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腊月的一天，有个叫古镇村的村子里发生了一件离奇古怪的事情。

　　腊月二十三的这一天，天气十分寒冷，古镇村党支部书记任永富到公社开完会，顺便还从公社领回来三千八百元救济款，他准备一两天与干部们研究一下，尽快发给那些个困难户，让他们也好好过个年。

　　任永富一回到家，见老婆不在，把用报纸包着的钱往炕上一扔，胡乱吃了点剩饭，就开始收拾起家和院子来，就要过年了，不管有啥没啥，也要干干净净过个年。

　　他一个人家里院里忙碌着，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马永旺一家也都不在家，马永旺家的大花狗也没闲着，拖着个大肚子也忙碌着，它就要生产了，它在到处找一些茅草之类的东西，铺到它的窝里，它是要为自己的宝宝准备个暖和的窝。任永富一边忙着，一边在想，畜牲和人一理，狗也知道疼爱自己的孩子。就在这时，任永富看着大花狗从家里拖出一件烂棉袄来，他没惊动它，随它去吧，反正那件烂棉袄也没用了。收拾完了，他跑了好几趟才把扫好的垃圾倒了出去。

　　“任支书，我大婶去了你女儿家了，大婶让我捎个话，说你女儿病了，她这几天就不回来了。”一个叫刘三保的社员进到院子里，看到支书在忙着整理院子，说完话就走了。

　　女儿病了？什么病？任永富老婆就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就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心肝宝贝。一听说女儿病了，他着急了，他也要去看一看。任永富立刻就锁好门，直奔五里外的刘家庄女儿家去了。他到了女儿家里，才知道女儿是感冒了发着高烧，村里的医生已经给打过针吃过药了，老婆正在给女儿煎中药呢。任永富一直看着女儿，到了第二天下午，女儿烧退了，好了许多，他等吃过晚饭，就留老婆再照顾女儿几天，一个人回家了，村里有许多事还等着他处理呢。

　　任永富一回到村里，就一家家把几个大队干部召集到大队，研究了许多问题，并着重把救济款发放的名单数额定了下来，会议完了，他也就回自己家了。

　　他回到家刚点着灯，就向炕上看去，说好的明天一早就把这些救济款发给定好的那些人家，这一看不要紧，倒把个任永富看得目瞪口呆了，那包钱不见了。他急忙又把炕上炕下看了几遍，还是没找到那包钱，他清楚地记得，那包钱就放到炕上，怎么会没了呢？这一来，他可就急了，家里再没别人，莫非有人知道自己昨晚不在家，同时也知道自己取回来救济款，趁机偷走了？有可能，虽说自己的门上着锁，可这两扇门说实话只要用力一卸，就可以卸下来，还能轻而易举地就安上。

　　任永富出到院里，见马永旺正在给他的狗喂食，原来他家的花狗昨晚生产了，于是他问马永旺：“昨晚你们有没有听到响动，是不是有人来过咱院子里？”

　　马永旺不知道老支书为什么这样问，摇着头说：“没有呀，要有人进来，我的大花狗能不叫喊？除非有人来时它正在生狗崽，顾不得叫喊。”

　　这就怪了，任永富又把几个大队干部找来，把事情原原本本一说，几个大队干部也都急了，那可是几千块钱呢，他们几家把钱都凑一起，也不够这些救济款的一半。大家看了看两扇门，又试着锁好，结果毫不费力就可以把门卸下来，于是大家一致得出结论，钱是被人偷去了，并决定由大队治保主任负责调查处理此事，由支书把失盗案向公社报告。

　　第二天一早，任永富匆忙吃了点饭就到大队去了，他安排好工作就回家了，按规定他必须回避，因为他是直接当事人。回来后，他才把救济款丢失一事告诉了马永旺。

　　马永旺听了也是大吃一惊，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心里在想，怎么会丢了呢？

　　这一天，公社负责治安的领导也来了，他们仔细分析了案件的全过程，有人提出刘三保有嫌疑，决定不露声色对刘三保暗中调查，只有他有可能知道任永富会看女儿去，可是调查了一天，刘三保不具备作案时间。这刘三保也是村里的一个能人，他有一手烹饪技术，在这天夜间，他为一家人家做过活计，准备过年的肉食，一直做到天明，这家人能证明他是清白的。再调查别的人，同样没有一点结果，好几天过去了，公社的领导也要走了，临走交代大队干部，偷钱的贼他肯定要花这些钱的，要他们密切注意突然暴富的人员，一旦发现，立即向公社报告，并叮嘱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困难户的救济款解决了，因为此事关系到党和国家对群众的关怀。

　　怎么解决？老婆也回来了，任永富与老婆商量了大半夜，事情出在自己身上，只能自己承担了。第二天，他们把自己仅有的钱拿出来，又问好多人家借了些，好不容易凑了一千来块，只有这么多了，他根椐决定了的名单，按比例一家一家给送去，并一一向大家说了许多好话，请他们原谅自己的过失。

　　事情已经出了，这些人家也不能再说什么，况且他们都知道任永富的为人，多少年了，他为村里为群众办了多少事，操了多少心。村里绝大多数社员都清楚任永富是个好干部，马永旺更是替任永富捏着一把汗，一个院子里住了几十年，任永富是怎样一个人，他比谁都清楚。但没一个人能说得清那一笔救济款究竟去了哪里，都觉得这钱丢得太离奇古怪了。

　　但是，这件事发生以后，有个别人还是传出了风言风语，说那些救济款不是丢了，而是任永富私吞了，要不怎么会破不了案呢？按理说，任永富当村支书多年，得罪一些人非常正常，有人想抓他的把柄也毫不奇怪。

　　这些风言风语，很快任永富也听到了，可救济款不明不白就没有了，他能说得清吗？而且由于自己保管不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年任永富是在极度内疚的心情中度过的。过了年以后人们似乎把这件事忘了一般，再没人在他面前提起过此事，而大队干部们，也一直没有发现哪一家或是哪个人有不正常的经济状况，这件事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可是到了八月份，全国进入了一个非常的时期，到处在搞批斗。

　　有一天，任永富正在家里吃早饭，突然刘三保领着几个群众来到他家里，不由分说就把他拉扯到大队部，刘三保咬牙切齿地问任永富：“去年的救济款是不是你私吞了？你老实交代。”

　　“我没有私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丢失的。”

　　任永富的话刚说完，刘三保就大声叫喊起来：“你还不老实交代，你不知道是怎么丢的，你们凭什么怀疑我，调查我？是我偷的吗？你自己做的事还要赖在别人头上，你还算个人吗？给我打！”紧接着雨点般的拳头就落在了任永富的身上，此刻他知道了，救济款的事没有了结，从此自己就要挨批斗了，但他不能承认自己私吞了救济款，他也没参与破案，调查刘三保的事他不知道，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说什么也与事无补，他什么也没再说，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心灵与肉体上的痛苦。

　　也许是这些人打累了，也许他们有别的事要办，打了一顿，刘三保发话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啥时想好了，给我说一声，省得皮肉受苦。”

　　从这一天开始，任永富就被以侵占公款的罪名，不断受到批斗，每次都是毫无结果，只是任永富的心灵和肉体每次都受到了新的摧残。

　　与此同时，刘三保把这件事报告了公安局，警方经过调查，没取得任何证据，谁也说不清救济款是谁盗走了。任永富是个抗过日，打过仗，流过血的老革命，为此公安局没予立案，但刘三保对任永富的批斗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再后来，大多数群众对刘三保的暴行实在看不下去，也非常同情任永富的遭遇，于是大家联合起来，又是找公社又是找县上，强烈要求停止对任永富的人身攻击，迫于压力，刘三保不得不作出一点让步，从此以后没再敢批斗过任永富，但他还是坚持叫任永富靠边站了，自己掌握了大队的主要权力。

　　事情到了这一步，不少人都劝说任永富要想开一点，千万别灰心。也是从这时开始，大家还经常帮他干一些地里的活儿，马永旺一家更是竭尽全力帮护着老支书。

　　转眼又到了腊月，二十三这天，马永旺开始打扫起院子来，他不让老支书再干这些活儿。他正在打扫时，来了几个年轻人，他们是帮忙来了。

　　他们一来，就拿起工具，帮着打扫起来。这时候，大花狗生的狗娃子马永旺早已送人了，只剩了大花狗。两个年轻人看到狗窝又脏又乱，就用铁锹翻开了狗窝，翻着翻着，一个年轻人叫了一声：“你们快来看，这是什么？”

　　几个人跑过来一看，见从狗窝底下翻出来几张已经破烂不堪的报纸，一个破棉袄，还有一堆纸片。

　　马永旺不看则罢，一看心里就火了，他口里喊着“打死你这个畜牲！”举着铁锹就向卧在一旁的大花狗砸去，毫无防备的大花狗一下就被打得傻了，嘴里发出惨痛的吼叫声，向院门外逃去了。

　　任永富和两家家里人听到狗叫声都跑了出来，左右邻居也听到狗叫声跑了过来，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大家过来一看，马永旺手里握着铁锹，蹲在地上正唉声叹气，大家伙近前一看，才发现了从狗窝里翻出来的废报纸和一堆脏乱不堪的人民币，报纸上和钱币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血点。此刻，大家都明白了，大花狗在给狗娃子准备保暖时误将包着人民币的报纸叼来，铺在了窝底，上边盖着报纸和茅草与一件破棉袄，钱上边那些血点是花狗生产时沾上的。

　　这时，人们才明白了，救济款原本就没被哪一个人盗去，不存在作案嫌疑人，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所谓的嫌疑犯竟然是一个畜牲，一只法律也约束不了的大花狗。

　　到了晚上，大花狗回家来了，它直竖竖地站在院子里，瞪着两眼，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它不知道自己为了孩子做过一回贼，所以它不服气，它也不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