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的早春，我刚满十四岁。从一九六九年的岁尾跟随者父母“备战备荒”来到这座城市最偏远的北部山区，已经三年过去了。三年里，我由一个弱不禁风的城市里的孩子，成为一个身体壮实，能和农村的小伙伴们一样在田里疯来跑去，在山里攀爬腾跃的农村娃。

　　父亲单位的这座战备医院在这里建设了四年多，分散在三条沟岔里。中间的那条沟里，是医院的主体部分，所有的建筑都是低平的，没有楼房，据说是这样可以避免被“苏修”的飞机发现。另外的两条沟里，分散着我们的这些家属区。最鼎盛的时候，家属区差不多有五六百户人家。那时候，我们一直很自得，在这样的地方，再牛Ｂ的苏修飞机也找不到我们的踪迹。

　　那一年，是我初三的最后一年。说实话，从随着父母来到这里，我基本没有正儿八经的读过几天书，多数的时间里，我都是在家里住的周边的山山水水之间游来逛去。虽然，爬山是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终于把山踩在脚下，俯瞰着或者远眺着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征服感，成就感。

　　就算坐在课堂里，我的心思也全然不在黑板上，所以，经常在被老师提问的时候，答非所问，笑料百出。以至于同学们都戏谑我是一个经常性“灵魂出窍的人”。或许是因为我性情比较随和，也从来没有自视自己是城里的孩子，有几分优越感，所以，我和农村的小伙伴们混的就格外熟。就算他们在闲暇的时候，上山搂草砍柴，路过我的家门口，只要喊一嗓子，我必定喜滋滋的把镰刀别再腰里，用竹耙挑起网包，和他们一路去。

　　同学之中，必有要好的。在我要好的同学之中，有一个叫秀文的。（请恕我隐去他的姓氏）他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娃，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在他身上可谓淋漓尽致。不说那一张嘴就让我很想笑的地方口音，他的脸上带有的那种山里孩子的红晕，他的手也比我更显粗糙。但是，他却是我们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之一，所以他全票当选为“学习委员”。他背着的是一个用旧布拼搭而成的书包，上面至少有三四种颜色，以至于我都分辨不清它的原色是什么。书包的带子居然就是一根手指粗的麻绳。但是，那个破旧而不起眼的书包却总是鼓鼓的。那书包被我的母亲看不过了，一次秀文来我家玩的时候，我母亲拿出了我的一个书包给了他，他坚持不要，我母亲说：“你收下吧孩子，这个书包你背着才更好。”或许是无法拒绝母亲的好意，秀文涨红着脸收下了，嘴里还谢着：“谢谢婶子”。

　　秀文的家和我们住的地方，最少也有四五里路。他当年住的那个地方如今已经被开发成一个旅游的景点。但是名字没变，还叫“野梨沟”。那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山谷，在两山对峙的峰谷之间，野梨沟就在哪里。

　　这是一条绵延足有几公里的山沟，所以叫野犁沟，是因为这条沟里有无数的野梨树。秀文的家，就住在野梨沟沟口向阳的山坡上。那是一个大家族的房舍，一字排开的十几间青灰色的房子，有的上面敷着青瓦，也有的上面苫着茅草。这大概可以看出，每家的日子过的如何。

　　秀文家的屋顶上是苫着茅草的。秀文一共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哥哥，在镇子里的中学读书，据说学习也是数一数二的好。从秀文的家到我们的初中学校，大概能有七八里路的样子，秀文就是那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用脚走出来。只是初中三年的时候，他那个在小学当老师的姑姑实在心疼她的这个侄子，把自己的一台其实已经很破旧的自行车给了他。从那以后，他会骑着那台除了铃铛不响几乎那里都响的自行车，每天都到我的家门前，载着我上学。身材结实的他，踩着单车给人一种虎虎生风的感觉。多数时候，我坐在后座上手舞足蹈。虽然车子很破，但是秀文载着我一次也没被摔，所以，我认为秀文骑自行车的水平是很高的。

　　我前后四五次去过秀文的家。他的父母看见我是很亲的，尤其是秀文的娘，总是要秀文给我吃这吃那的。在秀文的家，我第一次吃过东北很特色的“冻梨”。说实话，如果你看着端上来的一盘暗黑色的冻梨，你未必有胃口。因为在严寒之中，梨子早已经失去了它的青色。但是，当你鼓足勇气咬一口带着冰碴儿的冻梨的时候，你会在瞬间转变你对这种食品的看法。盘腿坐在温烫的火炕上，吃着冻梨，那是一种别样的享受。那种清甜，带着透心的清爽。秀文告诉我，这些冻梨都是他亲手采摘来的，就是家身后的那条野梨沟。于是，我一直就对野梨沟充满着期待和幻想，和秀文相约，开春的时候，我们进野梨沟看看。

　　北方春天的脚步是迟缓的，就算布谷鸟在迫不及待的提醒人们“布谷”的时候，其实大地上还是在酝酿着，发酵着春。唯一能看到春天迹象的是，向阳坡面的小草开始返青，那是一种很小心翼翼的青色。当然，只有毫不畏惧的野杜鹃，在料峭的春寒之中，率先打破了冬日的寂寞。

　　野杜鹃是一种北方常见的花，因为它总是在春天第一个绽放的花，有人称其为报春花，还因为它开放的时候，枝干上没有一片叶子绽出，所以，人们更形象的称它为“光腚花”。这种花一团团，一簇簇，在向阳的山坡上开着，所以，还有更贴切的名字就是“映山红”。柔柔的枝条上，肆无忌惮的开着一朵朵粉色的花，似乎在嘲弄冬天日益褪去的锋芒。

　　打春，是北方人常用的俗语，其实就是立春。有关打春的说法是有沿革的。最早的农村是有在立春这天，用藤条抽打一只用泥巴做成的牛，这样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含义的，所以，就被说成“打春”。故，宋人晁冲之有诗：“自惭白发嘲吾老，不上谯门看打春”。后来人们不再重复打泥牛的习俗，但是，“打春”这个词汇却被保留了下来。

　　北方的春天虽然迟，却是一定要以它的形式来的。如果说光腚花唤醒了人们对春天的记忆，那么长空之中，飞鸣掠过的归雁更像是带来了春天的消息，所以，冰雪消融之中，你会在田地里看到一阵阵升腾的阳气。

　　三天了，已经连续三天，秀文没有骑着车子来接我上学，他自己也没有出现在课堂里。直到第三天的下午，我才从班主任的口中得知，秀文病了，住院了，就住在我父亲的医院。我很吃惊，晚上父亲回来的时候，我让他第二天一定要替我查查看看秀文住在那个科，是什么病。在焦虑的等待之中，父亲给了我一个确切的消息：秀文住在内科，他得了病毒性脑膜炎。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我和几个同学去病房看望了在昏睡之中的秀文。躺在洁白的病床上，他脸上的红晕已经褪去，泛着一种青黄。我特地跑到主治医生那里询问秀文的病，他给了我一个非常不好的回答，那就是生命垂危。

　　噩耗是挡不住的，就在我们几个同学去看望秀文的第四天，秀文走了。当我闻听消息跑到医院试图看秀文最后一眼的时候，被秀文的家人坚决的阻止了。他们说：“别看了，会有传染的。”很多年后我知道，其实病毒性脑炎并没有传染性，我常常为此遗憾。

　　秀文走了，就葬在他家身后不远的那块朝阳的山坡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身边很近的人就这样远去，说实话，带给我的哀伤和震惊很久难以平复。我站在秀文的坟前，看着四处返青的大地，看着袅袅蒸腾的阳气，也远眺着秀文口中的野梨沟。

　　但是，我没有勇气走进去。因为我失去了一个能带着我走进野梨沟，走入梨花深处的向导，好友，兄弟。

　　二００三年的早春，我应当年同学的邀请，去哪里洗温泉，温泉之余，同学问我还想去哪里看看，我不假思索的说：野梨沟。于是他开着他的车子，沿着舒展的柏油路，没有十几分钟我们就来到了野梨沟。

　　下了车我没有进去，而是在路边的小卖铺买了一束香，几刀纸。我没费力的就找到了秀文的坟茔。许多年过去，秀文的家早已经搬迁不知去了哪里，但是，他留在了这里。燃一炷香，袅袅香烟之中便漂浮起那许多往事来，依稀之中，就看到了秀文的那张有红晕的圆脸，听到了他憨实的话语声，我感觉到自己的脸颊有泪流下。

　　我终于走进了野梨沟，三十一年过去，我记忆没有老去，看着野梨沟一路蔓延白如雪花的梨花，我好像就嗅到了冻梨的芬芳，感到了那种沁到心脾的甜意。我没有走太远就折返了，因为走得越深，那种梨花香越让我不敢闻，因为它总是让我忍不住想起秀文，想起那些岁月，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