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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起宋科，我和他应当是很熟的，我指的是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同村，那个时候的我们，还小，像许多那个年龄的小孩一样，懵懂的只知道玩耍。把尘世的一切，都化作人生的游戏。我、宋科、丁力，我们三个人是村子里有名的“熊”孩子，在那个缺少娱乐的年代里，我们常常用近乎歇斯底里的呼喊，和剧烈的骚动，搅醒展平村的一潭死寂。
我的特长是扔石头，我能用一颗石子，准确地将卧在树上的一只蝉打掉。展平村有的是枣树，枣子成熟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特长发挥到极致，一块石头投到树上，树上的枣子就落满了一地。有时，石头落到人家的庭院里，哐啷一声，就知道，一定是一只水缸或者是一个瓦盆，破了，于是我们仓皇逃走。丁力的特长是“偷”，谁家有什么好的水果，一定逃不出他的手掌；宋科呢？人高马大，长于搬运。比如我用石头打下了某家的红枣，红枣落地后，他就负责前去拾取。所以，常常被主人家逮住的就是他，我们逃出很远，等一段时间后，他才哭泣着，迤迤然地跟上来。
跟上来的宋科，郁郁然，显得孤寂无助，神情落寞而又忧伤。总会把我们欢悦的心，也笼上一层淡淡的愁绪。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像三棵生长在野地里的树，在风吹雨淋之下，逐日长高长大。伴随着一种近乎混沌般的无知，告别了自己顽劣的童年。
上初中的那一年，丁力随着他的父亲去了济南，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此后多年未见。我想，现在即使他站在面前，我也“对面不相识了”。
我和宋科，却如两只学季的候鸟，一起飞进了当地一所初中的窠巢。我们的学校建在一座不高的山上，山下是一片水荡，水荡里长满了芦苇和香蒲，“蒹葭苍苍”，弥目的芦苇，常常引发人的一种幽微的思考。水荡的南面又是一座山，我们叫它“南山”。透过窗口，翠微盈目，迷离、恍惚，跳跃，闪烁的景致，让人陡生神往之情。
那时，高考制度已经恢复，虽是上初中，考大学的警示语却已挂在了老师的嘴上，学校的学习气氛因此变得浓厚起来。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把自己泡在了书本里，终日预做着考大学的梦。宋科就不同了，第一个学期，他还能够端坐在教室里，从第二个学期始，他成了一名“游客”。他在教室的时候少，在外面游荡的时候多。我们大多只在放学的半路上遇到他，他和我们一起放学回家。有时，半路上遇到他，就看到他的身上挂满了草屑和泥土，我们问他，他努努嘴，脸朝着南山，我们才知道他是在南山上游逛的。到后来，对于他的外出，老师也不以为意了。有一次，教数学的王老师忽然问：“宋科呢，怎么没上班？”有同学伸出手，指指窗外的南山，老师就摇了摇头，背着手望着南山。我们看到了他脸上流过的淡淡的忧郁和无奈。
对于宋科的逃学，我们都充满了鄙视，大家很少与他交往，所以他就更加孤独了。那只失群的鸟，寂寂地飞翔在自己的天空里。
我们大家在一起议论，常会说：“要是宋科遇上皮子（狐狸）就好了！”内心里有一种幸灾乐祸。那时候，我们认为皮子是一种很可怕的动物。宋科到底有没有遇上皮子，我们不知道。可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南山，不仅有皮子，更有一些美好的景致。因为敞开门扉、透过窗口，就能看到南山上那郁郁的绿。现在想来，那时候的宋科，也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南山的景致吸引了。也许，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大自然会对他们产生一种魔力般的吸引，宋科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我能想象得出，他是以一种怎样的慵懒和散漫游走在山上的。他一个人，踢踏踢踏地走着，脚下是趟过的野草和山棘，或许，会有几颗苍耳挂上了他的裤脚；有时，他会惊起一只野兔，野兔猝然跃起，惊得他一呆，之后是远远望去的迷茫。累了，他就躺下，躺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身边有散落着开放的野花，有草虫的鸣叫，有从远天悠悠飘过的白云。有时，他会痴痴地望着天上飘着的白云，心中淌过一份淡淡的索然和惆怅。
我在想：他有没有想到，自己就像那片飘过的白云呢？是的，初中三年，他就如一片白云，轻轻地将那几年的岁月“飘”过了。带着一份落寞，带着一份孤独，带着一份惆怅，带着一种遗恨终身的缺憾。不管他自己承认不承认。
初中毕业后，我沿着父母为我设计的“路线图”，上高中，读大学，然后是参加工作，做了一名教师。宋科则辍学回家，我知道，这是他注定的命运。他是不能像丁力那样，随着父亲进城的。我渐渐和宋科疏远了，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关于宋科的一些事情，大多是后来听村里人说的。
听说，辍学之后的宋科，在农村干了几年活，就长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男子汉。土地的辽阔，天空的高远，人居其中，一些人变得高大了，一些人却变得渺小了。
宋科的父母给他购置了一辆马车，他成了一名马车夫，做起了贩卖拉运的工作。我一直没有见过宋科赶马车的样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像别人那样，甩动鞭子，在空中打出一个脆响的鞭花，然后，马儿就得得地跑起，地面上溅起梦幻般的粉尘；或者像电影上演的那样，朗声唱着：“赶起了马车出了村啊……”的歌儿，意气洋洋地驱车出村。蓝天，大地，驱赶和奔驰。在我的印象里，一个马车夫，该是多么气派啊。
可是，宋科似乎没有气派起来。在赶马车的几年里，他娶了妻，生了子。也学会了饮酒，而且饮而成癖。所以，当那些和他一起赶马车的人，将马车换成了汽车的时候，他却把“马”赶跑了，把“车”赶翻了。他成了一名没有马车的马车夫。
正当他陷入潦倒状态的时候，他遇到了贵人（村子里的人都这么说），一位外县到本地做乡镇书记的人与他攀上了亲戚。书记也许是出于同情，也许是真的觉得难得在外地遇到一位自己的亲属，就伸出了手拉他一把。书记让宋科拉起一档子人，做修补公路的工作，一切的活儿都是书记为他出面揽下，宋科只是带着人干。那几年里，宋科确是风光了几年，同时，村中也不时传出他“犯烧”的风言风语，说他挣了几个钱，整天“烧”得难受。
这或许是真的。这一年的夏天，放暑假，我回到老家。早晨到村头闲逛，遇到了宋科。其时，他正坐在村头的桥头上，朝阳照着他红彤彤的脸，四周或站或蹲地围了几个赤膊的人，我知道，这一定是跟他干活的。宋科的身旁放着一瓶启开的啤酒，口中正嚼着一段香肠，脸上漾着一脸的滋润和满足。寒暄之后，我问：“怎么一大早就喝上了？”宋科显出一副很满意的样子：“这就是我的早餐，一瓶酒，一根香肠。”接着，又来了一句：“比你们吃公家粮的人怎样？”我没有说话，只是微微一笑。他顺手拿起酒瓶喝了一口。放到地上的酒瓶，泛起几个耀眼的啤酒花，又迅速地消失了。
我回到家中，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也只是摇了摇头。
此后，又有好几年没有见到宋科。当我再次见到他时，他正站在自己的大门外（他家的大门临街），手中拄着一根拐杖，手搭在拐杖上，双眼涩涩地望着天空，也许是望着半空里树间的缝隙，那花花搭搭的粉碎着的时空。迷离、恍惚，思绪漫漫。我走近，声音惊醒了他，看到我后，他向前挪了一步，看得出很艰难。我帮他点上一支烟，询问他的伤情，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就向我述说了他近几年的状况。原来，修补公路没几年，他那个做书记的亲属就出了车祸，失去了关系，公路局也就不再把活承包给他了，没有活干，便只好散伙，他不再是雇主，他又成了别人的小工，跟着一个建筑队干活。没有技术，只能干一些翻砂搬石的重活。他又好酒，所以在一次搬石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砸了，腿伤了，脚面上的骨节断了。就成了眼前的这种状况。临了，他重重地叹了一句：“还是你们吃公家饭的好啊！”
此时，我无话可说，连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只是心中有一份同情。我已走出很远，回首望望他，他还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最后一次见到宋科，是在几天前，我又一次回到老家。这个下午，临近黄昏。夕阳之下，正有几个老人围在街心下棋，宋科仍扶着他的拐杖，站在外围观棋。街道寂寂，涌动着一种郁闷和无聊。我没有惊动任何人，只从他们的身边轻轻地走过。但我仍然看到了宋科脸上那漠然的神情。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因棋局的变化，而惊而喜。也许他根本不会下棋，看不懂棋局的风云变幻，他只是为了观看而观看。在观看的过程中，让时间从身边慢慢流逝。
这个中年人，已过早地让自己住进了生命的黄昏里。
夕阳惨淡地照着，落寞如风。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宋科的影子总在我的面前浮动。读陶渊明的诗文，我竟然把两个劳苦人的影子重叠在了一起。但我的头脑是清醒的，我知道，这绝对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人。同样是仰望，宋科的仰望，是一种虚空，是一种茫然；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抬头一望，就成为千年经典，只因里面有“真意”存在。同样是一醉，宋科只是为醉而醉，而陶公则如玉山倾倒，倒在自己的思想里，倒在自己的精神空间里。一个人，有形无“神”；另一个人，则神形兼备，甚至精神的世界更为丰盈。
或许，在农村，像宋科这样的人还不少，“我本善良”，可骨子里到底缺少某种精神的东西，所以，就注定了一种生态的落寞。
那些落寞的人，还在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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