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4日，革命党人活捉了浙江巡抚增韫，杭州宣布光复。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绍兴，沉寂的小城沸腾起来。正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的周树人这一年正好30岁，此时他还没有启用鲁迅的笔名，他尤其兴奋，在《越铎出世辞》里以“国土恒恒，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公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大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的句子，礼赞了这次革命。

　　

　　武装演说迎光复

　　

　　绍兴城里还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大会主席就是鲁迅。不久有谣传说杭州残兵要渡过钱塘江来绍兴，城内人心浮动，鲁迅立即召集学生们组织了一支武装演说队，到各地演说和散发传单，他亲自带着挥刀，指挥学生奔走游行。演说队要出发时，有学生问，万一有人阻拦怎么办？鲁迅反问他“你手上的指挥刀做什么用的？”这次游行并没遇到抵抗，绍兴人心逐渐安定。

　　

　　几天后，在杭州光复立下功劳的王金发带领起义军来到绍兴，穿着蓝色制服的王金发的军队进城时，绍兴城沸腾起来了。第二天，全城剪辫子。

　　

　　王金发自任绍兴军分府都督，任命鲁迅为绍兴师范学堂校长。到学堂和学生见面那一天，鲁迅穿一件灰布棉袍，头上却戴了一顶军帽，谈话简明有力。学生们像庆祝革命成功一样欢迎新校长。

　　

　　但是鲁迅很快发现，光复后的绍兴“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王金发刚进绍兴，还穿布衣，不到十天就换上了皮袍，但那时天气还并不寒冷。

　　

　　有些青年学生看不过去，找到鲁迅要求办份报刊监督新政府，鲁迅觉得这或许可以起到作用，就答应下来。事情在年底商定，来年1月3日，名为《越铎日报》的报纸创刊，“铎”就是警钟的意思。“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武之精神”。这是鲁迅为这份报纸早拟的出世辞，表明了立场和心愿。

　　

　　在一个月内，《越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和揭露秋瑾案的告密者和在绍兴军政分府的代理人。但是到了2月中旬，王金发受贿，将秋瑾案的告密人、绍兴城的大劣绅章介眉释放，次日，鲁迅在《越铎日报》上发表文章，尖锐地进行揭露和抨击，王金发看了之后，非常恼火，说是鲁迅骗取了他的钱，还骂他，扬言要杀鲁迅。鲁迅的母亲很担心儿子安危，叫他不要出门。鲁迅却不在意，依然夜间提着一个有“周”字的灯笼去学校住宿。

　　

　　起初鲁迅以为王金发说的榨取一事，指的是早先王金发答应给绍兴师范学堂的两百块办学经费。后来他才知道，在他不在报馆时，王金发派人送来过五百块钱，办报的革命青年们自作主张收了钱。鲁迅马上回报馆问明真相，确定收钱的事情后，他告诉几个年轻人不应收钱，但是其中一个会计很不高兴，质问起鲁迅。鲁迅答了几句就没再说下去，他知道再说下去，这些极端的年轻人第二天就会在报纸上骂他如何怕死。

　　

　　“法语不能换米面”

　　

　　在失望之中，鲁迅辞去了一切教职，满心惆怅。此时，他收到了昔日日本留学好友许寿裳来信，信上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聘鲁迅到教育部工作。许寿裳此时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蔡元培之邀，为许代鲁迅谋职。能去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对鲁迅来说，实为久旱逢甘霖。自1909年以来，鲁迅就困顿不堪。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当时弟弟周作人在日本组成了家庭，为了支持周作人继续深造，鲁迅决定回国谋职。9月，经许寿裳推荐，鲁迅赴杭州就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该校大部分教员来自留日学生，开办之初民主和科学气氛很浓厚，但是好景不长，至该年年底，浙江省教育总会会长夏震武担任校长，就给学校带来了大变故。

　　

　　夏震武信传统文化，讲礼教与秩序，为整肃纪律，他赴任不久，就提出在礼堂和教师们见面，并要求所有教职员必须按品级穿满清制服，红缨帽、硬领、开叉袍、外褂、高低缎靴，向“至圣先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

　　

　　第二天一早，夏震武带了16个随从出现，但是教师们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穿戴，特别是鲁迅，穿着西装、留西发站在夏震武面前。夏震武大怒。之后，包括鲁迅在内的25名教员提出辞职。这次风潮持续了两星期，最后以夏震武被辞职告终。因为平日里夏震武呆头呆脑，顽固不化，大家私下里叫他夏木瓜，所以这次事件又被叫做“木瓜之役”。

　　

　　夏震武离开后，两级师范又聘请了御史出身的徐定超担任监督，执掌校政。徐又是一个旧派人物。鲁迅深知此人“未必有胜于夏”，不愿与之委蛇，便辞去教职，返回故乡了。

　　

　　鲁迅的艰难日子，开始了。1910年年底，鲁迅致信周作人，希望他回国，但是周作人那时还想学习法语。鲁迅复信说，“法语不能换米面”。1911年3月，鲁迅致信许寿裳，称“卖田之举去年已实行，资亦早罄……”期间，鲁迅向上海一家书店寄去德文译稿求职，遭拒。

　　

　　有意思的是，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还一再关照许不要把自己落魄的情形告诉某人，因为此人“善扬人短”，会看他的好戏。

　　

　　读书写作当京官

　　

　　熬过了辛亥年前后困顿的三年，鲁迅的情况，总算有所好转。1912年5月，鲁迅到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教育部的差事，其实很清闲，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此时鲁迅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来到北京以后他每个月能拿到60块津贴，比在南京时的30元“军用券”零花要活络多了。到了11月，他正式领到足额的二百二十元薪俸，而到了1925年8月，他每月的薪资已经是三百六十元。曾经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忽略掉因日记残缺而没有记录的1922年，鲁迅这个当了14年的京官，累计得到的官俸约有三万三千元，大多是银元。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在的四十元人民币来算，平均年薪约十一万元人民币。那时，每斤大米才相当于人民币一元。

　　

　　就在鲁迅到了北京后的第二年，他的第一篇文言小说也在《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卷首刊出。这篇题为《怀旧》写于1911年冬天的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动荡为背景，故事很简单，以“第一人称”的天真学童的眼光，真实地、正直地看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揭露了中国的社会关系在动荡年月中的微妙变化，使人看到一幅辛亥革命前夜的生动的社会图景。小说刊出时，编者恽铁樵大加赞赏，说：“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率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而鲁迅在教育部的光景中，他“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也为之后的创作做足了准备与铺垫。

　　

　　鲁迅（1881-1936）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98年，往南京求学。1902年赴日本留学。1906年弃医从文。1909年归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先后任南京教育部部员，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和教育部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此后著作不断。1926年起辗转于厦门、广州、上海各地。1927年10月起定居上海，专事写作。1936年病逝于上海。

　　

　　■悼范爱农

　　

　　1912年，鲁迅到北京不久，即得到好友范爱农淹死的噩耗，深感痛心。夜无眠，作挽诗三首，在沉痛之余也表达了对时局的失望。

　　

　　《哀范君三章其一》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1912年7月22日

　　

　　■鲁迅“革命”语录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32页。

　　

　　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