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半，下着细雨，天阴得有点发冷。我刚打开办公室的门，他也跟进来了。我沏了一杯茶，坐定，自顾喝茶，没理他。

　　他没有像以往一样，毫不客气地在沙发上坐下来，而是局促地站在屋子中间，抖瑟着。我没叫他坐，他也不坐。

　　他姓蔡，７０多岁了，是上访专业户，我们都叫他蔡老头。办公室的人陆陆续续地来上班了，看见他，都乐了，都说，蔡老头，又到北京回来了呀？见到某某了吗？

　　某某指的是中央的一个大人物。

　　他说，回来了。又给每个人都敬上烟。

　　抽的是大中华。老头今天有喜事了？

　　我不问，其他人也不问，都去忙自己的事，把老头一个人撂在屋中间。他有话自然会说。

　　他果然就说了，他说，解决了，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都将头抬了起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又都一齐看着蔡老头。

　　老头高兴了，自个儿搬了个凳子，坐了下来，猛吸了一口烟，说，解决了，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说，这么说，他们认定你是１９４０年入党的了？

　　老头说，不，他们说我是１９４９年入党的。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几个人差点笑出了眼泪。

　　只有老头不笑，像看着怪物一样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怪物一样看着他。

　　蔡老头真是个怪物。就为到底是哪一年入党的问题，十几年来，他一直在上访。本来，不管是１９４０年还是１９４９年入党的，他都享受离休待遇。可是他固执得很，死认定自己是１９４０年入的党，十几年里，他跑广州跑北京，几个工资都倒贴进去了。这一次，他去北京，是去找一个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蔡老头说，是真金，就不怕烈火烧。

　　我对他说，这么说，蔡老头，这一次你没有找到你那位战友？

　　不，找到了。老头说，他也说我是１９４０年入的党，我确实是１９４０年入的党。就是那一年，日本鬼子的炸弹炸伤了我的左腿。老头说着就卷起他的裤腿，把那一个碗口大的疤指给我们看。

　　老头的固执劲又来了。屋子里的几个人又都笑了起来。按惯例，老头接下来会呈上他那一叠厚厚的材料。那一叠材料里有上至中央下至村委会的公章，老头每到一个地方申诉，就一定叫人家盖上公章，明明那公章一点也不管用，可老头信它。那一叠材料里，就有我亲自给他盖上的十九个公章。我拿出公章来，准备给他盖上第二十个公章。

　　可这次老头没带材料来，见我们都笑，老头张开的嘴又闭上了。

　　我说，蔡老头呀，你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呀？

　　老头搓搓手，说，嘿，我要干什么呀？突然又说，你们都是党员吧？

　　办公室里几个年轻小伙子打趣道，蔡老头，党员又有什么用呀？你还是先弄清自己是哪一年入党的吧。

　　老头激动起来了，满脸通红，牙齿格格地响。他大声说，我告诉你，小子，我是１９４０年入党的，我是老党员了。入党没用，干啥有用？你说说，你说说。泡歌厅、包二奶，这些就有用了吗？你们这些人，还是共产党员吗？

　　老头几乎要跳起来了。他说，我这次去北京，我那位战友死了，他死了，我突然想开了，他干了一辈子革命，死了还将遗体捐献给国家，我还在哪一年入党的问题上争什么，我还算个共产党员吗？！老头突然“啪”地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

　　清脆的一巴掌，像打在办公室每个人的脸上。大家都不说话，老头脸色发紫，我脱下一件衣服，披在他身上。

　　我的心里，流着长长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