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母亲结束了她的第一次惨裂的婚姻离开了汉中来到了西安。一天母亲去看她的好友周琴（时任胡宗南第一副官薛致远的老婆）。我的周姨是一个十分善良，又十分美丽的贤妻良母，当时薛致远刚失去老婆，因难产去世。留下了一个刚出世的女孩和一个才满4岁的男孩。心善的周姨就担负起一个母亲的全部责任。 我母亲在西安时，隔三岔五就会去周姨处聚会，搓搓麻将，以解心中的伤痛和孤身的寂寞。有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就是我的生父郝少痕。他当时是任陕西省财政厅军需处长，来找薛致远谈点公事的。当时军人家庭是有规矩的，男主人的客人来谈公事都到一个指定的客厅，有仆人伺候，女主人打声招呼就行了。恰恰那天郝少痕来时薛致远还没到家，我父亲就与周姨还有我妈小聊了起来。这不得不说一件事，当时的社会，官太太的老婆大多不识字，而我妈却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况且母亲还是当时的校花。我母亲不但长得美丽，慈眉善目为人谦和，文笔文采都很得人赏识。故和我父亲一聊就一发不可收拾。我父亲毕业於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系，是当时西安时期的著名诗人和书法家。这一次的见面就带来了一个旷世的爱情故事和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灾难！   

第二天，这两位一见钟情，难舍难分的情侣就同居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我是从我母亲在文化大革命的交代材料中看到的。也是当事人周姨亲口告诉我的。甜蜜的日子总是很短暂的，很快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底，国民党败退到成都。我母亲随父亲及外公外婆一家来到了成都。因父亲当时掌管着陕西省的财政大权，撤退时的财政安排及转移忙的不可开交，无法正常回家。可就在这时，母亲怀上了我，因我父亲在这之前的婚姻都没能留下一儿半崽，故母亲对怀中的宝儿更是珍惜如命。这时的父亲一有空就去看一下孕中的母亲，而那时的母亲仍是和几个官太太聚聚会打打麻将，全然不把将要颠覆她们一生命运的大事放在心上。谁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刻来临了。

那天白天爸来看母亲，母亲不在家，爸就想去哪儿找呢？爸知道母亲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春熙路，就跑到春熙路口守候母亲的出现。天不负有心人，果不其然母亲从春熙路的一家理发店理完发回家，爸上前就把母亲拉回了家，告诉她时局紧张的变化，让母亲无论如何今天一定要做好逃离的准备，晚上来接她去新津机场。母亲说她要回外公家最后看一下我的外公外婆，爸允许之后就离开了。此时，妈的一位大学同学杨蓉来找妈玩，说是去打麻将，妈就说父亲晚上要接她去新津机场的事。杨蓉就对妈说：“机场就是我爸开的，你何时想走一句话”。妈一想也是，就和杨蓉去打麻将了。等玩好回家后，妈在收音机里听到新津机场解放了。当时母亲很是后悔，就在等候父亲的消息。到了后半夜，父亲来了。妈一看，父亲一身解放军军官的打扮，他的保镖四人也是一身解放军的装束。父亲把妈拉到房间后脱去外衣，外裤，妈一看父亲身上从头到都脚绑满了金条，父亲让妈帮他卸下，说是给妈留着以备后用。妈这才知事情的严重程度了。但妈并不是先考虑自己而是对父亲说，我不要你留下一根金条，因你在逃亡的路上，要过很多的关卡，需要用钱的，这是你的保命钱。之后父亲告知母亲一些如何去香港后会合的事。父亲离开时抱着母亲泣不成声，舍不得放开母亲，最后父亲含着泪在母亲的耳朵上咬了一口，并嘱母亲一定要把孩子生下。然后他告诉母亲，他今晚就得赶去一下他的老家河北藁城，自始至终父亲没有埋怨过母亲一句话。这次痛彻心扉的分离情景，母亲一辈子都念念不忘。她在我稍懂事时就常常向我提起，眼睛都是湿湿的。（上面提到的母亲的大学同学杨蓉就是李宗仁的干女儿》《我的外公在去成都前是河南开封造币厂的总经理，是河南开封市的大军阀刘耀阳的部下，刘耀阳后投向共产党，解放后算是民主人士）。

二、

那年，那月，那日。一个老奶奶正在院子里用纺车纺棉花，忽然听到“嗡嗡”的声音，老奶奶循声望去，看见有两架飞机在天空飞翔，“莫不是俺小人坐的飞机？”老奶奶自言自语道，“也不知道这孩子什么时候回家看看娘。”但见老奶奶动容了，她停下手中的活，翘首望着那飞翔的飞机，直到飞机消逝在她的视野里。老奶奶的儿子，已经离家三十多年了，老奶奶的这个儿子是报国心切乃投笔从戎，儿子这一去就杳无音信，后来，有人说儿子已经去世，还有人说儿子在国民政府做大官，老奶奶对后一消息自然是喜出望外。可老奶奶一静下心来，心里就空搁落的。儿在千里母担忧。老奶奶离世前，还一直喃喃道：“俺小人也该回家看看娘了。”

老奶奶的儿子终于回家了，他确实在外面做了大官。这个儿子就是郝少痕，乳名小人，十八岁就投笔从戎，这一去就是二十年，儿子在警卫班的护送下，乘专车来到了故乡来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里。他娘的去世，他顿时觉得肝肠寸断，他跪在娘的坟前，嚎啕起来，鼻涕一把泪一把，他搂着娘的坟，哭喊道：我的亲娘啊！我对不住你呀，你生前我没有尽孝... ...旁边的亲人也都落下了热泪。“弟弟，你别伤心了”大哥劝说道，“我问你，你这次回家还走吗？”他一边用手帕擦着泪水一边哽咽，“大哥，我还得走！”当时战乱已经接近尾声。做为一位政府要员，他不得不走。郝少痕给家里撂下了一些钱财，家里人用它购买了庄基地、田地、牲口还有水车。

儿子走了，他爹却疯了。这个老爷爷整天光着身子，拿些糖果放在门口门墩上，数数。那些路过的学生趁人不注意，便把糖果偷走了。

三、

父亲郝少痕这一走就没有再回来过。

一九五0年二三月间，成都形势很恐怖，政局也很混乱。母亲挺着个大肚子边上又没有一个男人，很是惹人注意，外婆就想让母亲去把我流了吧。母亲第一次婚姻留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负担也挺重的，再加上母亲因战局的缘故，母亲奔波来回很觉疲劳，母亲看到解放军对待国民党家属的那种态度，她的几位官太太的朋友都相继入狱。母亲为了保全已有的家庭和外公家的平安，就去了医院。在母亲进医院的大门时，正巧碰上了我父亲的一位好友一个女画家李槿。她就问母亲生了什么病，母亲就把自已的想法告诉了她，她就对母亲说，郝大哥就这一个孩子，你还是留下吧。母亲听后头也没回就返回了家。可惜的是，李槿在我出生不久就突然去世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常常会提到这件事。并说，你的命也许是她换给你的。我母亲这个人，凡是对她有恩的，她都一一记在心上。她常常告诉我要记住马志超和易国瑞，这两位都是国民党的中将，倘若那一天见了他们一定要致谢。当时听到母亲这么说犹如耳边风，吹过就算了。现在想想它竟然也是母亲人生的历史片段！因这两个人对我母亲的恩情道出来的话，要牵涉到很多事和人，在这就不一一叙述了。 

一九五0年五六月，母亲突然收到父亲的挚友马志超的一封信，说是郝少痕在香港般含道12号买好房了，让母亲一有机会逃出到香港时就到这地址去找他。可这时，解放军对此类人看管的更加难了，更不要说出逃了。一九五0年八月二十三日清晨四点，我由外婆亲自接生来到了这个新旧交替，两党仇恨如天的新社会，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我出生一个月以后，成都已无法再住的下去了。盘查十分的严，母亲怕命难保，正在想法逃离成都时，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了我表姨的一个朋友，她告诉我母亲我表姨在上海，可逃她哪儿去，并把她的电话告诉了我母亲。当晚我母亲就与她联系上了。这才得知她已在上海做了国民时期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沈均儒的孙媳妇了。我表姨是西安复旦大学毕业的，人长的非常的漂亮，这时的表姨在上海已是美商在中国的企业美孚石油公司的高级职员了。母亲接电话的第二天就去派出所开通行证，当班的人让母亲填一下表格，看到母亲字写的那么漂亮就起了疑心，就问母亲的男人是干什么的，母亲就说他已经死了。这时那个当班的男人稍微放松了警惕，恰好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正当他接电话时，我却在母亲的怀中大哭大闹了起来，影响他接电话了，他很不耐烦的跟他的同事说，“放了，放了”。就这样我的一场大哭大闹躲过了一场生死的难关。但从此我人生的第一张履历表上父亲一栏有名字“郝少痕”，后面就是“死亡”。岂知这一假“死亡”就是真实的永远！为了避免今后我父亲给我带来的麻烦，我随母姓叫党蒙蒙。为什么母亲给我起这个名呢？我一直问我母亲，因上学时每逢新老师一来，第一个就叫我的名字，看看我是谁。我都烦透了。然母亲的回答是：“你笨点好”。有时母亲看到我画的不错，就会说：“清晨生出的孩子有点浪漫感，故给你起个蒙蒙”。有时我贪玩晚回了家，保姆急的要命，她却淡定的说：“没人跟她重名，派出所一找就能找到”。还真有一回，我走迷了路，母亲在淮海路的派出所找到了我。警察对我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姓也怪，名也怪,好名字”。就这样开始了母亲与我的上海生活。

四、

父亲在一九五0年的何月何日不得而知，逃离了大陆来到了香港。在般含道12号等待母亲的到来，两年里他没有母亲的任何消息。在这期间他与以逃到台湾的前国民党陕西省省长董钊和蒋纬国经常联系，听他们的指示。在香港的这两年中，接到蒋介石的指令让般含道12号成为《台湾在港的救济总会》，以帮助后来能出逃到香港转到台湾的中转战。父亲把此事弄妥后，就接到蒋介石的指令返归台湾。他与日夜盼望的爱妻和孩子，就此绝隔至死亡。

我的母亲叫党如娟。河南开封党家庄人。诗人徐志摩所乘飞机出事地，就是撞在党家庄的一座山上的。母亲的奶奶是清朝一状元的女儿，下嫁给我母亲的爷爷。故在党家庄我母亲的家族家底很是殷实，从小她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母亲四岁时，我外公党翼庭升任河南省开封市造币厂的经理，一时间轰动了整个开封市。母亲说给我听，突然有一天，一辆有四个佩带手枪站在车外的保镖开车来到了党家庄，从车上下来了一个身穿昂贵丝绸长衫的我外公，只见他到他母亲房间对他的母亲跪地三叩头说了几句话就出来了。这时仆人拿出了早已准备好了的行李，我外婆牵着我母亲的手坐上了那辆车，就此离开了党家庄进了城。母亲在叙述此事时还幽默了一下说：“我一坐上车，车一动，我的头往后坐背上猛撞了一下，撞掉了乡下的土帽子，撞出了我的精彩人生”。母亲在开封附中读到高中毕业，待母亲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时才离开了开封。有一天，母亲看到报上登有一篇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文章，她就跟我说，这个王实味就是她在读高中时的语文老师。记得我表姨曾对我说，你母亲在念书时，回回榜上有名的！我们都无法跟她比的。又指着我说：“你就更不谈了”。这句气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直到我上中学时，我也回回榜上有名，总算解了气。

母亲去往北京念书时，正逢抗日战争爆发，学课常常不能照常上课，母亲又爱读书，此时她的一位教授很爱惜她，就致电我外公，由他介绍进北大历史系做旁听生，因北大的校长是司徒雷登，学校的情况比较安定些，但要捐给北大两千元大洋，我外公一一照办。听母亲说，那天交钱时是由仆人挑来的，那位教授解放后还与母亲有来往，家里也留存有他的照片。我只知道他姓姜，很高，很帅。文化大革命时，照片就被粉碎了。就在大学刚毕业时，母亲和我表姨就想去参加抗日救护队，此事被那位姓姜的教授知道了，他立马电告了我外公，外公当天晚上就派人来京把她俩人带回了汉中。这两位美女大学生就此居住在汉中，我母亲的家中过着养尊处优的无聊生活。后来，我表姨就自己去西安谋职了。有一次，在一场象棋比赛中，我母亲的象棋水平在女士中可谓佼佼者了，后来，母亲认识了一个在国民党军统处工作的官员，因他们有共同的爱好——下棋。不久，母亲就成了他的妻子，并生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岂料这场婚姻自始至终是一个天大的骗局，一天我母亲的一位好友急匆匆的跑来告诉我母亲说：“木子是有老婆的，今晚他要在西安某某酒店为他老婆接风”。母亲一听如五雷轰顶，顿时无语跑进她的卧室久久没有出来。下午，母亲穿戴整齐并备车前往西安酒店等候。当他们欢声笑语，举杯交错时，母亲推门而入，倾刻间，母亲把桌子掀了个底朝天，且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就离开了酒店，回到了家。母亲整理好东西就连夜赶回西安，母亲找到了她的好友，薛致远的老婆周琴，把此事告诉了周琴和薛致远。顿时引起了他们军统内部的一场哗然。此事震动了一位高官，国民党空军中将易国瑞，因此人早就听说西安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女党如娟。于是易国瑞就主动来薛致远家找到了我母亲，他仔细听完情况的来龙去脉，就对我母亲说，一切由他来处理。并对他手下的人说，党如娟在西安的人身安全必须由他们负责，直至事情解决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