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去见一个女人，他叫她姐姐，他说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 

那是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城市已到处弥漫着燥热的气息，连树叶都像是会随时喷出绿色的火焰。

他们坐在一间小小的茶楼里，喝茶，讲述彼此的曾经过往，交叉看一幕绝版的老电影。他握着她的手，看她掌上的纹理，煞有介事地摸索她的未来。他顺着她的命往前走，她却在他的掌中逆时针后退，直到渐渐小起来，成一个豆蔻。

后来，她不喜欢听“姐姐”这个称谓，她希望他叫她别的什么，什么都好，只要不是“姐姐”；他却越叫越自然，像是一件生下来就穿上去的衣服，是肉身与尘世物事最初的亲近。

他和她都不知道，自一个叫海子的诗人写了一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的诗后，“姐姐”就成了一个暧昧的名词。

大约是他去见这个“姐姐”的时辰，我正与一个远道而来的诗人站在一条江边。我不知道他比我大还是比我小，也不探问他的任何旧事，我对他的认识，仅仅是他的名字和他的文字。

我们隔着一米的距离说话，都用平稳低静的语调。他说起他到过的一些地方，他所看到的民俗与人情，一连串名词从他的嘴里滑出来：茶马古道、悬棺、走婚、沙漠；他又说到朋友的画，还有他在一个造船厂看工人造船。他很投入地用了很多手势来配合语言，以便我能真正明白那些铁钉是如何被敲进船身。他的语速有些快，顺风顺水的船一样，而我是一道悠长的堤岸，只管看他铺展自己语言的航程。

然后雨又落了下来。

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这座城市像一团水草，吐着潮湿而略带腥味的气息。他来自一个干旱少雨的地方，所以当我撑开伞，他还是在伞外与我隔着一米的距离。他要把自己也淋成一棵水草。

那一刻，满世界都在雨中，唯有我们，一米之间，有着一片明朗的阳光。

是另一个人。在若干年前。

春天刚刚起头，阳光正扮演着油漆工的角色，一刷子一刷子在地上涂着它喜欢的色彩，而不屑一顾的寒风，依旧投射着它凛冽的飞镖。

我抱着一只插满粉色香水百合的水晶花瓶，走在小城的人行道上，从东城的家去西城的家。

他就隔了一千多里远的距离，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正坐在某个公园的草地上，给自己的思想放风。然后他很细致地描述他周围的事物：右边五米外有个年轻女孩在给更远些的另一个女孩拍照；前方十米远有一个很小的圆形喷泉；左侧正有一对年轻夫妻逗弄着婴儿车里的孩子；而他的身后，一个清洁工与一个老太太不知因为聊了什么正开心地大笑。

我知道，他要跟我说的其实不是这些，这样的序曲完全是为了引我进入他的剧情。

然后他不出我所料。他说对不起，这样的天气适合弹着吉它唱支歌给你听，唱春天的花会开，鸟儿它自由自在。但是，我还是要把昨夜到访的文字读给你。

一直是这样，从认识他开始，他就是我的诵者，我就是他的听众。他的声音平缓而磁性，普通话里掺杂着浓浓的地方口音。文字都是如泉一般的，干净、安静，且无以言说地流畅，他在他的文字里，像是山中独行的人，世界有序地感性，而他理性地坦然于孤单。

听他读或者诵，我直觉正与他抵足，他没有技术的语音行走，使得我们之间拆去了表演的距离。

就这样，那个午后，我用脚步一寸一寸丈量了他的新稿，而他用一串爽朗的笑声，回赠我一个春天的表情。

世界是由名词构成的，人与人之间，也由名词确定距离。谁是谁的远，谁是谁的近，不需曹冲称象那般复杂，只需一个准确的名词，便尘埃落定。

如我，与那个诗人，是一米阳光的距离，与那个诵者，是一页新稿的距离。即使光阴将记忆如沙子沉淀，这种距离也会恒定不变。这种距离，恰好可以阡陌纵横，春风来去。

回到“姐姐”。

那个关于“姐姐”的故事，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结局。那个给我说故事的人，略过了细节和结尾。他像是向我贴一张电影海报，或者是小说的内容简介，只有粗线条的剧情，所有悬念，他都故意遗漏成省略号。

我们无法不承认，有很多名词，已渐渐被浮躁的人们不经意间挪移了位置，再也回不到单纯的原来。

而当一群面目不清、身份不明的名词四散，游荡在茫茫尘世，我们要如何才能测算，我与你的距离，他与她的距离？我们要如何才能判别：谁是谁的远，谁又是谁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