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吉去世的消息，是偶然听到的。我们去找一个来北京看病的牧民，找到昌平农村的一家小旅馆。问好笑闹着，我顺口问候额吉，可是话出口时，我把“额吉她好么”问成了“她还在么”，话出口时我觉得自己脸色变了。在他谨慎地讲出来以前，第一眼看见他的神情，我就明白了。像一口气被突然憋住了一样，直至午夜回到家里。
　　
　　在桌旁坐下，心里空空的。去年冬天我居然毫无感觉。窗外洞黑，一股难忍的愤怒席卷了我。我望着黑夜，遥远的草原猛地逼近眼前。我不能再耽误，我已经使她失望。像又被抽去了一根骨头，单薄的感觉那么清晰。
　　
　　十几天后，我到达了乌珠穆沁。
　　
　　绿海般的大草原依旧荡漾起伏。像是抚慰，二十八年，我凝视着想。这个数字也叫人吃惊，已是与她结识的第二十八个年头。
　　
　　把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心又倾斜了回来。次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又千里迢迢奔赴那座拥挤的破毡包，住了一阵。嫂子抢在前面，挡住了我的教法。她要求孩子喊她“额吉”。一时我有异样的感觉：在我的失了准头的眼里，嫂子永远只是额吉的儿媳，也永远只是个少妇。
　　
　　这些年岁月轮回得飞快，转眼一年，又是一年，二十八年在眨眼工夫里变成了三十年。我不仅应该承认嫂子的意识，而且必须承认算术：我已经和当年的额吉同龄。那么还要追忆么，在这无情的时代，在这干旱的旧日营盘？
　　
　　一
　　
　　我好像写过，我写你写得手都酸了，心都累了；我好像狂妄地说过，我要把额吉这个词输进汉语。但是我并没有听到过你的回答。相反，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一种追问，它在问出之前已经带着挑衅的怀疑。它没有从我的笔下读出照例该有的刺激，没有发现应该丑恶的现实。我则经常勃然大怒，记不清多少次驱逐过来客，多少次出口伤人。是我写得太甜么，是我在我的草原写作中美化么，我不愿纠缠学术的或敌意的追问。因为缠绕我的是一个更潜在的问题，关于发言者资格的问题，关于文化的声音和主人的问题。
　　
　　追问是一种不好的毛病，由于它的轻佻。
　　
　　不必回顾早期那些中学生作文了，至少从《黑骏马》的写作开始，我警觉到自己的纸笔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严峻的禁忌。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在那时，人们都还只是用四百字或五百字的稿纸的时候，我就总是一边写着一边看见她——那个乌珠穆沁老妇的沉默形象。我早写过，我家额吉是位饱经沧桑的女性，她一生对外界缄默着，我继承了她对这可怕世间的不信任。
　　
　　笔虽然年轻却撞上了巨大的命题。我虽然一气写去，心里却咀嚼着带回城里的那沉默形象。喊她额吉，是风俗也是历史，但更是浪漫和愿望。我和艾洛华哥毕竟不一样，这使人多少伤感，但它是事实。
　　
　　从来文化之中就有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地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吮吸着榨取着沉默的文明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
　　
　　另一种人大多不为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得至深的同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味。不仅在双语的边界上，他们在分裂的立场上痛苦。
　　
　　血统就是发言权么？即便有了血统就可以无忌地发言么？
　　
　　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六十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掷抛到千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至于我则早在插队一年以前，就闯入到阿巴哈纳尔旗，品尝过异域的美味。额吉和我的关系并非偶然形成。但我毕竟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我不愿僭越。
　　
　　那时流畅地写着，而心里却时轻时重地抱着这个矛盾。人群和人群，社会和社会，早有更基本的交流，不过有时天然，有时残酷。牧民，追逐水草放牧五畜的人，过去只是对彼岸的茶叶、绸缎，今天是风力发电机和廉价吉普车感兴趣。他们说过要和这隔膜的世界做细微的交流么，用异样的语言，用制作的文学？
　　
　　额吉一生的遭遇，已经被我在心里完成了一个勾勒。旧时代的那一部分，我至今在体味和探究。新社会的半部，我曾与她若即若离地分担承受。她如一棵草，是个自然的女人，前半生饱尝的都是家庭不幸，生存和养育的艰难；后半生承受的多是政治的胁迫，不过是没有太悲惨，厄运和幸运夹杂。
　　
　　我确信突破了一个无形界限的人，同时可能突破血统的隔膜。但是，你难道跨越了关口？你具备代她发言的资格吗？
　　
　　我不知道。尽管写了半生，我并没有找到结论。审判要你来做出，额吉。我只是约束了文章也约束了自己。我只是感到：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分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青草浓密。这里是我放牧的第一个营盘，位于乔布格盆地一片草原的西北角。如今已经不再是合作化时代，瞧，连我的文字都把地理范围缩小到自家牧场。我已经觉得汗乌拉草原的概念太宽阔，开口闭口总是自家的草场。巧合的是，分草场时我家得到的乔布格，是一九六八年秋天我住进牧民家庭的，我的第一个营地。记忆阵阵醒来。右手是奥由特，左边是乌兰陶勒盖，当中有清澈的水井，和一条狭窄的硝土碱草。一切都和与你相逢的那年一样。
　　
　　额吉，如今我形单影只，独自立马站在这里。我看见你的灵魂徘徊飘荡，在乔布格，在你曾经望着我上马下马的旧营盘上。
　　
　　二
　　
　　传话的人说，她死在冬天。那个冬天我在云南的村寨里。那两年我总是在夏季去北方，入冬则一意惦着南国。六盘路上满是路障，我在它的周边绕来绕去，伺机一头闯入。我冷冷在外围转着，这个外围，几乎有半个中国之大。连年在云南，有冬日明丽的太阳，有丰富的百拉提月份的生活。我已经沉吟着，狠狠地凝视着那座瘦窄的大山好几年了，我确实忘记了极北草地的隆冬，忘记了燃料、白毛风、畜群和枯草，也忘记了我的蒙古母亲。
　　
　　我不知是否该责备自己，偏偏在那个冬天里我没有想到她。可是，即便得到了消息，我能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找到御寒的皮袍、穿越雪封的坝上，熬过零下三十多度的夜路，到达乌珠穆沁并且抵达我们的冬窝子么？
　　
　　现在我才来，确实更多是为了自己。我有那么多的话堵噎在心，不倾倒干净我会病倒。额吉，我要到你的荫下休息和医治。
　　
　　时代使得语言呈现得奇特。我向额吉和艾洛华哥的求学，大致限定在纯粹游牧的生活方式之内。口语，偏狭而急速地发育着，只向着游牧生活的范畴倾斜。一方面，我和牧民们之间已经细致入微地谈论草场、膘情、春雪和冬雪，谈论成千的羊群和单独的一只羊羔，更谈及社会的各支血系和家族、某人的底细以至秘事，但是我没有学会一个考古、证券哪怕关于楼房的词儿。
　　
　　现在流行的词是“话语、语境”。在当年的额吉与我之间，不仅一切交流都在最严峻的语境下进行，而且，也许我们使用的也是一套非常微妙的话语。我们夜夜的漫声细语并非全无忌讳：它们既在政治威胁的限制之下，又在古老禁忌的规矩之中。它是相当全面的蒙古语，但又没有金融宗教物理摩登，好像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语目。今天我半学究地发现：语言其实可以在基本语汇里发达。在前六十年代的草原，除了强加于草原的开会、语录、批修之外，朴素的基本语，支撑了整个牧区的社会和生活。
　　
　　可是，若想谈些复杂的事呢？
　　
　　亘古不变的石砬子敖包山下，新庙如今才真的彩画一新。一座可能真是镏金的黄灿灿的庙顶，在敖包鸟瞰下静静地闪烁。当年我多是采用转述办法，表达自己不会说的话。算算又是离开了十多年，我又经历了很多事情。为了畅谈个痛快，行前我甚至新学了一批词汇。我特别想给他们讲讲我所谓的“戴白帽子的民族”，我甚至联想到额吉倾听时的警觉眼神。
　　
　　但是她已经“不在”了。蒙语对逝世一事也用回避的表达。“死”这个词忌讳出口，用“不在”说出来，更加语感沉重。用这样的语言谈着额吉，我和艾洛华哥都有些受不了，我们小心地选择着，尽量谈得简单和概括。
　　
　　若是环境再好一些，我会对着她安息的山谷，念几节悼念的经文。可是我觉得那也许是强加于人，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提出要求。我走了一趟新庙，但是没有缴纳布施，回来后又觉得后悔。
　　
　　哥哥并非孤陋寡闻。我感觉得出，他在捉摸我的变化，他听得谨慎而专心。他无疑在用我的过去分析着我的现在。我讲他听，他似乎知道一切都不是戏耍，甚至我觉得他把事情看得很透。
　　
　　一天早上，我醒来听他说，刚刚去背后的山顶祭了敖包下来。我有些不高兴。他说自己没有办法去北边正举行的敖包会，孩子已经去了。看来，他掩饰了前几天的焦躁。孩子去了还不够么，他说，我说的是乔布格这里。于是他就自己带上奶豆腐，祭了乔布格的敖包。
　　
　　奶豆腐摆在南边吗？我问。他说是。走着上去的？骑那匹黑马。祭的时候人要跪吗？他说当然跪。他觉察到我的不快，解释说：以前额吉的父亲，我们的吉林宝力格的老父亲说过，要记住祭这个敖包。所以，我就在今天早晨，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上去祭了。
　　
　　我发现，他是在对我介绍自己。我突然明白了：在这漫长的世事沧桑过程里，不仅是我，还有他，一个最普通的蒙古牧民——我们都变了。我不再怨恨他没带上我，我意识到他的做法中内藏的严肃。用另一种文化来解释的话，他还在服丧。在和艾洛华哥对坐的那个早晨，我切肤地感到额吉尚未走远。
　　
　　那么，就像一九八一年额吉的六十本命年我从北京赶来一样，这次我仍然算是来对了。不知是因为把敖包祭了，还是因为对难缠的我讲过了，哥哥又松弛下来。望着他，我暗自想，人人都有一颗负重的心，而且最终都把这颗心托付给了冥冥之中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