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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珊”是她在大郊亭夜总会的化名，她在北京隐姓埋名五年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夜总会是她最好的藏身之地，因为在这里工作不需要提供身份证。
北京上千家夜总会，发音为“羊珊”的姑娘有三个，这给来自内蒙古C市刑警大队的抓捕人员带来了不小的阻力。昨天早上，他们敲开了一扇门，抓到一个湖南口音的姑娘，错了。警方要找的那个“羊珊”是个内蒙姑娘，她与五年前的一桩血案有关，那时的她还不满二十岁。
“你好像有些内蒙口音啊？”在夜总会门口，我笑着问她。
“是啊，”她笑道：“我是内蒙人。”
我握着她的手，没有松开。一旁的小马拿出了铮亮的手铐，锁住了她的双手，说：“刘茗，你被捕了。”
她先是一怔，怎么会有人叫出了她的真名？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不带丝毫反抗地跟我们上了警车。
刘茗被铐在了酒店客房的暖气片上，穿着一双嵌了珍珠的脚丫拖，两腿修长笔直并拢，微微低着头，长发遮住了白皙的半边脸，双唇紧闭。如果不是她带着刑具，还真有点像韩剧的角色。
“脚镣就不给你戴了，老实交代吧，你还年轻，争取宽大处理！”刘队说。
“求求你们不要把这事告诉我的父母，我妈妈患了癌症住院化疗呢……我不是坏人。”说完，她就开始抽泣起来。
站在一旁的我，眼中有液体溢出。想起了五年前，锒铛入狱的我也是这么对警察说的。
来北京之前，我是一家乡办酒厂的工人，每天负责检验几十箱白酒。十个手指一夹，八个满酒的瓶子就起来了，手腕一翻转，八个瓶子全部倒立，看一眼，没什么杂质，就算合格。别人一次最多只能抓起六个瓶子，他们的工作效率远不如我。
我身高一米九，体格健壮，肌肉匀称。质检科长对我说：阿龙，你这条件应该去北京当模特。于是，十年前，我就来到了北京。
先是当保安，给一栋大厦看大门，三百块一月，包吃住。与几个同事住在地下室的集体宿舍，冬天没暖气，夏天蚊子多，永远不见阳光。行！没关系，“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想我应该坚持下去。虽然每天吃的都是以白菜土豆馒头为主，但我仍然不忘锻炼身体。没钱去健身房，每天就趴在地上做几百个俯卧撑。因为梦想是模特，所以保持身材最重要。
一天，在大厦举行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模特大赛，作为大赛安全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我偶遇了一位模特经纪人，他给我发了张名片，让我第二天去他们公司面试。
就这样，公司老板除了对我身上的纹身有些不满之外，我以优越的条件顺利成为了北京金思路模特公司的一名职业模特。经过一番专业训练之后，我便开始对外接活了。收入很不错，最高的时候，月入两万。但我渐渐发现，很多男模开着名车戴着名表，有的还住着高级别墅，而他们的收入并没我高。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被人包养的！我为此感到羞耻，我怎么可以跟这种人一起工作呢？时常，我也听到朋友无意中对我说：干模特这行，有几个不卖的？那口气就好像提醒我要“入乡随俗”似的。人要脸树要皮，我不要脸，我父母还要脸呢。为了名声，我离开了模特公司。
我还能干什么呢？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初中都没有毕业，在这座城市，如果不干模特，合适我的工作恐怕除了保安，就只有服务员了。保安，我已经不想再干了，模特的路不会再走……我的理想是什么？我陷入了迷茫。以我的技能，去建筑工地当工人都不够格。既然如此，那么就去饭店当服务员给人端菜吧。老板很爽快，每月八百元，与我之前在金思路月入两万比起来是天壤之别。但我对此很满足，按照我父亲的说法，男人应该靠自己的力气、胆识、魄力与脑筋挣钱，而不是脸蛋。是的，男人就该这样。
没干多久，老板就半真半假地对我说：“阿龙，你太健美了，搞得客人吃饭都不敢大声喧哗了，他们都以为你是黑社会给我看场子的……并且你上菜走路的姿势特像T台上的模特。我觉得大材小用你了。真对不住……”
老板人不错，做点生意不容易，我知道他的意思，便不再为难他，自觉地离开了。我第一次从饭店老板这里听说了“黑社会”与“看场子”这两个词。
接到了小马的电话，他说他在部队考上了军校，一时半会儿退不了伍，但他将尽快来北京与我会合。我说我在北京两年了还没有个安稳地儿，你先好好学习，莫急。
二十三年前，我跟小马在苏北农村上小学。在村子里，我们两家是独门独姓，因此经常受到村民同学的排挤，说时髦点叫“党同伐异”。小马建议我们联合其他几户独姓同学一起对付那些欺人太甚的大户同学。我的个头比较大，在我的号召下，十几名受苦受难的同学组成了“布鞋帮”。从此，“布鞋帮”不但保证了帮会成员的安全，还保护了其他弱小同学不受欺凌与压迫。曾有高年级的同学向我们发起挑战，寡不敌众之时，无一人脱逃，每必誓死血战到底。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初中二年级辍学。从那以后，布鞋帮就解散了。与小马一同考上高中的几个“兄弟”从此努力学习考大学，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胡之国、刘虎、王培伦、张怀旧。剩下来的几个“兄弟”就跟我上街打台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记得张怀旧考上大学的那一年，我死了一个酒厂的兄弟，是被小马他二舅家的孩子捅死的。所以，我没法替他报仇，只得背上满身的刀疤与刺青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小马高考落榜了，参军去了甘肃某部。一到部队就牛逼轰轰说自己是黑社会下来的，结果挨了顿打。新兵训练那几个月很艰苦，他一听说我在北京当保安一月拿三百块钱比他在部队的工资高了很多便激动得半夜爬墙头偷跑到铁道旁准备扒火车来北京，结果被班长带人抓了回去关了禁闭。禁闭室设在宿舍顶楼，六楼，与五楼有铁门隔开，下不来。吃饭的时候，由班里战士轮流送食上去。大概关了三天，他就崩溃了。见屋顶有天窗，不知道怎么设法就爬了出去。走到房檐一看，一棵成年水杉的树梢刚刚没过他的头顶。他想，死就死了，为了自由，值得。于是他眼睛一闭就跳下去了。没想到，——没死，竟然！他跳到了一块刚刚松完了土准备种菜的菜园里。他躺在地上休息了片刻，竟然站了起来，安然无恙。怎么办呢？他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很着急地寻找出口。他探出头去，正好被当晚值日并准备到树下小便的副班长撞个正着。副班长大叫了一声，脸刷白，说：“你……你是怎么……啊！鬼！快来人啦！”院子里拉响了一级警报。
路灯全部被打开，若干个手电筒对准了小马的脸。大家去摸摸他的身体，纷纷点头说：“嗯！是人！是人！”但是明明晚上他是被关在顶楼的禁闭室里的啊！“小周刚给他送的晚饭，对不对？”副班长问，“你是怎么下来的？我刚才一直在楼下把门，没人出去！”
“我是从楼顶跳下来的！”小马瑟瑟地说。
“不可能！那么高跳下来，你早没命了。”
“是啊，就是！”
“你以为你有轻功啊，操！”
“我真的是从楼顶跳下来的，我也想死，可我没死，我有什么办法啊！”小马说，“不信你们跟我去看看！”说完，小马就带着这帮人去看那菜地。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菜园里凹下了一个大大的土坑，那形状、大小颇似刚刚被人移走一株成熟的臀部。再看看小马的屁股，满是泥巴。
“送医院！”班长下令。小马拼命说不用不用，可这时哪容得了他说话呢，他是被战友用担架抬长车的。警报再次拉响……
当晚，连长、参谋长以及政委全都即时赶到医院看望了小马。小马第一次体会到了部队的温暖，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政委得知小马毫发未损，临走的时候说：“就给你记个大过吧。”
后来小马给老兵洗了三个月的衣服。班长看他高中毕业，在新兵连中学历最高，于是就安排他去当了厨师。他实在不知道学历与做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从那以后，他就老实了、发奋了、进取了，除了买菜就是看书，直到他考上了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饭店容不下我，与我兄弟相称的老板深感愧疚，他托人将我介绍到北京最大最高档的娱乐场所“天上人家”做了保安，其实就是“看场子”。听说那里的员工吃得不错，并且住在地表之上，幕后老板的后台与抗日战争有关，放话说，只要不出“天上人家”大门，砍死人不偿命！有了这话，我们就不怕了。遇到寻衅滋事的，直接往死里打。较狠的一次，是我们六人与外来的十四太保对打，对方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一楼大厅的大理石地板溅满了血，清洁工阿姨推着长拖把一抹而过，地板立刻宛若明镜。就这样，乱棍之中，鲜血四溅，阿姨来回走动，满头大汗，不是被吓的，而是累的。警察到来之前，那帮人全都逃往了医院。我们把西服一换，手套一戴，铁棍一收，老实巴交、彬彬有礼地站在大厅，——说我们打人，鬼才信。后来才知道那十四太保是开警车过来的。再嚣张，能嚣张得过抗日英雄么？“天上人家”挂的是部队牌照。
架打多了，还有些上瘾。有时候一天不打人浑身不自在，几个人非得去健身房对打几个回合不可。几个“模范保安”之中，我的身体、心理素质最好，每次对打都是我胜出。平常遇到警察，也是我站出来与之交涉，基本上都是有惊无险顺利过关，给老板省了不少麻烦。
我在圈内渐渐有了名气，开始有人邀请我出去打架。说是打架，其实就是压压场子，不动手。也时常出去参加一些地下组织的搏斗比赛，说是比赛，其实就是表演，一人多高的沙袋，我一拳下去就飞了起来，接着就是一阵掌声。愿意与我接近的人之中，有很多是退伍军人，他们自愿称我为“龙哥”，开始我很不习惯，后来叫得多了，也就顺耳了。我们经常一帮人聚在露天场合赤膊上身露出后背的各式图案喝酒抽烟，这让我想起了中学时代的“布鞋帮”。
一个香港老板在天上人家看上了我，他问我会开车吗？我说会。当年在老家学的驾驶，酒厂的司机是我三叔，卡车没让我少开。香港老板要我做他的保镖，给的薪水很高，但工作很危险。据他自己讲，澳门赌场的人正满世界找他。其他的，我就没有多问。我辞掉了天上人家的工作，毕竟每天生活在刀光剑影之中，让父母知道了，他们一定会心疼的。幸亏我走得早，后来天上人家遭人报复，出了十几条人命，惊动了党中央，老板也换了。
在为香港老板卖命的同时，也有些零散的小活要忙，没办法，兄弟们都要吃饭啊！经常开车载着一帮中南海警卫团或国旗班的退伍老兵出生入死。现在想想，那时真傻，要不是哥几个脑子好使、身手不错，恐怕早就进去了。恐怕也正是这种殊死一搏的精神成就了当时的我们。一次偶然的机会，香港老板将我介绍给了香港著名商人李先生的部下，说有一笔坏帐需要我去解决。我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对方在问了我几个问题之后便指定由我亲自出马，不可委托第三方去做，报酬不是问题，只要干得漂亮。
在经过长达半年时间的调查取证之后，我带着我的“团队”在一地下车库等待已经隐姓埋名消失已久的某个牛人。他出现了，与照片上的脸很相似，身旁有两保镖。我们也是三人，从正面向他们走去，靠近他的时候，我亮出了警官证与手铐，他见此立刻将手伸向腰间欲拔枪。就在同一时刻，对方三人被我们制服了。
枪不错，勃朗宁的，比我那支六四的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的工作职责是后者，前者是警察的事。我完成了我的工作，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寻常。没想到，一夜之间，“阿龙”声名大震。原因之一是我为蜚声海内外的李先生做了案子，原因之二是因为对手是上海滩黑帮老大的拜把兄弟。连我的当事人都说，你能活着回来，真是命大。
这件事让我挖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一个农村小伙，抑或说是一个亡命之徒，历经磨难，陡然间，有了一大笔钱，真不知道干点什么是好了。我想做点正当生意，可却才发现，上了“贼船”再想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不是我一条命的问题，这关系到我的很多兄弟，我不能金盆洗手丢下他们，那样太不仗义，我要给他们发钱，没有一个人愿意收。我唯一的选择就是领着他们继续打打杀杀。我希望他们过得比我好。
我托朋友在国外注册成立了一家私家侦探公司。引进了设备，拓展了海外关系，与国际刑警组织也有了联系。
身边的朋友一下子多了起来，核心团队扩展到一千多人，他们分布在沪深粤三地的各个普通而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就在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开始找我去教训别人。结果经过我的调查发现，对方其实才是受害者，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下手。还有些人，干脆就找我去敲诈勒索，答应成功了分我多少多少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是将他们狠狠地教训一顿。我想他们一定是误会我了，为此，我很纠结。也有不少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与不正经商人、官僚找我办事，说要做了某某，埋了某某，不是为了官职就是为了名利。这些，都被我一一拒绝了。
干了那么多年，我很庆幸自己手上没有一条人命，我觉得这很不易。在白道，靠金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在黑道，靠杀人去解决问题都不算本事。我一贯的做事原则就是不欺负弱者，不触犯刑法，不出卖朋友，有了这三点，才使我笑到今日。
我平常呆在家里没事喜欢研究法律研读佛经，这样会使自己更加理智安全与清净。进了数次派出所，跟警察也都成了朋友。我对他们来说，永远是个迷。所以他们录我的口供全当戏剧台词。犯罪，对我来说太抽象了。
小马军校毕业，听说了我的“事迹”，很受鼓舞。他没有顺从学校将他分配到内蒙边疆的决定，只身一人跑到北京投奔我来。他说：“阿龙，兄弟俩终于又能一起战斗了。”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布鞋帮的那个可爱少年。我被他感动得想哭。
我说：“小马，去内蒙吧，好好走你的路！干刑警挺好的。”
小马被分配到内蒙古C市当了一名刑警。之后的半年，他屡立新功，捷报频传。最让我钦佩的一次是他只身一人追捕一名劫匪至三米多高的平房顶，劫匪凶相毕露拔出匕首与他扭打在一起，最后两人从房顶一起滚下。劫匪被摔得岔气，而小马扑扑身上的泥土，安然无恙。这让大家都想起他几年前在部队跳楼的情景。
突然有一天，我西装笔挺提着笔记本电脑刚要上车，三名便衣将我围住……
我锒铛入狱。这次我犯的事不算小，我开口对警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不要将这事告诉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正在医院接受癌症化疗。
小马得知我被捕之后，千方百计要将我解救出去。我让我的律师转告他，如果他还认我这个兄弟就不要插手我的事。法律无情，我不想为了我这点事而毁了他的前程。或者说，我就是坐十年牢，也不想牵扯到他。他是一名警察——一个让人崇敬的职业!即便有一天我真的沦为阶下囚，也将为他感到骄傲。我只希望，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提审我的警察不是他，否则我们都会流泪的。
最终，我被以寻衅滋事罪拘留十五天。放人。
前不久，小马随C市刑侦大队刘队一行五人来北京抓捕化名为“羊珊”的疑犯。五年前的旧案，犯罪嫌疑人逃逸那么久，寻查起来如大海捞针。就在他们努力无果准备空手而归的时候，小马给我来了电话，情绪有些低落。在我的追问之下，他跟我说了案情，其中一条是举报人提供的可靠消息——嫌疑人目前在北京做小姐。八个小时之后，通过我在北京的私人办案网络，我们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联系电话。
辛苦了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刘队、小马等几名干警也在此刻长长地松了口气。
第一天抓错了人，所以第二天我们格外小心。
“请问是羊珊吗？”等到晚上十点左右，我们走进一家喧闹的餐馆给犯罪嫌疑人打了电话。
“是啊，您是？”
“我是刘总啊，上次去你那玩，你给我留的这个电话。”
“哦……哪个刘总？您那儿太吵了。”
“哎呀，见面就知道了。太吵了……你现在在哪儿啊？一会儿找你去，给定个大包。”
“大郊亭夜总会，大郊亭桥下右拐两百米。”
“好的，一会儿就到。”
“好的，拜拜。等你哦，刘总。”
半小时后，疑犯落网了。
现在，二十四岁的刘茗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哭泣。
刘队拿起笔、纸，准备在第一时间录下口供。我在隔壁的房间睡下了，几个小时过后，我去他们的房间，看到满满的几页纸，写满了字，我瞄了一眼，大概内容是这样：
问：姓名？
答：刘茗。
问：性别？
答：女。
问：年龄?
答：24。
问：文化？
答：高中。
问：家庭住址？
答：内蒙古C市人民路34号楼404。
问：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答：砍人。
问：砍成什么样？
答：不知道。
问：把你们砍人的详细经过说一下。
答：大概那天是2004年9月10日教师节，我一个人在内蒙古C市的新浪网吧用QQ与人聊天。那个人的网名叫“不见不散”，他骂我考不上大学是个婊子。我一气之下就问他：“你在哪儿，老娘要去砍了你。”他说：“就你？来吧，不来砍我你全家死光光！我在凯迪网吧，有种你过来啊！”我又问：“你坐几号机？”他没告诉我，只是一个劲地骂我：“婊子，没人要，婊子，不要脸。”然后我就给我几个朋友，郑一、王雷、许三、老鳖打了电话，让他们带刀过来砍人，晚上我请吃饭。没多久他们就来找我，与我一起去凯迪网吧门口。他们几个大概是刚喝完酒，冲到网吧就乱砍一气，大概砍了七八个人，然后就跑了。我看到有两个人的头上骨头都被砍了出来，就吓得跑回家，偷了父母的钱去了火车站，买票跑来了北京。
问：到北京之后你都干了些什么？
答：刚开始到饭店做服务员，但是老板都要身份证，心里总是害怕，就离开了。
问：后来呢？
答：后来想去当模特，但是身高不够。就去石景山的一个按摩房做小姐，再后来去了几家桑拿，三里屯酒吧，还有天上人家这样的地方KTV坐台。
问：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
答：因为这些地方没有身份证，老板也不太管。
问：期间有卖淫行为吗？
答：有。
……
问：你犯法了知道么？
答：知道。
问：你为什么不去报警。
答：我怕。
问：网吧有个人被砍成了植物人，你知道么？
答：听说过。
问：在北京的这五年，回内蒙几次？
答：没有回过。
问：不想你的父母吗？
答：想。
问：你与郑一、王雷、许三、老鳖几个人还有联系吗？
答：跟许三有联系。
问：他的联系电话是什么？
答：136********
……
以上我所说的内容全部属实，不再反悔。（签字）刘茗（画押）
刘茗抬起挂满泪水的脸庞不停地哀求我们说：“求求你们放过我吧，妈妈正住院化疗呢，我好想见见她，请不要告诉她……我不是坏人……呜呜呜——”我突然觉得她很可怜，竟不由自主地同情起她。曾经的花季少女，因一时冲动伤害他人，逃亡他乡，堕入风尘，毁了。
而我，与她相比，五年前，不也在砍人么？郑一、王雷、许三、老鳖，胡之国、刘虎、王培伦、张怀旧，阿龙、小马、羊珊……这些名字，在命运左右他们之前，无非只是个代号，又有什么高尚与卑微之分呢？
第二天，我们已经来不及——我也无心去喝那庆功酒了。警察同志又是一夜没睡，一大早便与我说了再见，他们要赶回去抓捕另外几名疑犯。
“布鞋帮”解散至今，也就是我辍学之后跟小马走上了不同的路开始，算起来应该有二十年了吧。也许注定我将一条道走到黑，永远活在没有阳光的地下，一如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无意怨恨这个社会，每个人的道路都是坎坷的。只是有些人不幸，有些侥幸。我会用我的方式去惩治那些法律无法制裁的十恶不赦之人。我无意踏入江湖，但求做得更好。你们无须认识我，记住他们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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