也化不了几个钱。于是乎, 前一天我们就开始忙碌了:从菜场里采购来卷心菜、土豆、西红柿、四季豆、鸡蛋、肉等等。
那时市场上没有色拉酱，但是, 妈妈有办法, 她可以自制色拉酱，其实方法也简单, 先把鸡蛋打碎,将蛋白与蛋黄分开；然后, 用花生油拌进鸡蛋黄里, 徐徐搅动, 最后放入味精、精盐，少许醋就行了，用这种土法制作的色拉酱味道特好。当时因为班里人较多, 花生油是凭票供应的，我们拿不出那么多花生油制作色拉酱。但是妈妈也有办法, 她说, 花生油不够没关系, 可用熬熟的菜油取代。我细细地品味了一下，果然与花生油做的色拉酱，味道也没多少差别。大家在妈妈的指挥下, 七手八脚地将土豆、四季豆、鸡蛋等煮熟, 捞出；然后，再将它们及西红柿等荤蔬菜, 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放在大碗里备用。最后, 放进色拉酱进行搅拌。当色拉端上桌面时, 碗里五颜六色, 煞是诱人食欲。我的那些同学几乎全都没有吃过真正的西餐, 有的人只在书本上读到过什么罗宋汤、色拉、炸大排之类的洋名词。那天实地看到制作过程, 并且亲口品味了西餐，不由大开眼界，说道: 大名鼎鼎的西餐，原来做起来那么简单!
一品尝, 果然味道极不寻常。妈妈曾是外语教师, 还给同学们讲了洋人是怎样过圣诞节, 怎样吃洋餐, 怎样求爱的故事。令同学们个个不仅吃得很开心, 而且, 玩得也很开心。
事隔多年之后, 有时我碰到老同学，他们还常提及妈妈那次请吃洋餐的事。有个同学告诉我, 他现在经常出国, 进餐馆时常常会想到: 第一次吃“西餐”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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