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黄泥湾有一个说法：没过十二岁的小娃子常常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东西。村里不少小娃子都撞过鬼，叙说起来让大人毛骨悚然，脊梁沟子发凉。老山爷的孙子小木子虽然没有撞过鬼，却独具慧眼。

　　小木子七岁多的一天夜晚，老山爷从大队开会回来，一进门，守候在门口的小木子就扑过去，让爷爷抱抱。小木子摸摸老山爷的头顶，突然清脆地问，爷爷，你头上的灯呢？

　　灯，什么灯？老山爷听糊涂了。

　　没有灯，你头上什么东西发亮呢？小木子问。

　　老山爷是生产队长，经常到大队开会，赶夜路是家常便饭。是不是萤火虫落在头上了？老山爷摸摸自己光溜溜的头顶，啥也没摸到。

　　小木子说，爷爷，我看见你头上有盏灯。

　　是吗？老山爷惊讶地问。

　　我刚才看见有盏灯向我们家走来，走近了，才看见是你。小木子说。

　　我头上有盏灯？怎么可能呢？他用嘴唇试试小木子的额头，小木子并不发烧。可小木子怎么说胡话呢？

　　爷爷，我不骗你，你真有灯。小木子着急了。

　　老山爷愣住了。他隐约记得，小时候听老辈儿人讲过，德行高尚的人到了一定时候，头顶上就会升起一盏红灯，驱散迷雾，照亮黑夜，鬼神不侵，百兽回避。可这几十年来，何曾听说过谁的头顶上真的有盏灯呢？难道这事儿应验到自己头上了吗？回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生历程，自己确凿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儿。想到这里，老山爷又摸了摸自己的光头，呵呵笑了。

　　从那以后，只要老山爷夜晚从外面回来，都要问问小木子，他头上还有没有灯。小木子总是一本正经地作答。这一问一答成了祖孙俩的例行公事。问过了，答过了，老山爷总是哈哈大笑，乐开了怀。

　　一天夜晚，老山爷回来了，没有招呼门口的小木子，径直向屋里走。小木子大声地喊了一声爷爷。老山爷站住了，顺势抱住了追过来的小木子。

　　乖孙子，爷爷头上还有灯吗？老山爷敷衍地问。

　　爷爷，你头上的灯没有以前亮了。小木子说。

　　老山爷猛地楞住了。今天在大队开会，大队让各生产队报水稻产量，要求大家放卫星。各生产队竞相放卫星，有的都放到亩产６０００斤了，老山爷仍是不吱声。大队支书点他的将，让他报报黄泥湾的产量。老山爷咬咬牙，红着脸报了亩产１０００斤。这个数字引起大家哄堂大笑。支书笑骂道，您这个老先进今天怎么啦，怎么成了小脚女人？老山爷嗡声嗡气地说，我要能达到１０００斤，笑也要笑死了，还能报多少？你们都没种过庄稼？说得大家哑口无言。

　　老山爷楞楞地盯着小木子，像看着一个从不认识的人。自己这把老骨头快活到６０岁了，破天荒第一次说假话，自己头上的灯就暗淡了？这么说来，小木子的话难道是真的？

　　来年春天，青黄不接，不少生产队断炊，好几个地方都饿死了人。只有黄泥湾生产队因上缴余粮较少，才勉强撑到麦熟。

　　老山爷的老伴死得早，打了好多年光棍。他也想续娶个女人，可一直没有合适的。这年冬天，村里老胡死了，撇下了老婆。老胡的老婆刚５０出头，和老山爷挺般配。老胡的周年一过，媒人一牵线，两边都同意了。只待正式结婚，两人就可圆房。老山爷性急，暗想，寡妇迟早是自己的人，何不早些将生米煮成熟饭？趁人不注意，他悄悄摸进寡妇的家，也不管寡妇愿不愿意，把寡妇睡了。

　　老山爷要和寡妇登记结婚，笑眯眯地到大队开证明。支书严厉地批评了他。支书恼火地说，老队长，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的阶级立场到哪儿去了？亏你还是个老干部呢。

　　老山爷头皮一麻，想起来了。老胡是地主分子，他老婆是地主婆，自己怎么睡到阶级敌人的床上去了呢？老山爷的头无力地耷拉下来。

　　支书说，你要和地主婆结婚，我们可以同意，但要撤销你的生产队长职务，召开你的批斗会；你不和地主婆结婚，大队就要召开她的批斗会，好好批斗一下用美色拉拢革命干部的地主婆。你自己选择吧。

　　沉默良久，老山爷抬起头来，眼里噙满泪花。他嗫嚅着说，我坚决和她划清界限。

　　老山爷害了大病似的，慢腾腾地回了家。小木子见了他，站着没动，诧异地问，爷爷，你头上的那盏灯呢？

　　老山爷喃喃地说，爷爷头上没灯了，爷爷的那盏灯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