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固集位于中原腹地，姓氏自然五花八门，占人口多数的所谓大姓，有周、杜、车、毛、刘等；人口数量较少的，则有王、谢、祁、靳、胡等。像任何一个村落一样，大多一村一街一姓，或一姓一村一街。说成血脉纯粹也好，说成原始封闭也罢，反正从村落初成直到今天，都是这么个状态。只是有一点，郭固集五道街或任何一道街的姓氏，不像邻村大槐树的姓氏那么有趣：钉锅焊壶（丁郭韩胡）。

据说，我们老周家的姓氏源于姬姓，以周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周赧王得姓。赧王姬延国破家毁，其后裔改姓为周。实在让周姓后代有点儿郁闷纠结。姬延的谥号“赧”者，难也，羞耻也。八百年的江山竟然一朝毁在他手儿，别说史官们觉得丢脸，就是我们周家后代也觉得对不起广大人民群众。

令人欣慰的是，也有一说，周家是睿智英明的周公姬旦的后裔，也是改姓而得周。实在让人万分荣耀！另有一说，部分周姓源自外族改姓。

任何一种姓氏的渊源均如此，首先要和三皇五帝挂上钩，纷纭自己属贵族后裔。也难怪，上古洪荒时期，地球上就那么几个人，或者说，载入历史的就那么几个人。

让人纳闷的是，那些徒隶小民们难道真的像工蚁工蜂一样被绝育或者压根儿不会生殖？当然不是，黎民百姓尽管职能与工蚁工蜂毫无二致，他们的蛋白质结构却与昆虫有根本区别，他们的蛋白质组成了一种叫做“人”的生灵。“人”这种生灵中间，帝王贵胄们固然具备繁殖能力，草根儿们同样也有。差别仅仅在于，前者因为天赋的身体特质和人赋的权力特质，能够占有更多的雌性或称女性资源，从而生殖繁衍多多；后者则只能占有较少的同类资源，从而生殖繁衍有限。当然了，不少草根们的确草木一生，只长秧子，却不开花不结果，打光棍儿。但肯定并非所有的草根儿黎民都打光棍儿的。那么，他们结出的草籽们、草籽们生出的野草们绵延不绝的子孙们何以为姓？

所谓的奴产子们或以主人的姓氏为姓，或被主人赐姓，或者在以后偷偷地自己给自己按个姓，或者改姓。但无论如何得姓，总要改成大姓、贵姓。于是，中国大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成了三皇五帝的裔孙。

人人都向往高贵，无可厚非；然而，仅仅这族姓的历史中，就掩盖和潜藏着多少的屈辱、艰辛和悲惨！

我姥爷家族也在郭固集，西街，周家在南北街。姥爷高姓杜。姥爷家族的历史比爷爷家族的历史更了不起，货真价实地值得后世子孙炫耀。

“祖自虞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相信地球上所有的杜姓子孙都会对此出自《左传》、《史记·高祖本纪》中的杜姓族谱耳熟能详。传说，杜姓源自祁，黄帝后裔。黄帝产25子，得姓者12人或14人，其中一个叫祁。也有一说，杜姓是帝尧的后代，但尧是帝喾的儿子呀！乱麻一团！也难怪，彼时尚为原始的母系氏族时期，人们只知娘是谁，至于爹是谁，很难弄清楚。稍稍清楚一点的是，杜姓到了帝尧裔孙刘累时代，血脉源流开始见点儿分晓。

刘累为夏王孔甲豢龙，被赐御龙氏。杜姓与刘姓同宗同源，盖因此而来。如此，杜姓和汉高祖原本也是一家子了。这就是为何《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了杜姓脉源的缘故。不仅如此，杜与刘、唐均为同源，以至于就连诗圣杜甫也几次温情脉脉地和姓刘姓唐的人套近乎：“分源豕韦派，别浦雁宾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觉弟优”（《重送刘十弟判官》）。“与君陶唐后，盛族多其人；圣贤冠史籍，枝派罗源津”（《敬寄族弟唐十八》）。

御龙氏和豕韦氏的故国均在距离今郭固集十几里地的大坡里。这么说，我姥爷这一枝杜姓人家在九州大地上转了一圈，最后，竟然歪打正着又踅回了先人发祥地。想一想，就连外甥也不由自主地温暖而感动。

中国象形文字其实记载的是炎黄子孙的演变史，这是其它文字所不具备的伟大功能，尽管这种文字的创制不及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和拼音文字更费脑筋。“杜”字既是象形字——杜梨，又是会意字——从“木”从“土”，所以，是否可以揣度，杜姓先人是土木工程师？彼时的工程师不像今天的同行这么高大上，只不过徒隶之属，也就是工蚁工蜂的干活。不过，还是包含技术含量的，至少比只会种地拉套锛三垄的农人要高档一点点。正像《史记·高祖本纪》中所述，杜姓“祖自虞上为陶唐氏”，也就是制陶制罐者。那时候，是个人儿都会制陶制罐，但显然，陶唐氏之为陶唐氏，在于他们长于制陶制罐。这也说明杜姓先人的确拥有一技之长。

如此胡思乱想姥爷家族的姓氏来源，请姥爷们和舅舅们不要生气，这是历史的科学，族姓的真相。请尊重科学，正视真相。

像我们周姓的来历传说一样，杜姓、任何姓氏也都有另外的来源，即赐姓、改姓包括外族改姓，而且是如今所说的少数民族，即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民族改汉姓而来。也就是说，本来不姓杜不姓周，后来改成了姓杜姓周。那么，任何一个姓氏的族人，便不会只有一个祖宗了，所谓的同宗同祖，所谓的同族同源，纯属后人们的自作多情。

追宗溯祖源自人们血液中寻根的天然情绪激荡，是一种心灵的安慰，是人们在艰难的自然和人世上寻求团结强大的本能追求，是人类各个族群的一种文化寄托、精神追求。然而，事实上，家族永远无法追踪到血缘的真相，永远无法抵达先祖的地穴和茅草屋。

一姓家族的历史如此，一个民族的历史亦如此。家族血缘的纯粹度，就像所谓民族文化的纯粹度一样，均不过最短近的今人的臆想和伪造。所谓认祖归宗，一脉相承，只在精神价值领域有意义。

是否太让人寒心：如此，我们在今天汹涌的人流中拥挤倾轧的灵魂，该向何处寻求安慰呢？

人们期望依靠血缘的庇护，无异于飞蛾扑火、水中捞月，它们带来的，往往伴随着尴尬和伤心，甚至是欺诈和伤害；亲情和乡情间的分崩离析，比陌生者之间的残酷更让人失落伤心，多少人因此被毁掉。人们和谐生存的光明大道，在于理性与科学在每个人的大脑中、在黑压压的的人群中的不断生长。

比如，最近一些年，已经有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通过血液分析和基因辨识，大致弄清楚了散居地球各处的人种起源。无论你操什么语言，用刀叉还是用筷子，抑或用手抓吃饭，血液分子和基因组合板上钉钉地告诉你，你是亚当夏娃的后裔，还是女娲娘娘造出来的。不过，也仅仅划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至于更详尽的姓周还是姓杜，那就只有爹妈知道，甚至爹不知道，妈也不知道，爷爷奶奶老爷老奶也不知道。

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它们让人心跳加快，但它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知道，你祖上姓啥无所谓，关键是现在要姓“人”，关键是全中国、全世界只能有一个通用的姓氏：人。同时，也应该明白，你是从猿猴和工蚁工蜂变来的，但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不应该再是猿猴，也不应该再是工蚁工蜂；你是人，只是人。

二

族姓的历史无可考，查来查去，也不过是一种心灵的趣味体操，甚至像小孩子打游戏。然而，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名字，却是一清二楚的。一个人的名字，不但寄托着爹娘的种种期望，也往往是其诞生时代的产物。三皇五帝时代，草民们没有姓氏，更没有名字，只有大个头的人才有名姓，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有名有姓”这个成语还是一句恭维话，只能用在有名有姓的大牛身上。

后来，人口繁殖得太多了，姓名应运而生。贵族们当然依旧例引经据典地给王子王孙们起名，还有专业人士职司，大多数普通人家的名字却比较直白简易，叫啥的都有，尤其喜欢以动物给自家的孩子命名，像羊了、豕了也就是猪了，还有牛、马、骡子等等。人名儿贱，据说人命就硬棒。让人喷饭的是，日本还有叫马粪的。

当每个人都有名有姓，而且每个人的名字都成为正儿八经的时候，人类文明的曙光开始破晓。有了文明，也就有了经典，即便寻常草民家添丁添口，也要翻着书本或请识文断字的人给起个符合圣贤要义的名字。

还拿我们郭固集来说吧。

从今往上数三两代的人名，乡亲们脑子里都还记得；再往上数个十代八代的，在族谱上写着。它们大多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少种地补锅的，名字也能从经典中找到出处。

比如俺姥爷。俺姥爷他老人家名讳杜寅天，“寅畏天命”，取自《尚书·无逸》：“严恭寅畏，天命自度。”多么有文化，多么虔敬多么响亮高雅的名字啊！

当然，有的人家不在乎子曰圣人言，他们给孩子起名，咋着方便咋着吉祥咋着来，比如，有叫栓牛的，有叫孬牛的，有叫铁锤的，还有叫石磙的。可不是乳名，是大号，直到他们晚年，晚辈们还在恭敬孝顺地喊着“栓牛舅”、“孬牛爷”、“铁锤大爷”、“石磙叔”。起着这样名字的人，命都很硬，都活了大岁数。

我姥爷有一个本家兄弟，叫云住。听听，多么诗意的一个名字啊！不过，老姥爷给云住姥爷起名的时候，可不是诗人，他是一名跑到开封城要饭扛活的盲流，可不就像云一样到处流窜吗？有趣的是，肯定是因为厌倦了这种云一样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活，老姥爷给他的小女儿，也就是云住姥爷的妹妹起名改云，不再云来云去了，受不了喽，改改生活方式吧。

兰妹，写出来漂漂亮亮的一个小妮儿的名字，实际上，爹娘当初的意思是嫌家里女孩子多，要她拦着下一个妹妹，该弟弟来了。

还有叫荒长的。在过去不成景的年月里，能够像郭固坡的荒草一样狂长着而不至于夭折，该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啊！

无论铁锤石磙，还是改云荒长，都是发自爹娘内心真真切切、踏踏实实的期望。

我的启蒙老师车老师弟兄三个：爱文、爱读、爱诗。仅仅听一听这些名字，就知道出自一个知书达理、耕读传家的书香家庭。

也有街坊叫爱学的。像爱文一样，爱学也当了教师。还有叫爱碗、爱盘、爱金、爱银的，听上去好像不似车老师哥几个的雅致，然而，在缺吃少穿、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家庭和岁月中，喜爱碗筷盘盏，喜爱金银孔方，所寄托着的，同样是爹娘美好实在的期盼，叫起来、听上去同样响亮优美。

爱文爱学当了老师，爱碗爱盘开了饭馆，爱金爱银做买卖。乖乖，姓名学的确是一门大学问，可不敢小看它们！

20世纪五六七十年代，郭固集姓名学和全中国的姓名学一样，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也不能算作翻天覆地，老辈们从圣人语录中给孩子找名字，彼时的人们从领袖语录和报纸广播中找名字。仅仅建党、建国、建设、建社、爱党、爱军、红卫、红军这样的名字，在郭固集五道街分别至少有三四五六个，只是姓氏不一样。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俺叫周红国。是个人儿都能一耳朵听出，俺是那个红彤彤的年代生人，想装嫩都没门儿。据说，俺爹当年本来是要给他儿子起名“红卫”的，尽管因为姥爷正在挨斗，俺娘、俺姨连红卫兵都没资格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没戴过红领巾。也许考虑到叫红卫的人太多——据说全国有几千万之多，要是有人冲大街上惊恐地喊一声“红卫，快跑”，保准有一大群人四散奔逃——于是，当过兵见过世面的俺爹给我换了个名字：红国——红色中国，既突出时代特色，又尊重家谱，我们这一枝周姓人家最近的族谱辈分：家宅鸿禧，世代吉昌。多吉祥！

这个名字我使用至今，在身份证上确定了，并未感到有什么不方便。只是二十来岁开始钟情缪斯的时候，自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周路。是随文学的习俗，还是觉得本名土气、周路这个名字洋气，现在记不清楚了。

不过，近些年发表作品的时候，我有时用原名。身体发肤固然父母所赐，不宜随便自弃，名字也是爹娘苦思冥想不知多少时日的心血，我们也应该珍惜，不宜轻易更换。

有时候反复琢磨自己的名字，唉，不大好听。但不是觉得土气，是俗：人家同龄人在那样一个火红的年代叫爱文、爱学、爱碗、爱盘、爱金、爱银，我爹娘却竟然给我起了这样一个毫不实惠毫无特色的名字。爱文爱读爱碟爱盘爱金爱银是多么的特立独行，红国红卫爱军爱民却是那样地落入俗套！

一熟人出身河南农家，原名倒不算土气，进京从事艺术培训行当，却改名了，在本名中间添了一个“家”字，立马儿，一股浓浓的南方气息、艺术洋气雅气扑面而来。

兄弟，是不是有点儿自卑的嫌疑啊？当然，精明的他可能仅仅出于商业需要，以这样优雅不俗的名字迎合艺术家长的附庸风雅。这么说，他是个高人，不是个俗人，更不自卑，相反，很强硬。

津津乐道乡亲们的名讳，当然认为它们很耐听，但并不觉得比城里人的好，甚至不会用实在、质朴这样的字眼来美饰，只是觉得它们和任何名字一样——英国人的也好，美国人的也罢，更不必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人的，大伙儿的名字一样，隐含着父母的希冀，隐含着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生活习俗，但是，它们首先都仅仅是个标记的符号。除此之外，再也没有雅俗贵贱的差别。

但总有人认为他们有不小的差别。

好在，郭固集的新生代们正在挣脱传统姓名学的金科玉律，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命名风俗。这种风俗不再受传统风俗的束缚，甚至不受时尚的束缚，年青的父母们要么按照家谱起名，要么翻字典或上网找名字，一切只为“我喜欢”。

这才是真正的高雅。

而那些几千年一姓不乱辈的，眼睁睁一个八十老翁要喊一个刚刚坠地的小婴孩爷爷奶奶姑爷爷姑奶奶，不说不方便，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更有同村同姓因为孩子名字乱了辈分，晚辈和老辈儿重了一个字，从而引起邻里纠纷的。多疙瘩啊！

怨不得邻居们，怨只怨一种叫做传统恶习的病菌作怪。

寅天、寅命、修齐、治平听上去典雅庄重，红国红卫听上去激情火热，爱碗爱金听上去实惠有力，毛毛欢欢听上去可爱乖巧，但我更喜欢新生代们的名字，他们可以叫寅天寅命，可以叫红国红卫，也可以叫爱碟爱金、毛毛欢欢，爹娘想起啥名字就起啥名字，我的孩子我做主，多爽！

三

方言这个说法到底准确不准确，很难一概而论，但有一点必须明白，只有当地方语言与交流的通用语言工具面对时，称其方言才名正言顺。倘若在雅俗好恶层面使用“方言”乃至“土话”的说法，就是一种歧视，是一种贬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曾经说过，苏格兰话不是方言，它是一种语言。是啊，任何一个地方的语言固然都有其无可争辩的同等使用价值，也都拥有同等的尊严。

郭固集的地方话、河南各地方言，即便在最古老的语言载体比如《诗经》中，也能够找到回音。这样的自豪我表达过许多次。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否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写作时喜欢使用郭固集语言和河南语言，尤其是在记录郭固集以及市井人和事的时候。

《论语· 述而》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需要搞清楚的是，这里所说的“雅言”，指的是有利于交流的共同语，并无着重的市井意义上的雅俗之别。当然，《诗》、《书》、执礼，都是优雅高尚的玩意儿，称其为“雅言”恰如其分，但也正因此，所谓雅言之雅，指示的是一种精神，而非其表现形式。

孔老夫子以语言通用方便的功能来定其为“雅”，多么让人吃惊，死去了两千多年、被子孙后世轮番骂臭了的老人家，您多么具有现代审美意识和存在意识啊！

这不是玩弄黑色幽默。就交流的意义来说，人人能够听懂、人人能够使用的共同语的确应该算作雅言。遗憾的是，雅言之“雅”正在被误读，语言的尊严正在遭受着玷污。不但大多数人能够听懂的普通话被认为是洋气的、高雅的，就连大多数人听不明白的“鸟语”广东话、上海话，竟然也一度被追捧为时髦。也许没人认为广东话多么优雅，但相信没人否认它带来的牛气。这就和语言本身、和雅俗的本质疏离了。

听说，1949年，河南话曾拟作为普通话在全国推行，不知道真假。想一想，新闻联播主持人说着一口流利的河南话、郭固集话，全国人民说着一口流利的河南话、郭固集话，该是一副多么有趣的景象啊！

遗憾的是，有些山东山西浙江江苏的乡下人总是在河南乡下人面前拽着不伦不类的北京话，动不动就贬损河南话、河南人，河南话“咋咋呼呼”，河南人“咋咋呼呼”，好像骂一骂河南人，他们就成洋人了。地域、语言的歧视和偏见只能是庸俗卑微的大多数挂在嘴上的肮脏口头禅，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地域群体贬损抬高自己的身价，恰恰可怜地暴露出他们内心深深的自卑。这是人性未熟的普遍毛病，就像有的小孩子当着众人的面儿不认乡下爹娘一样。好在，成熟的人们、新生代们越来越不在乎了。

就我自己来说，读文学作品，也不免有雅俗的审美观，且不说文笔风格，仅仅作品中的名字，好像画龙点睛，孬蛋儿、石头，包括建设、建国、红卫这样的名字，与嘉明、雯雯这样的名字，乃至与毛毛、瓜瓜这样的名字比较，谁高雅洋气，谁鄙俗土气，不言自明。

至于方言的使用，更让读者乍一打开书页，就能闻到一股扑鼻的土腥味儿和灰尘味儿。有西方作家不看好使用方言，不过，他们并非出于土洋高鄙的考虑，而是从语言的表达力或其它文学技巧方面进行臧否。方言固然让一方乡亲感觉亲切，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土话，更让乡亲会意一笑，可惜，也正因为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给其他阅读者带来了理解的障碍，从而减弱了作品的表达力。中国人到了美国，与人家聊天，美国人突然因为一个词汇捧腹大笑，中国人尽管对这个词汇耳熟能详，却笑不起来。这就是词汇本身的神韵和局限的并存。

困难的是，对于一个太过熟悉乡土的浮浅写作者，比如我这样的人，某些复杂的情愫只能通过方言土话表达，好像任何一个外来词汇都显得苍白无力。这应该归咎于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欠缺。还是就郭固集来说，比如，“栓牢”这个名字，“孬种”这个词汇，尤其是郭固集男人挂在嘴上的感叹词儿口头语，背后隐含的意蕴，好像是其它词句无法替代的。

毋庸置疑，高贵、高尚乃至高雅是一种优良品质，人类需要它们，当前的国人更需要它们的哺乳。到底存在不存在高贵？莫衷一是，在今天，甚至有人误把高贵当成了等级时代的产物。罗素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他未给出肯定的答案，但他紧接着说：如果有高贵，那么，高贵应该是什么模样？看来，罗大师还是相信高贵的存在的。然而，高贵、高尚并不表现在血统和身份地位上，更多的表现在精神和行为上。遗憾的是，不少人总是把高贵和高尚看成前者的属性，以至于对其进行谩骂或者追逐。

语言本身没有落后与先进的差别，更没有高贵与鄙俗的区分，招致语言受到追捧或鄙视的，在于其它社会因素，经济的、政治的都有，就是没有精神文化的。因此，区别本身并非最可耻的，造成这些区别的作祟者才是罪魁祸首。即便如此，类似的名字、语言和观念行为上的攀龙附凤、追雅崇洋，尽管似乎是大多数人的癖好，也不是一种雅致的习惯。

一个人、一群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亦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盛行帝王宫闱文化、偶像英雄剧，固然暴露出国民们尚未挣脱身份的自卑；当他们过于强烈地追求所谓“现代”，事事以“西方人云云”，甚至因为追求现代和西方而自觉高雅洋气，甚至因此而臭骂本民族传统中被证明为精华的东西，并以民族传统为土气，为OUT，甚至本民族的所谓精英们也矫枉过正地诅咒祖宗，那就不但是一种尴尬，而是危险。丧失了基本文化理性的精英们，加上陷入了民族自卑的草根们，大伙儿在一起，能做出什么，历史早已给出了恶例。

同时，语言和名字、习俗一样，都面临着一个不断更新的局限性问题，所谓汉语言的纯洁性，所谓郭固集语言的纯洁性，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就像族姓的纯洁性、民族的纯洁性、文化的纯洁性一样，可着嗓子吆喝，更可能出于其它目的。我们郭固集乡亲当然会与时俱进，使用新生的名字，新生的语言，新生的习俗，但我们不是因为爱面子耍牛气洋气而猪鼻子插葱，我们引进它们，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们和本土名字、本土语言、本土习俗一样，只是一种标记的符号，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只是一种生活的习惯，使用着比较顺口顺手。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