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昨天接受上海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他担心上海读者读不懂他的小说，因为他用了一些陕西土话。贾平凹为什么会这样担心呢？当初《废都》出来的时候，他用了文白相杂的“白话文言文”，那种来自《红楼梦》、《金瓶梅》的语言，在当代生活中属于已经彻底死亡了的语言，但是，他却没有担心什么读者读不懂？现在他用了当代生活中依然活着的方言土语，却担心读者读不懂，这是为什么呢？

　　《秦腔》一部好小说。1、有民俗，用《秦腔》的灭亡写一代农民的破产，有民俗学的分量；2、有社会，当代农民世界的瓦解，道德人心的瓦解，写得鞭辟入里；3、有情绪，有挽歌在里面，他希望乡土中国不要破灭。

　　《秦腔》另外的长处就是语言，他发展了一种质朴的乡土气息的语言。这种语言早期贾平凹用得不错，后来有些放松——渐渐地他的语言中出现了某种“文人”气，他尝试过不少语言模式，《废都》是他的一个实验品，给他很多帮助。他在尝试从语言上接入中国文学的气场。

　　贾平凹担心上海读者看不懂《秦腔》，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我生活在上海，看秦腔是2005年，两晚上看完，没有一点儿语言上的障碍。现在作家都担心自己的土话、方言不被理解，原因是对语言的不自信——中国当代以来，标准的普通话一直是文人进入高层的敲门砖，普通话的好坏象征教养、身份、地位。

　　在这样的氛围里，文学界也不例外，土话不再是创作资源，而是可笑的和鄙陋的代名词（这种情况我们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看到过，在今天的赵本山小品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土话、不标准的外省发音，被当做嘲笑的对象，当做笑料来处理）。

　　现在的问题是：作家们的小说在声音上和生活是隔绝的，小说不能读出声，因为是用普通话写作，如果是用普通话读，当地的读者，如果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耳朵听，他们会笑场，他们会说：这哪是我们的生活？这是小说的问题。

　　小说家为什么会自卑于自己的方言土语？我们要反思，要从语言学上反思，汉语的字中心本来和西方语言的音中心不一样，不用作家来为小说的发音耿耿于怀，用了土语也无所谓，因为小说中的土语实际上是看的土语，而不是声音的土语，那些土语本来是不发生的——汉字是表意文字，可以和声音毫无关联，我们可以在不知道那些字的当地发言的前提下，完全读懂那些字。这是为什么我可以看懂《秦腔》，而丝毫没有感到障碍的原因。

　　有陕西的朋友担心我看不懂，她说：“贾是用方言写作，里面有很多字是陕西人才能懂的。”这个是她不了解汉语的上述特性——日本曾经使用过汉字，即使是现在，我们依然在日本可以用手写交谈，而不必要任何发音。

　　如果追究发音，我们就会发现，情况就彻底变了。想象一下，现在一个用普通话写作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在他们的家乡——那些被描写的对象面前——读给当地人听，我们知道那是什么结果，当地人会摇头，会说，那不是他们的生活。这种情况到处都是，以至于影响了当代人对当代小说的评价，我们生活得太靠近了，小说的读者，他们看到普通话的小说，都会摇头，都说不对，那不像是我们的生活。

　　这里根本的缘由是：普通话的字本位，它的全国性发音和地域性的生活无法接壤，但是，这种没有声音的发音，喑哑的小说，却又没有影响小说家的表达，这是咄咄怪事儿。

　　《秦腔》好在它是乡土小说，我可以断定那些参加茅盾奖评奖的作家没有一个是生活在乡村的，也没有一个是真的了解贾平凹笔下的乡土的——当今，只有那些和读者、评论家的生活具有相当距离，这个距离要远到他们听不到那个生活的声音，这样的作品才能被认为是“好”的。

　　《秦腔》好就好在，它是有声音的，这个声音，我数年前在莫言的《檀香刑》中就听到了，并且很赞赏，写文章传扬一通。我把莫言和鲁迅比，鲁迅的小说是没有声音的，里面的人不说话，因为没有知识、没有智慧，说不出话，或者，因为太有知识，太有思想，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阿贵、闰土是前一种人，“在酒楼上”的“孤独者”等是后一种，鲁迅小说里主人公的这种无声，和鲁迅小说的不能读，不能发音，是一致的，反过来，莫言小说在寻求一种声音，他的人物是唱起来的，赵甲是一个没有什么知识、修养，更没有自觉意识的人。但是，莫言对赵甲的处理，与鲁迅对阿贵的处理完全不一样。他让赵甲近乎狂欢化地发声，小说里充满了鸹噪，莫言说那是“猫腔”。

　　贾平凹的尝试，处于鲁迅和莫言之间，他一方面让小说发声，另一方面又不让那声音变成莫言式的鸹噪，贾平凹是想让他小说里的主人公承担“农民”的类功能的，主人公带着一个哑巴一个傻子去开荒，被泥石流埋在荒地里。

　　本来这是讨巧的，是可以因为读者的远距离、批评家的远距离而讨巧，没有实在生活的比对，小说就可以信马由缰，但是，为什么偏偏，贾平凹这样一试，却反而不自信了呢？他在担心读者看不懂，还是在担心读者嘲笑他？

　　五四以后中国的“文言文”遭到“进步”文艺界和思想界的诟病，主要的观点是文言文把一半民众排斥在外。文言文是官方语言（奏折、政论），文言文就把多数民众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文言文是文艺语言，文言文就把民众排斥在了主流文艺生活之外（诗词曲赋）之外。

　　这种观点认为，文言文导致了社会分裂。分裂成主流的贵族的社会，和末流的贫民的社会。前者垄断了思想、文化、政治、知识等等。但是，这种看法和实际的社会生活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之间语言不能互通；即使是同一个汉族，因为南北东西地域宽广，口语差别也非常大，互相不能沟通，比如，南通人听不懂宁波人说话，而宁波和南通之间空间距离不过相差300公里而已。

　　由此，中国实际上需要一个超越各民族母语、超越各地域汉族方言的“共同体语言”。而文言文，它实际上正是这种共同体语言。

　　秦始皇统一文字，带来的正是这种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基础。之前各国文字不统一，“观念”更不可能统一，中国缺乏共同体语言。秦始皇焚书坑儒，消灭古文经典，消灭旧式儒生，一方面是对文化的摧残，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新“语言共同体”的形成。从此中国有了“”共同的书面语”系统。

　　它锻造出的第一个共同体就是“文人共同体”。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没有这个文人共同体，就是不可能的。文人共同体构成了中国社会“观念的共同体”，儒家观念的长时段传播、统治地位的维持就是因为这个共同体的存在。

　　这个共同体实际上还和“官僚共同体”重叠，也就是说，文言文在中国官僚制度领域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人要进入文官系统，就必须接受文言文的教育，这种教育使他可以进入官僚阶层，可以用官僚阶层通用的语言进行交流。直到晚清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等依然在使用这种语言。文言文是政治生活中的通用语。

　　与之类似的，还有法律共同体。中国的刑讼语言也是文言文，一般民众只能托讼师代写诉状。但是，它的好处是，让你能够跃出你生活的有限范围，在更大的范围内递交你的诉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言文其实不是中华多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也不是多方言汉族语言中任何一个方言，而是一个文人锻造出来的人工语言。它具有民族中立性和政治中立性——没有这种中立性，它不可能被华夏多民族社会接受为共同语。

　　这样看来，五四先贤对文言文的批判至少有一个方面是错误的：文言文如果不是这种人工语言，一种和各地口语脱节的语言，它就不可能是一种“共同体的语言”，它的这种脱节，不证明它的死，恰恰证明它的“活”——因为它和生活语言、口语脱节，它才能超越地方生活、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超越民族语言、方言的多样性，以“共通性”、“共同性”成为华夏中国的官方用语。文言文的“中国”——文言文在古代中国共同体的塑造中承担了怎样的功能？这个值得我们的语言学具体研究。

　　让我们比较一下，贾平凹《废都》语言，《废都》和《秦腔》是两个极端，前者尝试实用的是古代的“文言文”——白话味道的文言，我在上文已经说到，文言造就了一个语言共同体，是文人书面语共同体，那个时候，贾平凹并没有为他的语言担心，他知道，他的语言来自《红楼梦》、《金瓶梅》，那是高的语言，他是在用文人共同体的语言写作。他对语言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这种语言一定能获得文人共同体的认可。他担心的是，这种高的共同体语言，是否能写低的生活，这种用高语言写低生活的努力，是否会被文人共同体诟病。

　　他要写低的生活，那个时候，他只是担心他的这种语言的高和生活的低（当代废墟般的城市和废墟般的人，特别是城里的“性”）会构成鲜明的对比，让他被文人共同体批评。他对城市的描摹，其概括力远远超过了语言的模仿——他对当代都市的描绘，对都会精气神的把握，让他的那种文言文白话变得像是戏仿，而不是一场真正的语言探索。

　　现在的情况，反了过来，贾平凹开始用一种反文人共同体的语言，一种反文人“字中心”语言的“音中心”的语言，一种带着方言发声的语言。他的小说开始发声——而这个声音不是普通话的声音，与这个声音对应的是他笔下，笔下的风物，树林、街道、风雨也在单独发声。

　　贾平凹的不自信，会表现在《秦腔》，而不是表现在《废都》上，为什么《废都》他是不怕的呢？因为《废都》的语言在文人共同体内部，而《秦腔》类似《檀香刑》，是在文人共同体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