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日是春天的第一天。

母亲说春天来了，我的生日也就来了。问题是春天来了并不代表树都发了芽花都开了花，所以我并不是很喜欢春天。那天我因为要磨刀，所以起床比太阳还早。我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钢板，来到门前，看了看一丝不挂的天空，我说今天天气真好呀！我应该还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我一准备做正事就会这样。这时飞来几只麻雀，在门前的空地上非常警觉地啄着昨天晒麦子时遗落的麦粒。我想它们是不是有点放肆？不过我最终没把它们怎么样，我想毕竟它们跟我无怨无仇。我还要做正事呢。我搬来小方凳，还有一块磨刀石，开始在廊下磨刀。那霍霍的响声在我的鼓膜里振动成一串串柔美的音符。可是那些麻雀却吓得纷纷飞走了。

惊飞了麻雀，也吵醒了弟弟。有必要说明一下，他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他只知道哭。我曾指着他的鼻尖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像一个真正的男人？然后他就哇的一声哭起来。我说你哭个屁，然后用手按住他的嘴巴。他开始挣扎，要知道我可比他大三岁，很快他便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来了。我看见他满脸通红，像快要溢出血。那个男人过来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一个趄趔不得不松开手。他应该还骂了我几句，不过我忘了，我是记不住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事的。要不是母亲把我拉开，我想他应该还会给我几巴掌。他打我时，我不习惯躲闪。我觉得他给我饭吃给我衣穿，我应该满足他点什么。母亲拉开我后抚摸我的脸柔声问我疼不疼。我只是扭过头对他微笑。我笑的时候脸上应该有很温暖的表情。但母亲看了很害怕，她说我笑的时候，眼神像一把刀子，准备随时扎入别人的心窝。母亲的话让我很高兴，然而那个男人却视若无睹。这使我很长时间都耿耿于怀。

弟弟被吵醒后，又开始哭了。那个男人在房间里大吼。他总是那样，容易暴躁。你看，我就不那样了，我还在专心致志地磨刀。母亲起床，小声对我说，别磨了，你爸爸有心脏病。我说可是妈妈，我需要一把刀。母亲说那你到别的地方磨吧，今天你过生日，妈妈一会煮鸡蛋你吃。可是母亲没问我需要刀做什么，我多么希望母亲问问呀。我到古柏树下去了。我换地方并不是为了那几个鸡蛋，区区几个鸡蛋是贿赂不了我的。然而我听母亲话，她叫我换我就换。

在古柏树下，我又听见芭比娃娃的叫声了。我磨得更凶。

六年前的今天，也是阳光灿烂。母亲给我取名阳阳。那时父亲大概正在山上开荒。那年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但并没有实行封山育林。我四岁的姐姐很远就喊：爸爸爸爸，弟弟出生了，弟弟出生了。父亲扔下锄头，一脸鼾笑地抱着姐姐往回赶。

母亲对我讲这些时，语气很平和,过了那么久,在她脸上看不出喜也看不出悲。然而就讲到这里时，母亲的脸色开始出现阴影。我知道故事肯定很精彩。

父亲抱着姐姐往回赶时碰到一条狗。母亲说父亲当时肯定是太高兴了，以至于没发现那狗拖着尾巴。不然父亲会对那狗有所警觉的。狗咆哮着冲向父亲，张牙舞爪。父亲在地上捡了块石头，想吓唬吓唬它。姐姐那时是不怕狗的，所以她没哭。后来父亲没理会狗，接着赶路。狗趁父亲不备，咬了父亲一口。姐姐便哭起来了。父亲回过头来一石砸去，狗尖叫着跑开了。

后来才知道那狗是疯狗。那个“后来”让所有的人都猝不及防。当时的医疗条件对此无能为力。父亲三个月后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因此知道疯狗的尾巴是不会翘起来的。我也知道被疯狗咬过的人若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会口吐白沫而死。

母亲讲故事总丢三落四。母亲就忽略了父亲抱着我的细节。不过母亲总会在故事讲完后再来补充。

父亲抱着我，用硬梆梆的胡须来扎我细嫩的脸蛋。也许是太兴奋，父亲忘了狗咬过的伤口。母亲抱过我，叫父亲去包扎伤口。父亲撕了块破布草草包扎了事，他脸上一直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母亲说给我取名阳阳。父亲看着窗外阳光灿烂，笑着说很好很好。

然而那个男人来到我家后，我的名字便改得面目全非了。

我每天都在古柏树下磨刀。我一旦下定了某种决心，就会有惊人的毅力。汗水从脸上流淌到磨刀石上，像盛开的黑色小花，但转眼就不见了。我顾不上那些，但若有蚂蚁胆敢爬到我身上，我会把它捏得粉碎。可是蚂蚁没有血液，这让我有些失望。母亲说蚂蚁是有血液的，只不过不是红色的罢了。可我固执地认为所有的血液都是红色的，不然就不叫血液。

姐姐上学从隔壁的王大家门口过时，经常小心翼翼地猫着腰，用手蒙住嘴巴，不敢弄出任何声响。然而有时还是被芭比娃娃察觉，然后便冲过来对姐姐大叫。

芭比娃娃那时没有正式名字。我和姐姐叫它杂种。因为它的狗父亲来自美国狗母亲来自日本而它是在咱中国出生的。就像制造芭比娃娃一样。杂种继承美国的霸道日本的残忍惟独不接受中华民族传统中庸文化的熏陶。我现在在小说里为它取了个很好的名字——芭比娃娃，是因为我觉得有些地方对不住它。所以我要为它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