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许柏富

　　一九六八年四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Ｍ城的睦州中学已经从五六十名教师中揪出了十几名“牛鬼蛇神”，关在一间教室改成的“狼狗窝”里。他们和走资派一起，白天扛着锄头排着队到校园菜地里劳动，晚上一边写检查交代，一边还不时受到造反派的凌辱。

　　这天，高一学生李建国接到校革委会的一项任务，派他和高二的沈贤同学一起，到淳安去调查徐栋老师的土匪问题。

　　李建国原是睦州中学的一个群众组织头头。这个组织是几位李建国平时很佩服的几位笔杆子同学拉起来的，李建国是后来参加进去的。李建国原是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负责校黑板报工作，也算是那几位笔杆子的“老领导”。这个组织成立后还没有正式的领导人，于是开了一次会，就推举李建国当了头头。李建国他们一开始很积极，写大字报，组织开批判会，办油印小报等忙得通宵达旦。可是后来当学校里有一批人要把学校的一把手、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往死里整时，李建国他们不服气了。他们觉得一把手是三代讨饭的贫农出身、又是山东南下干部，从揭发出来的问题看，仅仅是有时态度不好，爱发脾气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于是就和他们唱起了对台戏。后来社会上省联总和红暴两大派闹得很厉害，有几位同学向李建国建议加入省联总，李建国觉得社会上的两大派到底谁大方向正确不清楚，还是先看看再说。结果这几位同学就以该组织名义背着李建国加入了省联总，省联总获胜后，他们在学校大联合时反而有了一席之地。但学校对立的一方提出李建国个人“造反精神不足、省联总观点不强”，要求换人。无奈，该组织只好改换了另一位同学当头头，进了大联合领导班子以及后来进入校革委会，李建国便什么职务也没有了，不过李建国倒也不在乎，因为他觉得自己造反精神确实不如别人，省联总观点也确实不够强，何况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

　　当李建国到校革委会办公室开介绍信时，校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前被书记破格提拔为党支部秘书的一位校工、文革中反戈一击整书记的一位矮矮胖胖的中年人，一改运动中的对立情绪，眯着小眼睛嘻嘻笑着说：“李建国，你是有水平的人，这次外调任务经过校革委会的认真研究，决定派你去。”李建国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矮胖子接着详细交代了徐栋老家的地址及交通路线。徐栋是位数学老师，从未教过李建国，但运动中观点倾向李建国他们。李建国想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既然是运动的需要，又是校革委会布置的任务，他觉得还是应该大公无私地去认真完成。

　　李建国拿到介绍信，到财务室借了差旅费，找到了沈贤，沈贤原来是他们一个组织的，两人约好第二天早上出发。第二天，两人坐汽车到了新安江，再坐车到岭后千岛湖码头，然后坐上了到安徽深度的客轮。在船上，他们望着一碧万顷的千岛湖，心旷神怡。李建国观赏了一下风景，便随手从袋子里拿出了从学校带来的一张报纸，报纸上有一篇报道北京某工厂清理阶级队伍中重视政策问题的文章，他仔细地看起来。中午船上供应中饭，是一角五分钱一碗的汤面，他们一人吃了一碗。到威坪已接近傍晚。上岸后，幸好还赶上最后一班客车，又坐了一段路，到了唐村。唐村是个区所在地的集镇，他们找到一家供销社办的旅店，住了进去，又出来在街上小店吃了晚饭，

　　第二天起来后，他们向旅店问清楚了去徐栋老师家乡塔石公社塔石大队的走法，知道已没有汽车可乘。他们离开唐村往北走了几里路，就往左拐爬上一座山，山虽然不算太高，当时也还是春季，两人还是出了一身汗。当他们坐在山岗上休息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宽阔的盆地，盆地的中央是一座大村庄，而且都是一色的白墙黑瓦，看不到一间泥草房。他们下山走近了一问，方知道这个大村庄就是塔石公社所在地塔石大队，奇特的是所有房子屋顶上盖的不是瓦片而是大大小小的黑色石片。他们找到大队部，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接待了他们。李建国拿出介绍信，那人看过后，给他们倒了茶，先让他们两人坐着等一下，然后就去找来了三四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农民。他们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回忆说，解放前夕的一个冬夜，当地山上一股土匪闯入村里抢劫，要找一个有文化的人写一张布告。当时正读师范学校放寒假在家的十八岁的徐栋就被土匪找去了，结果徐栋就给土匪起草了一张布告，内容主要是通知老百姓交钱交粮给土匪。李建国问他们：徐栋除了写这张布告外，还有没有帮土匪做过其他事情？这几个人都说没听说徐栋帮土匪做过其他事情。李建国又问徐栋原先和这股土匪是否有联系？他们也说不会有。李建国便要大队出一份证明材料。那中年男子便按大家谈的情况写了一份材料，加盖了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的公章。时间已到中午，中年男子说到我家去吃饭，李建国说不麻烦了，我们到小店里去吃一点算了。大家都说这里没有吃饭的小店，李建国便只好跟中年男子去家里吃了饭。离开时，李建国拿出半斤粮票和四角钱付饭钱，对方死活不肯收，李建国只得算了。

　　他们回到唐村，时间还早。但赶到威坪已没有当天的班轮。他们也觉得有些累了，便仍找到昨晚的小店住下。唐村也没什么好玩，晚上，他们两人躺在床上，在昏黄的十五瓦的电灯光下谈论徐栋的问题。沈贤说：“看来徐栋的土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李建国坐起来，拿出学校带来的那张报纸，不以为然地说：“报纸上说：历史问题分好几个等级，有一般问题、严重问题、敌我矛盾问题，还有介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属于推一推可以推过去，拉一拉可以拉过来的问题。不是土匪两个字可以简单下结论的。”“那你说徐栋的问题属于什么等级的问题？”沈贤问。李建国想了一下说：“我认为属于一般问题，最多严重问题。因为他就写了一张布告，内容也只是帮土匪要钱要粮，没有其他更反动的东西。”沈贤想了想，点点头表示赞同。

　　第二天一早他们先坐车到威坪，再坐船到新安江，当天傍晚就赶回了学校。他们两人一起到校革委会汇报了外调情况，交了证明材料。矮矮胖胖的革委会副主任看了材料，拍拍李建国的肩膀，连声说：“好！好！你们辛苦了！徐栋的问题革委会会研究的，你们回去休息吧。”

　　当天晚上七八点钟，李建国正在教室里看书，忽然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通知全校师生立即到大礼堂开会。李建国走到大礼堂时，礼堂里已经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主持会议的那位矮矮胖胖的校革委会副主任正在台上对着话筒大声宣布：“把土匪徐栋押上台来！”台下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学生一手抓着徐栋的一只手，一手按着他的脑袋；徐栋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大土匪徐栋！”名字上打着大红“ｘｘ”，跌跌撞撞地被推到台上，头低得已看不清楚面目。李建国大吃一惊，先是感到内疚，继而愤怒地盯着那在台上大呼小叫的革委会副主任，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学校的布告栏里贴出一张布告：为了加强学校清理阶级队伍的力量，增补李建国为校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成员。同时要求历史上有问题的老师尽快主动向领导小组交代问题。落款是校革委会。

　　几天后，李建国走过学校科学馆的后面小巷时，一位年近五十的音乐老师陈钟拦住了他，他朝两边看看没人，颤抖着手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又颤抖着递给他，同时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眼光望着他。李建国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ｘ年ｘ月，陈钟在ｘ地集体加入国民党。”他朝陈钟点点头，陈钟笑了一下，低头走开了。他看得出来，那笑是硬挤出来的。等陈钟走远了，他把小纸条撕得粉碎，一把扔到路旁的阴沟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