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河套故乡，许多村子都离不开红柳二字，红柳疙梁，红柳湾。红柳又名，柽柳，多枝柽柳。“烧红柳、吃白面”是河套民谣，千千万万个走西口的人，就是奔这句话来到河套的。

我家住的的地方叫沙罗圈，房前是红柳滩滩，房后是红柳窝窝，渠畔上，路壕里到处都生长着红柳。人们耕种不过来的撂荒地，半年下来，红柳生长茂盛，占了统治地位。父辈们就地取材，盖房的笆子是红柳条条编织的，担土的箩头是红柳细枝条编的，就连冬天放肉的篓子，也是比较粗一点的红柳条条编的。一般住户，连吃饭的筷子还是红柳削的。红柳有油性，容易燃烧，火头硬，底火长，做出来多饭自然香，炖出来的肉更是别具风味，吃后满嘴留香。在糠菜半年粮大集体时代，晚饭如果烧的是红柳，就可以把药蛋烧得虎皮虎皮，沙糯绵甜。我在农村教书快三十年了，使用的教鞭都是学生用红柳做的。有时候全班每个学生做一支教鞭，四五十支教鞭可以当生火炉的引火柴。

记得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村从包头下放来一家戈姓老工人，是响应国家“备战备荒”号召来的，住在小海畔畔边。三个毛头小子俩个我大，有个姑娘比我小一岁，弟弟最小。他们家里有200多本小人书，100多本儿童文学等少年读物。我知道后，就像淘到了宝藏。一天三趟往他家跑，为的是看他家的小人书，儿童文学。妈妈知道，他们家十分困难，口粮不够吃，没有就饭菜，让我把家里的红腌菜，酸蔓菁等送给他家，这也算礼尚往来吧。他们家的小人书，儿童读物我看完了，我几乎成了他们家的一员。

他们家冬天没有煤生火炉，戈大娘身上没有棉衣穿，妈妈让我把家里一件烂皮袄送给了他家，无论谁出门在外，都成了御寒首选。我放学了，喊上戈家小哥小妹到渠壕树林砍死树，没有斧头，就把我家的借给他们使用。

戈家兄弟三个，吃苦耐劳，善良又通情达理，追求上进。老大成了大队民兵排长，生产队会计，老二成了大队赤脚医生，老三到杭锦后旗专业团进步更快，不久就成了办公室秘书。我和戈家小妹，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她的小名叫婵桂，好雅致的名字，比起当地农村狗蛋，马驹子，二板头等名字真是天壤之别。戈家的房后遍生红柳，过去是“野鸡飞、野兔窜，一不小心就能拣上野鸡蛋。”

婵桂长着一对毛花毛花的眼睛，大方得体，说话有分寸，不像农村姑娘口大失张，竹筒倒豆子，干净利落。因为家庭实在困难，婵桂在大队耕读学校念完了小学，就辍学了，在生产队成了主要劳力，挣工分补贴家用。我守家在地，生活虽然困难，在父母的坚持下，一直念到了高中毕业。戈家兄妹嘴上不说，心里羡慕的要命。不知不觉中，婵桂入了团，入了党，先后担任了大队妇女队长，团支部书记。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拼命追赶，也要在政治上要求进步。中学的时候，我为了入团，好好学习，处处走在前面，还义务给学校担了一个学期的水，肩膀上压下了死肉。学校团支部在政治审查时候，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伪警察，其实是起义人员，泡了汤。以后参军入党提干都因为父亲是国民党伪警察被拒之门外。

随着我们的长大，步入青年，我和婵桂虽然每天见面，不知道为什么，话到嘴边，又无话可谈，笑一笑就算打招呼过去了，有好长时间，我们没有说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婵桂成了大队妇女主任后，和另外一个大队民兵连长谈上恋爱，她们结合后，生活幸福，进步很快。婵桂的公公是共产党员，邻村生产队长。那个民兵连长很快提拔为公社干部。婵桂也到了公社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婵桂的父亲后来到我们学校做工勤，我从老人家口里得到，婵桂一直对我有好感，就是因为政治上的差距。老人家一开始在天津华北建筑公司工作，因为过去在资本家手底下当过伙计，就因为这，入不了组织，学不到技术，在工地上干最苦最累活。公司开始精简下放人员，一般工人首当其冲。从天津下放到集宁，又从集宁下放到包头，到了包头不到二年，一下子出溜到河套红柳村当了农民。我终于明白了婵桂一家为什么把政治和进步看得那么重。政治它比命还重要，一点儿也不假。我心底里祝福婵桂一家，祝福婵桂的正确选择。

眼看红柳一天比一天见少，房前房后的红柳连烧火都供不上了。戈大爷还向当地农民学会了用红柳条编成箩头和盖房的笆子到城里卖，换几个钱买油盐酱醋。

每年清明节，同龄的人都回来祭祖，共同约定：清明节第二天到陕坝百家酒楼举行聚会，基本上没有特殊情况到同龄人都来了。老社长任银锁告诉我，现在退耕还林，过去红柳又一丛一丛又长起来了。村里十个全覆盖，家园变了，红柳也不用砍了当柴烧了，红柳林里又有了野兔，野鸡，小海子里的鱼也多了。梦中，我又回到了红柳村。红柳花开别样红，人面柳花互相映。人面今日重相见，红柳如云笑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