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傅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蛮不错的。

　　那还是十几年前，一个夏天的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太阳已经冒出了头，金色的阳光顺着玻璃窗户溜进来，落在泛黄的墙上。我睡觉的那个屋子，就像一个半开着的盒子，一半明，一半暗。忽然，从屋外传来叮叮当当的凿击声，我感到很奇怪。这是谁呀，大清早的，门还没开，就开始干活了。难道是老冯？老冯昨天晚上和我一起值的夜班。不可能。这家伙比我还懒，每天都是主任来了，把他的宿舍门擂得山响，他才哈欠连天的起来。那又是谁呢？我凑到窗前。只见在厨房门口立着一个柜子，一个人正在那里敲敲打打。我拉开门问，你是谁呀。那个人听见声响，停了手里的活儿，转过身来，对着我，毕恭毕敬的样子。他跟我说，他是来做饭的，是老冯找的他。我这才想起，的确几天前，主任曾叫老冯去找个做饭的，先前那个因为身体不好，歇了。这几天，都是我们自己糊弄几口饭吃，不生不熟，不咸不淡的。

　　这个人就是大师傅。没过几天，我们就相互熟悉了。

　　大师傅五十多岁，个头不高，有些谢顶，脑袋上稀稀楞楞的几根头发，就像圆不溜秋的沙土岗子上，长出的几根茅草，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脸虽然有些黑，但是却很光滑，好像是用猪油蹭过的锅底，尤其到了晚上，电灯下一照，油光锃亮。还有，就是大师傅的胡子也不多，有那么一两根，还特别长，用手轻轻一扥，就解决掉了，这倒省了刮胡刀的事。没事的时候，我们常坐在一起，闲聊天。这个说，大师傅，我怎么看你像个老太太呀。大师傅不言语，只是嘿嘿地笑。那个又说，大师傅，你不长胡子，你是不是太监呀。大师傅还是嘿嘿地笑，而且笑得比先前更响了。等笑够了，大师傅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他从小到大没干过体力活，他以前是背药包的。背药包的，在我们这里是指给人看病，走百家门，吃百家饭，在生产队那时，谋得这么个轻松的差事，很不简单。不过，大师傅又说，他不是给人看病，是给猪看病的。这引起了我们哄堂大笑，大师傅也跟着嘿嘿地笑。对于他的这个说法，我曾求证过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想了半天，也不敢肯定。最后，半信半疑地说，也许是吧，不过，就他，治好了不敢说，治死几头，倒没准。

　　自从大师傅来了以后，我们俩就成了晚上值夜班的不贰人选。我离家远，回家一趟不容易，关键是，那时我还没结婚；大师傅呢，就是这个村的，而且女人几年前就去世了，留下两个女儿，小女儿在外打工，大女儿已经结婚，所以，他回去不回去也在两可之间。别看大师傅上了点儿年纪，但精神头却挺足，晚上很晚才睡觉。大师傅爱看电视。粮站里只有一台电视，就放在他的屋里。每天晚饭后，我就跑过来和他一起看。等到十一点左右，我说我该睡觉了。大师傅冲我点点头，然后继续大瞪了双眼，精神十足地，美滋滋地接着看。有几回，夜里我被尿憋醒了，出来解手，迷迷糊糊的看见他那屋还忽闪着亮光，而且还有叽里咕噜的说话声。我轻手轻脚地过去，接着玻璃往里一看，你猜怎么着，他老先生早倒头大睡，鼾声如雷了，而电视里还演的正欢呢。第二天，你问他，昨晚什么时候睡的，他会想好半天，最后还是摇摇头；问他关电视了吗，他也说不知道。好像一夜之间，所有的事，他都不记得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不过，大师傅起的的确很早，比我要早将近一个小时。大师傅起来后，一会儿也闲不住。宿舍前有一排大槐树，别看叶子小得像指甲盖儿，可稠得很，滴沥耷拉的，像垂下来一树的鱼鳞片儿，每天早晨，都会落下来一地。大师傅第一件事，就是抄起一把扫帚，“刺啦刺啦”的，从里到外，把整个宿舍区打扫一遍。刚开始，我还真有点儿不习惯，就那“刺啦刺啦”的划地声儿，比树上麻雀的唧唧喳喳的叫声还烦人，大清早的，这点儿“好时光”，都被他“刺啦”掉了。有几回，气得我真想对着他咆哮一番。可等拉开门一看，院子里干干净净的，一片树叶都没有；就连铺地青砖的砖缝儿，都像是用手掏过了一样。看到这情景，你还有理由咆哮吗？你还好意思对着人家乱喊乱叫吗？如果真那样，岂不是不识好歹，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大师傅的工作很简单，就是一天三顿饭，其余的时间完全由他自己支配。没事的时候，大师傅喜欢戳大街，尤其是在午后，太阳就在脑瓜顶儿，暖暖和和的。大师傅站在大门口，上衣的扣子也不系，裂闪着；一只脚支着，一只脚伸向斜前方，稍息的架势；一只手攥把瓜子，一只手把瓜子扔进嘴里，“嘎巴儿嘎巴儿”的，嚼得倍儿香。就那做派，比主任还主任。门口的这条街是村里的主干道，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差不多他都认识，谁过来，他都要和人家嘻嘻哈哈地搭讪几句。那几年，村里面打麻将成风，男女老少全都乐此不疲。大师傅也好这一手，如果有人一撺掇，大师傅立马跟人走。说实话，大师傅打麻将的技术，实在不敢恭维，完全由着性子来，自然，是输多赢少。不过，大师傅心态好，宠辱不惊。每次回来后，你问他今天怎么样。如果要是赢了，他会凑到你跟前，头一扬，眼眉向上一挑，小声地说：今天手气不错，怎么打怎么有，三归一，今天晚上咱爷俩改善改善。如果要是输了，他也不急，而是嘴一撇，头一摇：今天不行，要什么没什么，仨会儿都不胡。咱们只好有什么吃什么了。

　　大师傅有个毛病，就是爱凑份子，说好听点儿，就是爱帮助人。因为他有这么个手艺，村里要是谁家有个婚丧嫁娶，大事小情的，免不了找他过去帮忙张罗一番。他一接着信儿，二话不说，老早就过去了，不用你再请二回，而且一干就是两三天，把粮站这个正摊都放一边，不管不顾了。有一回，都中午十二点多了，厨房里还冷锅冷灶的，一点儿烟火气都没有，饿得我们几个人直转磨磨。最后，气得主任在屋里直拍桌子瞪眼：老冯，去，把他给我找回来。没多会儿，老冯领着大师傅颠颠地回来了。主任一见他，劈头盖脸地喝问：你还知道你是干吗的呗。大师傅也不言语，只是嘿嘿地笑，一边笑一边开始做饭，弄得主任也哭笑不得，一点儿脾气也没有。

　　这都好说，手艺是自己的，帮忙也有时有晌，末了还能落个人情。可让人难以理喻的是，农忙时节，大师傅放着自家的农活不干，整天去帮助别人。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家里的活不多，有姑爷一个人就成了。

　　按说，大师傅有两个女儿，挺好的，人们都说，现在这年月，养闺女比养儿子强。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真的没生个带把的儿子出来，就还真不成。尤其在农村，先不说别人拿什么眼神看你，就你自己已然觉得自己没能耐，矮人一头了，不敢往人堆里去。时间长了，性格大都被扭曲，不是变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就是少言寡语，形单影只。再有，就是地里的农活大多是力气活，虽说现在实行了机械化，省了不少劳动力，但诸如施肥、浇地、打药，还是要靠实打实的人工。都会唱“谁说女子不如男”，可是，唱的比说的好听，这其中的劳苦辛酸是别人想象不了的。还有，就是受人欺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都想多有点儿，如果你的地边儿挨着一个混横不讲理的人家，那你多半要受窝囊气了。他会觉得你以后也没什么指望，今天侵你一分，明天占你一厘，知道你也不敢炸刺，反之，你也只好忍气吞声。所以，在农村，这样的人家大都会留一个闺女在家，招一个上门女婿。第一是延续香火，第二就是顶门立户，免遭人的欺负。大师傅也不例外，他把大女儿留在了家里，从外地觅了一个女婿，现在，已经有一个孙女了。

　　俗话说得好，“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没长眼的”，这话搁在大师傅身上，虽然有失公允，但也不是全无道理。就算是你做好事，帮衬人，那你也要把眼睛擦亮点儿。人言可畏呀！这不，大师傅的“乐于助人”，终于招来了是非。事虽不大，但很腻歪人。那天，我正在大街上走，迎面碰上附近的一个邻居，她也爱站大街，是远近闻名的长舌妇。她拦住我，神秘兮兮地问我，是不是你们的大师傅和谁谁谁有什么关系呀。她所说的“关系”，我自然心知肚明；而她说的“谁谁谁”我也认识，是个寡妇，男人一年多前，不知得了什么病，死了。我听了一愣，聊了几句就借故走了。回去后，我把这事和大家伙说了，大家也满腹狐疑，觉得这个事不太可能，但这却不能阻止他们的好奇心。等大师傅回来了，便你一言我一语，开起了大师父的玩笑：大师傅，又帮助人家干活去了。大师傅嘿嘿一笑，不置可否；大师傅，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大师傅一头雾水，摸不清头脑；大师傅，是不是看上人家谁谁谁了？大师傅这才听出个所以然来，把手一挥：别瞎说了；大师傅，我说后院那墙头怎么这么光呢，是不是你爬的？大师傅这下可急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等哪天真的丢了东西，到时候谁说的清啊。私下里，我曾对大师傅说，这事很正常，又不丢人现眼，不行找个人给你说说。大师傅愣怔地看着我：这事你也相信呀？

　　自从这事传出以后，小小的粮站里又忽然多了一个话题，平添了几分快乐。没事的时候，人们总要拿大师傅揶揄一番，大师傅还是老样子，跟谁也不急，只是嘿嘿地笑。不过，看得出，大师傅多少还是有些变化。他不再上大门口，像主任一样，裂闪着衣裳，悠闲自在地嗑瓜子了；他也很少出去，半天半天的和人打麻将乐和了。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的大女儿来的次数忽然频了，这在以前可是不常见的。她每次来，都好像是家里有许多事，等着大师傅呢。今天说要买种子，明天又说买化肥，有时候，还顺便把孩子放他这儿，让他照看。有一回，大师傅偷偷地让我先支给他点儿钱，我问他干嘛，他说姑爷想买辆三马。我把钱给了他，跟他说，自己也留点儿心眼，别等以后动活儿不了了，到那时，后悔可来不及了。大师傅冲我嘿嘿一笑，点点头，走了。

　　我和大师傅断断续续的相处了八年。2004年，粮食系统大改革，我们全部买断，我从所谓的“国家干部”，摇身一变，又变回了一介草民，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大师傅劝导我：大老爷们儿，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在哪儿不能吃饭呀。幸好，原来的主任凭着自家的实力，又把粮站承包下来，就这样，我和大师傅又在一块儿呆了三年。2007年，由于经营不见起色，粮站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我们这才散了伙，各奔东西。我奔到了城里，自谋生路，大师傅告老回家，独享晚年生活。

　　我走的时候，大师傅还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