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公元1723—1736年），雍正死后三十五年，他的遗诏被俄国人士看中，由早期汉学家列昂季耶夫译成俄文，发表在诺维科夫创办的讽刺杂志《爱说闲话的人》1770年7月出版的第二期上，题为《中国汗雍正给儿子的遗嘱》。过了两年，即1772年，列昂季耶夫编成他的中国译文集出版，书名为《中国的思想》，再次收入了那篇“传子遗诏”，从而使该文继续流传，广为知晓。雍正的那篇文字原题为《雍正遗诏》，见于《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九，页二十至二十四。是雍正皇帝对继承者乾隆等人的遗嘱，作于1735年。雍正对弘历（乾隆）说“朝乾夕惕、励精图治”，期望未来的乾隆皇帝能够“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之”。这也是当时俄国人期望于“明君”的最高理想。当时恰值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政（公元1762—1796年）。女皇即位之初，便作出姿态接受“启蒙思想”的指导，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自由，编辑出版杂志，并亲自执笔，在俄国社会煽起了颇为强劲的启蒙主义思潮。杂志主编诺维科夫正是启蒙主义的代表作家，他把雍正对皇太子们的遗嘱当作“开明君主”的原则来宣传。
　　
　　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但俄国的现实又与女皇的宣告相去甚远。叶卡捷琳娜二世为标榜自己的“德政”，写信告诉伏尔泰，说在俄国农民如果想吃鸡就可以随意吃到。而现实是农民在大批破产和死亡。诺维科夫办讽刺杂志宗旨是揭露讽刺具体的社会丑恶。但是雍正的遗诏中并无讽刺的话语可以引用，相反，倒是有他描述的君主正气：“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显然，雍正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又是一位理想的君主。
　　
　　他们还把雍正治理下的大清帝国，当作理想的国度。这从杂志的编排便可看得出来，放在刊头的是雍正的话，摆明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在刊末却特意登出了启蒙主义作家冯·维辛的一首讽刺俄国现实社会的打油诗《致仆人书简》，指出：在俄国“人人尔虞我诈，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骗皇上……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是从编排上显出的一种独特的讽刺手法：通过对照向读者暗示：理想的国度不在俄罗斯，而在东方由满洲人建立的的大清帝国。足见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雍正治理下的大清帝国也是理想的社会。
　　
　　十八世纪的俄国人士不仅注意到大清帝国，而且用雍正写的文章去挑战沙皇专制的弊端。当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士团，主要任务还不在于传教，而在于多方面地了解和调查大清帝国，尤其是宫廷和官府的情况。雍正传子遗诏能在俄国流传，除了其本人的治国业绩享有声望外，主要得力于俄译者的学识和俄译文的准确。俄译者阿历克谢·列昂季耶夫（1716—1786）有广博的中国乡情知识。他从1738年起就入汉语学校，学三年后，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接着就以学员的身份随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于1742年来华，在京住了十二年，至1755年回国。立即被派往外交部和科学家从事汉、满语文的翻译和教学工作，直至去世为止一生有近五十年在从事满学的工作，即便只算到1770年他译出雍正遗诏为止，也已有三十余年的实践经历。
　　
　　列昂季耶夫在华期间，曾经担任过清政府理藩院的汉、满语翻译，并在俄语学校任教。而他在京时间恰好雍正死后不久、乾隆在位，有可能对前后任皇帝作比较深入的了解，从而有助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从实际成果看，除了雍正遗诏外，他还有大量翻译手稿，内容涉及中国史地、中俄关系、政制刑法、哲学伦理和上谕等等，在1771年至1786年出版的译着就有21种。十八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书籍和论文120种，而他的译着即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况且许多译着还算得上是欧洲的第一次译本。
　　
　　《雍正遗诏》的俄译人名译音显示从满文译的。按惯例清朝皇帝的圣旨都备有满、汉两种文本。较大的改动是译者依照欧洲读者的接受习惯，把诏书分成段落，而且在每段落的开头加上呼语，使得每段意思更为清晰。在诏书起首加上“上天保佑的大皇帝！”文中则在加有“亲王和大臣们”，有的则直指继承人未来的乾隆帝，说“弘历，现在我向你说几句话”。有的译文句子之间加上了一两句话，类似注解，使得俄文读者更易理解，也显出译者对清廷几代皇帝与皇子之间有了解和研究。例如在“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按，即康熙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之后，增加了一句话：“他显然是希望弘历能成为我皇位的真正继承者”。又如：遗诏原文说到乾隆“与和亲王弘画同气至亲，实属一体，尤当诚心友爱”之后，俄译又加上了一句话：“弘历！勿忘你的小兄弟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