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乍起，天气却一下子就转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一夜间不觉就多了几个烘红薯的摊点：一面硕大的油桶改装成的炉子，里面燃了红红的炭火，将红薯一块块架在炉壁上，让温润的炉火慢慢地烘烤熟了的红薯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

烘红薯，可以说是一种最原始而又简朴的吃法了。然而，在如此寂寥的清秋，碰一块烘得热乎乎的红薯在手，未及吃下肚儿已觉热乎乎的了。面对此情此景，这对于像我一样的乡村游子来说，又怎么会不让人忆起那段浓浓的乡情呢？

红薯，上海人和我家乡的人一样，都称之为山芋，而在其他地方则被称为“红薯”、“红苕”、“地瓜”、“白薯”、“白芋”等等。实际上它的官名应叫“番薯”，可能最早也是从外邦引进的。山芋这东西确实很土，极易种植。从四五月份种到地里，就无需再施肥，疯狂的生长着，山芋秧四处蔓延，巴掌形的叶子把地表覆盖的严严实实，阳光都漏不进去。到了秋天，山芋便可以收获了。用“沙场秋点兵”来形容那时农村刨山芋的场面是再形象不过了。生产队的男女老少个个手舞镰刀，颇有些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宏伟气势。将山芋秧割掉，一垄垄的田埂便裸露出来了，再用钉耙翻开泥土，一只只胖乎乎、红扑扑的山芋就冒出地面，人们欢呼着、雀跃着，别提有多热闹了。等“正规军”战斗完了，就是“游击队”的天下了。山芋秧是四处蔓延的，生产队在收获的过程难免会有山芋遗漏在土里。于是大家会等公家收获完后去捡漏。小孩子也手持小钉耙，拎着篮子加入其中，奋力刨土，即使手上磨出水泡，也毫不在乎。每每刨到一只，必定大呼小叫，仿佛找到的不是山芋，而是金元宝。回家的时候，大家常常把淘到的山芋放在一起比较，如果谁淘到的山芋又多又大，脸上必定露出几分得意，那淘的少的则会显得有些尴尬，然后在大家肆意的嘲笑和奚落声中怏怏而归。

到了生产队分山芋的日子，家家户户推的推，挑的挑，扛的扛，乡间小道上，人来人往，欢天喜地，仿佛过节一样。分到山芋后，或藏于地窖，作为过冬的粮食。不过更重要的在于它被农民视为救命粮。倘若当年稻谷或小麦收成不好，村里人就天天做山芋饭，这就使我对山芋生出一种敬意，这不由得想起许地山先生写的《落花生》，山芋也跟花生一样，果实是长在土里的，表面看不出它的优点，挖出来才知道它有如此多的好处。

我对山芋最初的记忆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初的计划经济年代。那时，山芋是一种粮食，一斤粮票可买七斤，每斤三分钱，因而每到秋冬季节，只要一听说有山芋卖，父亲就会兴冲冲地跑到粮店，背回满满一麻袋。但是，当时在我的眼里，这种身上总粘着泥巴，其貌不扬的东西，属于比较低贱的食物，家中除了父亲和祖母，我们都不爱吃，我们喜欢的是大米饭、面包之类的精细食品。这也难怪，那个时候大家都生活在物质相对贫乏的时期，油水尚不足，谁还会青睐粗粮？但没有办法，粮食不够吃，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那个时候，饿死了不少人，有山芋吃也是很不错的了。

山芋是贫民的主食，不登大雅之堂，但其味甘性平，具有补中和血、血气生津、健脾养胃、润肠通便之功效，久食益人，使人长寿少疾。近年来，由于人们越来越注意健康，于是乎，粗粮纷纷卷土重来，山芋也不例外。它的营养价值之高，以致世界卫生组织、日本国家癌症研究中心都对其推崇备至，将其列为六大健康食品之首。

但是，假如我说山芋是美食，恐怕赞成我的观点的人不多。的确，考证我国八大菜系、查遍十大菜谱，其中都不见山芋的影子，我怀疑这跟红薯“出身”贫寒有关。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美食观也应与时俱进，如果美食只是让我们的味蕾得到享受而身体却吃出富贵病，吃出亚健康，那么这种所谓美食何美之有？当今吃出来的病大多是因为进食酸性食物太多，而山芋属碱性食品，正好起到平衡和调节的作用。其实，山芋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美食。若是生食，其脆、甜、多汁绝不输于水果；若是熟食，煎、炸、蒸、煮，做法众多，只要善于烹调，同样能成为席上的佳肴。

一日到新世界紫澜门大酒店赴宴，席间上来一道甜点，名曰黄金饼，起初诸位以为必是南瓜饼，尝之才知是山芋，外层裹以油炸之糯米皮，众皆呼好吃、好吃。

至于街头巷尾小贩叫卖的烘山芋，我不太喜欢，虽说那香味十分诱人，但由于选料都是红心山芋，这种山芋只适合做汤山芋，烤出的肉湿而烂，味道就差多了。

我最喜欢的做法是直接用微波炉烤，一定要选白心山芋（俗称栗子山芋），洗净，不需削皮，裸身放入微波炉内，大个的转七、八分钟，小个的转五、六分钟，以微微松软为宜。这样烤制的山芋，粉而不干，吃口极佳。而且，这种做法更接近原汁原味，干净且又方便；若伴以牛奶，味道真是好极了。

寒风瑟瑟的早晨，手中捂着热乎乎的烘山芋，而这时的山芋已不仅仅是一种果腹的食品，还是一个实用的“暖宝宝”，放在手上搓两下，褪去皮。大口咬着冒着油的瓤儿，于是，乡村的烙印就只留在胃部——顺着喉咙滑下去……心灵和胃一起跌至最妥处，让我一路上感受到贴心的温暖。山芋的清香爽口，甜而不腻……让我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