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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2年，我在豫北某地一家银行工作。冬季，市里搞起了社教活动，市直各单位都要抽调人手到全市一些乡镇村庄驻队指导该项活动。 当年，我不过二十出头，却有幸被行长选中。一是因为我的干部身份——参与活动的队员必须干部编制；再者，恐怕因为我总是给行长提意见，领导也是想借此机会让我到农村接受一下贫下中农再教育吧！ 我被派往黄河滩区一个小村庄。把我从乡政府接到村里的，是支书兼村长，姓黄，一名精干的中年男子，小五十儿的模样。看到他的第一眼，我便感觉到一种精明和强悍，似乎还有些狡诈。不过，黄支书待“市里来的领导”很热情，听说我在银行上班，更热情了。他从乡政府所在地的集市上给我买了一大桶花生油，还有一大捆大葱、几棵白菜、半只肥羊。他说：“别看咱村儿在黄河滩里，养羊的也不少，想吃点羊肉还不大容易。” 我一下子被他吓住了：啥鬼地方呀？ 来到村子里，心中的疑虑却一下子不见了。村子位于不折不扣的黄河滩里，从村中心的村委会往北走上四五百米，就是黄河第一道大堤。黄河尚未结冰，站在大堤上，脚下，浑浊的黄水浩浩荡荡，自西向东悄无声地滚滚而去；对岸，就是山东菏泽地界了，尽管已到初冬，却还有水雾迷蒙，看不清对岸的村落，只是模糊的一片片树林。回头看，村子不大，估计不足百户。杨树柳树林子里一片瓦房，还有几间茅草房。假如有诗情画意的人来到这里，首先想到的，也许不会是它的贫瘠，更可能是一种远离尘嚣的田园宁静。 村庄的名字倒挺气派：皇家堤。问了黄支书，他也搞不清这个不知道生活了多少辈儿的小村名字的来由，只是听老辈儿传说，村子位于黄河豆腐腰的背河洼地，过去隔三差五就会决堤。清朝还是宋朝年间，皇帝曾巡幸至此。皇家堤的名字大概就是从那儿来的。 黄支书还笑着说：“周领导，别看咱村儿小，沾过帝王气儿哩！你来了咱村儿，当然也能沾上帝王气儿，回去后肯定提拔！” 我哈哈笑笑，心里挺高兴，也对黄支书另眼相看。会说话的人总是讨人喜欢。不过，我还是不相信皇帝曾经来过这种地界儿。村子里黄姓居多，估计过去叫“黄家堤”，老少爷们儿想沾点帝王气味，遂以讹传讹，把家乡喊成了“皇家堤”。这种村落起名方式，我在大江南北都遇见过。 当晚，黄支书请我在他家喝酒。他家院子很大，足有一亩地，也就是寻常的两进乡村院落大小。新盖了五间堂屋，红砖红瓦，东西两厢各有三间配房，也是新盖的。黄支书说，他家老宅本来不在这边，刚搬过来没两年。毕竟是支书兼村长的家，院落里、屋子里水泥铺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也粉得又白又亮，连院墙都粉刷了。 黄支书的妻子是一位爱说爱笑的中年农妇，她像丈夫一样热情，给我们炒了一大盆羊肉，还有几样素菜，摆了满满一桌。黄支书还找来几个陪客的，有村里的会计、治安主任，其他两个，从衣着和相貌上看，应该也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乡亲们都很热情，不停地给“市里来的领导”劝酒，还没等我动筷子，几个人轮流和我碰了三杯。我仗着年轻，加上心里不大痛快，也就没推拖，好像还没吃几口香甜的炒羊肉，我就有了醉意。醉糊糊的，干脆连“市领导”的威仪也顾不上了，来者不拒，和一帮人吃吃喝喝，还猜拳行令。我好久不咋咋呼呼地划拳了。 尽管喝了不少酒，我还是口齿清晰地给他们讲了讲此次活动的指导思想、重大意义、方法步骤等内容，并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黄支书几个哈哈大笑着表示：领导放心吧，一定要原原本本地按照上级要求支持市里来的领导，保证不让工作掉地上。不过，这会儿，最重要的工作是喝酒，接着喝吧！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村治安主任还说：“前年咱村也来了个驻队的，县电业局的，二十多岁一个小青年儿，挺牛，一张嘴就是‘俺舅在省电业局当处长’，一听就嫩着哩，不上道。周领导这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混家。” 他说的“不上道”是当地方言，大概意思是不懂事、上不了台面；“混家”就是啥事开通玩得转。在单位，行长几次批评我有小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听到治安主任似乎不像客套的恭维，我得意洋洋。我更觉得自己就是“市里来的领导”了，像市长行长那样，询问村里的生产生活。黄支书简单介绍了人口、耕地、家畜、农作物等情况。我对这些记忆不深，只记得黄支书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周领导，村里的工作不像您这市里的工作，不好做啊！” 我故意粗着嗓子问：“怎么回事？这么小的村子，能有多少困难？” 黄支书说：“生产上倒没多少困难，各家种各家的地，关键是有几个刁民，计划生育罚款不缴，村提留乡统筹也磨磨蹭蹭，动不动就上访，开着三马车去过县里，去过市里，也去过郑州。” 我大声说：“我们来之前，市委吴书记还有你们县的赵书记在大会上专门强调，同志们，”说到“同志们”三个字，我突然拍案而起，“县委赵书记说，同志们，你们到了村里一定要大力支持咱们村干部的工作呀！外边的人都传说村干部有多腐败，好像当个干部整天除了吃吃喝喝就没事干。实际上，当个支书村长，不容易啊！工作做不好，上边训他们，村民骂他们，老鼠钻进风箱——两头受气。同志们，一定要大力支持我们的基层干部啊！” 不是我瞎编，县里的动员大会上，县委书记的确就是这么说的。开会的时候，我一直在冷笑，邻座一名中年男队员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嘟囔了一声。可这会儿，我越来越激动。 “黄支书，去，把那几个刁民给我叫来！”我吩咐黄支书。 村里的广播室就在我们喝酒的堂屋设着。听到我的话，黄支书站起身，打开扩音机。朦朦胧胧中，我听到外边的高音喇叭中传来黄支书粗剌剌的厉声吆喝。他也喝了不少酒，但他讲话的声音听不出醉意。当然，也可能是我喝多听不真切了。 放下麦克风，黄支书更加殷勤地劝酒。想起来，年轻就是好。我喝了应该有六七两白酒了，眼睛似乎看不清对面坐着的黄支书的面目了，但觉得脑子还清醒着。 过了一会儿，进来三五名村民。我竭力睁开沉沉的醉眼，竭力坐直身体。不过，还是不由自主地晃了两晃。 其中一名中年男性村民穿得衣帽整齐，头脸也干干净净。他一直站着，手里还夹着一支烟，在不停地唠唠叨叨，几个村民中间，只有他一个人说话。说的啥，我却听不清楚。不是我听不懂当地方言，我知道，我真的喝多了。 另外几名村民在一边或站或坐，不言不语。其中一位村民穿着豫北老年人最传统的毛蓝棉衣裤，尖尖的脑袋上一丛蓬乱的头发。他坐在一张矮凳上，离我最近，低着头，也是一声不吭。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超生户拒不缴纳计生罚款，是违法行为。村提留乡统筹相当于过去的皇粮，哪有种地不缴皇粮的？不缴皇粮，也是违法行为，搁过去，就是造反。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乡亲们，不管你有多刁蛮，不管你家族势力有多大，有多少个亲弟兄堂兄弟，国家法律可不是吃素的！”我模仿着县委书记的口气，指手画脚地教训几名村民，“天威震怒，玉石俱焚！” 穿着规矩且一直站着的村民把烟头扔下，用脚踩灭。他不慌不忙地说：“领导，你说的不错。可你也要调查清楚，有些村民为啥不缴罚款？为啥不缴村提留乡统筹？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市里来的领导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吧？” 我抬头盯着他。醉眼迷离中，我还是能够看出来，这人脸上带着不够友好的丝丝冷笑，那是不服气。再看看他的打扮，听着他嘴里吐出的几个洋名词儿，我知道，这家伙是村里见过世面的能人，这号人往往就是黄支书说的刁民。 黄支书及时接腔了，“二小，谁没调查？谁没发言权？你们几个的事儿还用调查呀？周领导啥都知道，县里啥都知道，市里啥都知道。你让周领导给你们几个说说，他临来之前县委赵书记是咋说哩！” 我又把刚才那番话重复了一遍。不过，这次，即便我自己都感觉少了刚才的气势。 二小笑了笑，笑得有些阴，“周领导，既然黄支书都给你汇报了，我就啥都不说了，再多说也没用，你该咋着工作就咋着工作吧！”说完，也没和谁打招呼，径自走了出去。 黄支书看着他的背影，摊开两手，对我说：“周领导，看到了吧？他连市里来的领导都不放眼里！你说说，这工作咋做？” 我当然也生气，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不怕他耍二百五！走着瞧吧！” 我扭脸看看那个一直低头坐着的村民，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儿？这么大岁数了，更应该遵纪守法，给年轻人带个头嘛！” 他抬起头。我又看了他一眼，有点吃惊。看面目，他也就二十出头。这么年轻，竟然穿着老式棉衣裤，如今，这种毛蓝棉衣裤，即便农村老年人穿得也少见了。 他哭丧着脸，吞吞吐吐地说：“领导，我不是抗着不缴哇，我是没钱，真没钱！” 我扭脸问黄支书：“黄支书，他是怎么回事？” 黄支书叹口气，说：“唉！他去年娶了个外边的媳妇儿，带来个小儿，三岁了。这不，今年又生了个小儿。两个小儿就算超生，乡计生办让他缴罚款，我也没办法！” 我一愣，尽管当时我还没结婚，女朋友都没有，可我也知道，像他这种情况不应该算作超生，除非女方一下子带来了两个“拖油瓶”。 “他媳妇儿带来了几个孩子？”我问黄支书。 黄支书显然明白我的意思，支吾了一下，说：“周领导，不是我让他缴罚款，乡计生办非要罚他，我啥办法？不缴罚款，乡里就要来人窊粮食、牵牲口了；严重一些，还拆屋哩！”说到后边，黄支书摇晃着脑袋，一脸的无奈。 我不便再追问，皱着眉头对那男子说：“老乡，没钱还生孩子？那不是让孩子遭罪啊？” 他抬起头，眯缝着眼睛，这让他本来就不大的眼睛显得更加驯顺，“领导，咱花万把块从外边娶个媳妇儿，不就是为了要个孩儿呀？没个孩儿，俩大人过的啥日子呀？” 二十出头的我听到一个同龄人说出这种老态龙钟的话，有些莫名其妙。我想笑，没笑出来。酒劲完全上头了，我觉得身上的力气好像撒了气儿，脑子也开始糊涂，眼前一片模糊，睁着眼睛却愣是瞅不准人。 我没留意到那名男子什么时候走的。我站起身，歪了一下。然后，如何上床睡觉，黄支书他们去哪儿了，就不清楚了。 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看到床前一滩秽物的痕迹，我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喝多了。我很羞愧。黄支书告诉我，昨晚，我走不动路了，他就让我睡在了这间屋子里他新婚儿子的婚床上。看到床围上也有点点秽物，我的脸上一阵冷冷热热。我隐约想起，昨晚临睡前，似乎听到有人说，“周领导喝多了，别让他去村委会住了，就住这儿吧，免得晚上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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