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的８月在深圳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雪。不，我没有胡言乱语。你可以看见我的颤栗，不仅仅是手，还有身体；你可以感到我的恐惧，不仅仅在眼里，也在心底。

　　当我被一辆铺满香蕉皮与烟蒂的列车抛在深圳旷无人烟的文化沙漠上，表情如同一张发黄的寻人启事。我在寻找一个被人叫做小哲的女子。

　　三年前，我把她送到这里时她还叫胡春美，当她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忽然灵感乍现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李哲。她认为这是上天赐予天生丽质的她最完美的称号。

　　不久李哲打电话说：“爱一个人就送她去深圳，因为这里是天堂。谢谢你，我到了。”

　　稍后李哲打电话说：“我需要一张文凭，我要念书。”于是，她念书了。

　　后来李哲打电话说：“我需要一份薪水。”于是，她工作了。

　　最后李哲打电话说：“我需要一个驾着法拉利的男人带我去旅游。”于是，驾着法拉利的男人就出现了，当然，不是我。

　　从此，李哲再也没有了电话……

　　知道李哲的消息是在３年后，那时我正惯例地一到周末就感冒。一位异性朋友来探望我，她曾经是胡春美最好的朋友。得知她的到来于是我的感冒就小人得志般更严重起来。她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对我说了她的故事。

　　她３年前和她南大的同学男友分手，据说那小子也跑去了深圳。

　　稍后那小子打电话说：“我有文凭，工作不成问题。”于是，他工作了。

　　后来那小子打电话说：“我需要一份更高的薪水。”于是，他辞职了。

　　最后那小子打电话说：“总有一天我会驾着法拉利来接你的。”

　　但她等到了法拉利，却没有等来那小子。

　　她天天提心吊胆地诅咒他，咬牙切齿地祝福他，若无其事地牵挂他，可这一切都显得软弱不堪无济于事。

　　我显出满不在乎地顺便问她是否有春美的下落，她反问我：“你不知道吗？她住在沙头角，云深处，１１＃。”……她再往后的话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沙头角，云深处，１１＃。

　　我忘记了自己正惯例地感冒着，一头扎向了罗湖桥畔。

　　我坐在冷气十足的出租车里不停地颤抖着，窗外是一片白茫茫的阳光晃晃刺目。

　　司机听说我将去的地址后显然对我表现出过分的殷勤，不断地找话题和我攀谈。他说云深处他可从来没去过，听说房价最低五百万起，住那里非富则贵，连保安都荷枪实弹守卫，外人是绝对禁止入内的。他说深圳这地方就是帝王与乞丐同在，狮鹫与蝼蚁相安，无数人还一家数口挤住在不足１０平米的租屋里，头对马桶脚顶灶，一到睡觉地上连只蚊子也没地落脚……

　　除了冷，我什么也说不出。我看到一束阳光直射我的瞳孔，一瞬间所有色彩如同画布被拧成一团，接着咸腥味从喉底涌来……

　　在我保持清醒的最后一刻，听见司机在呼１２０急救车，于是我想起了一个亲切的号码－－我唯一的异性朋友。我醒来的时间正是２００５年８月在我混乱记忆中下了一场史无前例大雪的那天。我醒在一间漆黑阴湿的小屋里，我的前后左右全是人挨着的人，我感觉出男女老少都有，还听见婴儿含乳啼哭。我问：“这是在哪里？”一张看似熟悉的半生面孔在打火机的微光下凑了过来，我依稀记起他正是那个扬言要“驾着法拉利来”接娶女朋友的南大小子。－－可爱的异性朋友居然托千里之外的往日恋人来照顾我。

　　“这里是深圳着名的十元店，住一晚才花十元钱。”他微笑说。奇怪的是，他的口吻里竟然没有一丝自嘲，好像他生来住在这里已经好几个世纪。打火机熄灭了，他的微笑也熄灭在黑暗中。但是我仍然听见他的呼吸，沉着，均匀。这绝不是一个生活窘迫失魂潦倒的男人的呼吸，而更像一触即发的战场前指挥若定的将军在沉默。

　　我们开始低低地聊天，声音像发自腹部。我问他怎么会住在这里，他说有三万初来深圳的人都过过这样的生活，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有的人回去了，可是留下来的是因为把梦想丢失在这里了，不找到是回不去的。“是你梦想的法拉利吗？”“不，是老板欠我的工资！”他愤愤然捶响了床板（确切的说只是地上的一张破烂不堪的草席），立刻招来周围人的唾骂。

　　我仍然为自己的病情郁闷着，当一个说着白话的老板娘“哗啷”拉开卷闸门，阳光倾泻入屋时，我居然有着目睹漫天白雪的错觉。

　　民工们相互推攘着叫醒，一会儿工夫，所有人都开会般围拢在法拉利小子的周围，开始商议对策，听起来那个老板似乎欠了所有人的钱。更为可气的是，那个据说顺风撒尿都湿鞋的老头居然娶了一位我们如花似玉的小同乡。看上去法拉利尽力在说什么，“……腥耍……腥硕急环吲……捣……恕？”最后，不知是哪里开来一辆大卡车把这伙气愤的乡亲连同法拉利一同装了上去。我也不知何去是好地跟上了车。

　　老破车摇晃着驶出了市区，爬上了蜿蜒的山道，在转弯处我隐约看见一块写着“云深处”的路牌。我揉揉眼睛卡车已经嘎然停住，一排衣冠鲜明的保安挡住了去路。法拉利跳下车与保安交涉了半天，显然未果，人群开始互相推攘骚动起来，接着有人大喊了一嗓门“××的敢打人？！”于是全乱了。我企图去拉法拉利，但我发现他已经满脸鲜血，他捂着流血的眼睛大声喊着“还我血汗钱”的口号，像头被虐杀的驯鹿那样冲撞着。他的衣服已经撕破，如同一面飘扬的旗帜，当眼看这面旗帜就要冲进豪宅大院的一刻，他被猛击了一棒，软软地弯曲下来，趔趄着倒下了。我抱起他，却不知该怎样呼喊他的名字，于是我对他说：“法拉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可以听见我最后的话：“她其实一直在等你接她，……不管有没有法拉利。”我在慌乱中抬眼无意瞥见了眼前的门牌：沙头角，云深处，１１＃。

　　我知道有一双眼睛隔窗在看着我和我们，我不由自主打了个冷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