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春节过后每天都下雨，树上的叶子旧得发黑，湿淋淋地闪着阴沉的光。它们像石头一样挂在树上，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但从来不掉。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好像不是要顺时进入春天，而是相反。
　　
　　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时不时地总要冒出去银角做的念头，去银角做，就意味着去卖，这样想着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如果天气晴朗，我大概会乐观一点的吧，即使仍想当小姐，也会坚信自己能卖出好价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边想做，一边又痛感自己太老了。
　　
　　雨已经下了整整半个月，连日阴冷，我一天比一天切肤地感到自己的衰老。小时候曾听老人说，小孩子身上有一团火，到老这火就没有了，连夏天都会感到身上发冷。我今年不过三十多岁，却已经感到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冷。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冷过，空气中就像充满了看不见的细细的针，它们又多又密，源源不断地钻进我的骨头里。我抱着暖水袋睡觉，但暖水袋一下就变凉了。我把毛毯、毛巾被、棉被、毛衣统统压在被子上，被窝还是像冰箱那么冷，躺了一夜，早上一摸，连屁股都是冰的，两条腿都冷麻了，双手像在寒风中吹了一夜，又凉又硬，肩膀也好像挑了一夜担，累得发酸，这是因为蜷缩得太久了。全身上下，只有胸口还有一点温热。
　　
　　这样的夜晚已经很多天了。
　　
　　刚下岗的时候，听说有的下岗女工去做了小姐（我们这里把小姐叫鸡婆，我不愿这样称呼她们），我想我是不会去做的。后来我看到报上登了消息，说被骗去当小姐的女孩跳楼的事。我忍不住经常想，如果换了我，我会不会跳楼？
　　
　　假如歌舞厅只在二楼，楼下又正好有一个沙坑，我也许会跳的吧，谁会那么甘心去卖的呢。我会把房门的插销插上，把窗户开到最大，免得窗框划破我的皮。如果情况不是很紧急，我也许会在窗旁站上一会儿半会儿的，我是多么想当一个良家女子啊！只要没有人使劲撞门，我会一直站下去的。
　　
　　我是一个怕死的人，本来我以为，没有孩子就应该不怕死，但我发现，事到临头还是不行。超过三楼我是不会跳的，我不但怕死，我还怕痛，怕断腿断腰破相。我现在住的房子就在三楼，是当年离婚的时候丈夫留给我的，虽然是一居室，又是西晒，当年厂里还是抢得头破血流，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司机，这样的房子是肯定分不到的。我丈夫是个好人，对于他，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窗下是厂里的垃圾池，池子本来只有两个乒乓球台那么大，几年前厂里每次开大会，工会主席都要号召大家，把垃圾倒在垃圾池里，不要再倒在池子的外面。但是没有人听，垃圾总是倒得东一堆西一堆的，弄得想遵守规则的人也走不到垃圾池跟前。结果就是，池子周围堆满了高高的一圈垃圾，池子里却是空的，从窗口看下去，好像还特别干净。
　　
　　我不知道这好还是不好。若垃圾池里有一满池垃圾，对于一个往下跳的人来说它就是一张又厚又软的垫子，在我们这种濒临破产的厂里，所有硬一点的垃圾都被拣去卖钱了，我跳下去肯定伤不着。但想到自己以一个狗啃屎的姿势扑到垃圾上，额头撞着月经垫，鼻子顶着大肉蛆，身上沾满了发霉的东西，也许还有狗屎，我就觉得池子里不如没有垃圾的好。但摔得头破血流也不是我之所愿。这就是我的两难处境。
　　
　　如果是在二十层，我就更不敢跳了。
　　
　　这么高的楼我从来没有上过，不过我从电视里看到过，行人只有蚂蚁那么大小，从跳下去到着地有好一会儿工夫，可以清楚看见头发着了电似的往上扬，衣服里充满空气，人飞起来。
　　
　　我佩服天津的女歌手谢津，她敢从二十楼跳下去。所有敢从四层以上跳下去的女人我都佩服。
　　
　　春节我回石镇过，在同学聚会的时候见到了杨芬。
　　
　　杨芬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我完全想不到，她现在在银角的一家歌舞厅当鸡妈。鸡妈这个词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是我们班同学说的，当时我一点儿都没有反应过来，以为杨芬开了一个养鸡厂。她家本来就是农业人口，是石镇附近生产队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悟出来，“鸡妈”就是“鸡”的妈咪。我们班的一个男生是记者，见多识广，他说鸨母跟妈咪不同，在我国，容留卖淫是死罪，所以才产生了妈咪，妈咪帮小姐介绍客人，并且提供保护。
　　
　　当时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见过杨芬了，她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头发又黄又稀的瘦女孩，胸是平的，屁股是扁的，全身没有一点儿肉，脸色青白，很像吸毒展览里的那些人。此外我还想起了她有点儿驼背。总而言之，我左右想不出，这样一个杨芬，怎么能当小姐的妈咪！我在电视里看到的妈咪，一个个的，哪一个不是长袖善舞，三围突出，比小姐还要漂亮，比打手还要英勇，比军师还要老谋深算。在我看来，杨芬与一位妈咪的距离相当于一只蜘蛛和一头大象的距离。
　　
　　我觉得杨芬干上了这种行当，她一定不好意思来参加同学聚会。但是石镇的同学说，杨芬发了，她怎么会不来，谁发了都会来的。
　　
　　杨芬果然来了，她的外表变化不大，只是衣着讲究了一点，还用了香水，看上去也没什么刺眼的地方，大家说话，也都觉得自然。这使我感到，她所从事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职业。聚会散的时候，杨芬叫了一辆摩托三轮车，顺便送我回家，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她是客气，因为很多年前，她家住在石镇附近的乡下，和我家住的金背街是南辕北辙，其实她早就在金背街盖了一幢四层的楼房，确是顺路送我回去的。
　　
　　杨芬初四就去了银角，银角离石镇有三十公里，是一个开发区，那里别的没有，全是歌舞厅，一家挨着一家，跟商店一样。
　　
　　我没有去过银角，这些都是听杨芬说的，她说本该在石镇多待几天，跟我好好玩玩，她还记得五年级的时候我送过她一块橡皮的事。但她又说无论如何，初四都得回到银角去，因为她让她手下的小姐初五一定得回来，她要比她们先到。杨芬说她手下有两个小姐对她特别好，一个当初因吸毒惹了事，是她出钱把她保出来的。另一个小姐刚来就被一个变态的人打了一顿，她又出钱让小姐去治。她说银角的小姐都知道，她芬姐是最仗义的妈咪。
　　
　　在冰冷的夜晚，我整夜睡不着觉，这时我就会在黑暗中看见杨芬，她的周围是一圈淡黄的灯光，酒红色的沙发矮而厚，上面横斜坐着黑衣女孩，如果从高处俯视，这几样东西看上去就会像一朵肥厚巨大的罂粟花。厅堂吊灯像一圈刚刚喝空的高脚酒杯，杯壁上沾着未曾饮尽的葡萄酒汁，墙壁是豆沙红，地面是黑色大理石，柜台上方有一只造型像嘴唇的大钟，在另一面墙上，是一幅巨大的梦露黑白摄影照片，她微仰着头，半裸着上身，肉感和阴影交错。没有客人在走动，灯光笼罩的厅堂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像影子，只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衣服，从门外走进来。我想，这个女人会是我吗？
　　
　　去银角做的念头越来越清晰，我想真的去做了也没什么。或许，应该先取一个艺名？一旦这样想，那些艳丽的名字就在黑夜里浮了出来，粉姬、海伦、红艳什么的，粉姬念起来像粪箕，海伦又太洋气，只有红艳，或者还算合适。
　　
　　我念叨这个名字，希望它像一层紧身的皮肤贴在我身上，或者像一种有效的咒语，通过意念的力量，在某一天晚上，突然地改变我的皮肤和容貌。
　　
　　去皱咒、丰胸咒、隆臀咒、细腰咒，这些奇怪的咒语大概正是藏在银角那样的地方的。
　　
　　我没有听说过这些咒语，但我知道有避火咒和避刀咒。在我整天闻着垃圾气味的狂想时分，我觉得这后两种咒语更加刺激。我念着避火咒，身上就像裹了一层冰，身在熊熊火焰之中，冰与火相撞，发出浓艳的蒸汽和凄厉的吱吱声；或者念着避刀子的咒语，然后光着脚板踩在一排排尖刀上，刀们闪着惨亮的寒光，像一些光身的瘦鬼，但我的脚比它们还轻，是另一些鬼，在刀刃上跳来跳去，我的肚脐眼则闪来闪去，像一只流落人间的天眼。
　　
　　这些千年才能修成的绝技，够当一名歌舞伎的了。我是一个俗人，当然是不会的。
　　
　　如果要异想天开，我情愿希望自己变得能生孩子。我希望自己子宫里有一团温暖的小肉人儿，这样我身体里就会有热气了，他是一簇橘黄色的小火焰，紧紧地贴在我的心窝里，我的骨头中。我在子宫里养着他，再冷的天气我都不怕了。我将在另一个冬天里生下他，我将在深夜的时候，偷偷地把它生下来，我要自己给自己接生，学电影里的样子，烧一壶开水，买一瓶酒精，准备一把干净的剪刀，然后，我就把小人儿抱在我的胸口，给他喂奶吃，我的乳房在这个时候就会变得膨胀，又硬又大，结结实实地挤满了乳汁。
　　
　　这样的梦想在多年前就已经破灭了。结婚第二年，我检查出了不孕症，我的丈夫是三代单传，他当天就提出要离婚，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后来我一边工作，一边读电视大学，他则到一家公司开出租。算起来，我有近十年没有见过他了。看来，要嫁人过日子已经没有希望，不如去银角试一试。听说做这种事能很快挣到很多钱，这样我可以把钱存在银行里，到福利院领一个健康的女孩回来。领养孩子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年陈冲在我们这个城市领养了一对双胞胎孤儿，这事启发了我。我已经老了，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听很多人说，现在做小姐的有很多大学生。我还在报上看到一个数字，说的是，在北京的本科生里，有百分之十一点几的人想到过卖淫，在全国本科生中，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十五点几，当然，承认自己真的这样做过的人，就很少很少了。
　　
　　这些数字是我用来给自己壮胆的。
　　
　　初四那天我去火烧街看望我小学的班主任李老师，她已经退休十多年了，自从小学毕业我一直没去看过她，但她还记得我，她记得我们班的每一个同学。于是她就说到了杨芬。
　　
　　李老师说杨芬是我们班来得最多的，每年都来看她，每次来都给她买水果。李老师说杨芬一直没有嫁人，现在都三十好几了，她说杨芬去年没来，听说她发了。她问我知不知道杨芬现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