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讲的故乡是指父亲的出生地,我的祖上的居住地,坐落在辽南东部山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应该称作是山沟沟。当地人称之“南岔子” 又称“瓦房沟”。
(一)
老院子四面环山,东西距离短、南北距离长。中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为界。河东只有两户人家,也属我们高家姓氏的人,我家的老院子在河西沿,按当时称得上是依山傍水,河西沿从南数第一个院子可能盖得晚一些,也是我们家族里长辈的另一个分支,称之为“前屋’,第二个院称之为“幺院”我家的老院子叫做“大后屋” 。
大后屋上屋正房七间,东西房山头各有一个盛粮食用的“仓子”和磨米用的“风车’,下屋为厢房东西各五间,东院窗前有一盘磨,西院窗前有一盘碾子。门房好像就简陋一些了,东门房两间在当时住的是家里的“伙计”西门房放农具和牲口用的马棚,中间是大门道,有两块白色的黄冈岩材质的石头,称之为“上马石”不过这门房在土地改革后解放初期就扒掉了。这就是听长辈传说和我记忆中的老院子的大致情况。
据长辈们讲;我们的祖屋始建于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也就是我的曾祖母结婚的时候盖起来的,算起来应该有一百二三十年的历史了。站在高处眺望;青砖碧瓦,厚重坚实,房脊整齐舒展,瓦楞排列平坦有序。岁月风雨,无情任吹打,。虽历一个多世纪依稀可见当年的英姿挺拔。
(二)
我的祖父辈是兄弟五人,四爷爷英年早逝。大爷爷住在东上屋,我的爷爷排行老三住在西上屋,东下屋住着我的五爷爷,二爷爷住在另外一个庭院,在“大后屋”后院,称之“新房子”,因我的爷爷是过继给我的曾祖父的,因此,整个大后屋西半个院落属于我爷爷所有。我自己的曾祖父排行老大在当时是开私塾的教书先生,人很儒雅。后来成为校董(校长)在村子里是受人敬重的长者。而爷爷过继给这个二曾祖父就不同了,人高倍近视,没多少文化,背地里大家偷偷叫他“高瞎子”“二层眼‘旧社会没文化的农民固有的倔强、偏执,愚昧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两个太爷爷如果比较起来真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悬殊。
听老辈的人讲’;过去的人结婚都愿意请有钱人家的长辈给迎亲,一次,村里结婚的人家请我的这个高倍近视的太爷去迎亲,长袍短挂穿戴整齐,系着大红彩带,骑着高头大马,这是必不可少的,愚昧的太爷很不情愿的在嘟嘟囔囔让大家为他穿着打扮,因为眼神不好,马从圈里牵出来后,到了院子里还没等马转过身,太爷一脚站在上马石上,翻身上马,结果把马给骑到了,这让爸爸那些在当时的孙子辈们看了个大笑话,开始和这个爷爷恶作剧,牵着马便跑,跑的人在笑,太爷爷在马背上骂;“这死马,不会往前走,就知道往后退!”这成了日后大家拿太爷爷寻开心的一段笑话,讲了几代人,致今我们在一起谈起来仍觉得忍俊不禁。
爷爷就是过继给了这个太爷爷膝下为子,继承了他的房屋和大面积的土地及所有家业。这也成就了我们的家族在当时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可我的爷爷头脑里骨子里却完全继承了自己生父的聪明和才智,治家有方。日后是人成才,树成林,家道亦兴旺。他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多读书、读好书。在当时能有这个理念,那头脑是相当前卫的。所以我的爸爸和四叔读过师范、念过国高,在旧社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四叔今年九十岁了仍然健在,是远近闻名的书法家,耄耋之年的人还是市书法协会的会员呢。但也有不听话的,比如我的三叔,视读书为遭罪,牵着牛、骑着马疯跑于田间、地头是他最大的乐趣,让他去上学,他顶撞爷爷说;‘咱家伙计都不去念书,让谁去念书,我不去!’我那老实巴交的三叔也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在那落后的旧中国又处在交通闭塞的山沟沟里,种地、交通主要靠马匹,但不是谁家都能买得起的,可那时我们家却有俩挂车,也就是说家里有六匹马,两套车。车把式是一定自己家的人,一个是我的伯父、另一个是我的老叔,当年只有十五岁,现在这个年龄的孩子还多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时候,可那时的老叔却能把几匹牲畜和一挂车驯服得服服帖帖,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当时爷爷很是引以为骄傲。
爷爷一辈子勤劳、节俭,不辞辛苦,为了供儿子念书忍痛卖掉了两晌地,节俭的程度近乎于吝啬,春天卖茧种,卖过之后背着满满的一钱搭子钱,嚼着窝头咸菜往返一百多里路,回到家里已是午夜时分,愣是一文钱都不舍得花,现在每每听到《前门情思大碗茶》中一些唱词,我脑海中都能清晰的勾画出那些凄美的场景。可我的爷爷年方刚过半百,就染上了严重的胃病,在那封建、愚昧、落后的旧社会不久便不治身亡。那是一九四四年。
爷爷过世后就由我的伯父作这个大家族的掌门人,我的父亲扶持于左右。直至土地改革前,因为我的父亲和四叔读书,家里变卖了两晌土地,才免遭成为地主富农的成分,可却因此背了个不雅的称号;“剁尾巴中农”,中农就中农呗,还剁尾巴,什么事呀?我们党的政策啊,在执行的过程中确实有走味的地方。以至于我们的父辈在解放后及文革期间总是被党的政策教育和管理的对象。更多时候都是委屈不能求全。后代的人在入党提干时总是要比他人多付出相当的努力。这就是历史和时代所造就的局面。
(三)
我第一次走进老院子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末期,我也就六七岁的时候,到现在记忆还是十分清楚的,觉得那庭院深深,很是高雅,宽敞、整洁、明亮,现在想想真有一种梦幻的感觉。
上屋七间房子,中间开门,作为两家各自的烧火做饭的厨房,进东西各自第一个屋子称之堂屋,堂屋与第二个屋子是直通的,没有门,炕上以房梁为界下面有板式结构的画门,可以随时开关,小孩子们在炕上玩耍打开画门两舖炕可任意来回穿梭。第三个屋称之为耳房,与第二个屋子隔断是有墙壁和门的,有趣的是耳房的炕梢脚底下有个向外开的一扇门,可能是为出入方便的吧,尤其是夜间解手,免去需路过三个屋子才能出去的麻烦。看得出我的先人们挺有智慧的。儿时的我对祖屋的这样结构特感兴趣,尤其耳房向外开的那扇门,每次从正门进,“癫陷儿‘般向堂屋、里屋、耳房跑,蹦着高上炕,然后一‘秃噜”从耳房的那扇门又跑出去,跑到“仓子”周围转一圈,摇几下风车,又回当院,在进门,周而复始,一天不知跑几趟。 乐此不疲。
正房的后门外有几颗高大的尖把梨树,高大到每年的梨成熟后有大半部分无法采集。长辈们还在树中间捆绑了结实的绳索。订上木板算是给孩儿们做的在当时看来较为奢侈的玩具——秋千。小孩子们玩着那样的游戏,高兴的心情都能荡到天上去。
在大梨树右侧斜下方有一条便道,是老院子后门唯一的一条出路,统称为“下道”因为与河比邻,地势低,因此得以俗称。这条小路差不多与河成平行线蜿蜒曲直向山外延伸,夏季雨水多的时候河床与道就没有了明显的界限,基本是河亦是道、道亦是河。童年的我每逢暑假回老家,都是沉浸在这条小河玩耍的欢乐之中,抓鱼摸虾捞蝌蚪,玩得忘乎所以、不亦乐乎。-——父辈们当初一定是延着这条路走出山外的大世界的····
大梨树的左侧是山体向下延伸的一片很大的开阔地,那里有几百颗果树,排列整齐,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如果搁在现在一定是旅游观景的好去处。那是解放初期爸爸通过熊岳的同学弄来的苹果树苗木栽下的,在七十年代初正是果树繁茂的盛果时期,春天果树开花的时候,满园芬芳到处是鲜花竞放争奇斗艳的景象。漫天遍野飘飘洒洒满视野都是花的海洋,美不胜收,树儿似白玉般的身躯,点缀着银光闪闪的世界,清晨只要一推开后门,清风扑面,花香怡人,沁人心脾,每个人都会陶醉于其中。秋天果香扑鼻,阳光下那红彤彤的苹果酷视略施胭脂的孩儿面,让人流连忘返、垂涎欲滴。七十年代初我曾饱览过这一美丽壮观的景致。实为幸事,但这一片果林在合作化以后所有权就归生产队了。
老院子的大门口东侧有一口井,井水清冽甘甜,辘轳、井绳、柳罐兜(一种草木结构编制的用来打水的桶)备用齐全。大院里的几十口人都是吃的这口井的水。
东下屋的后院有一颗在东北地区少见的树木,树身不算太大,但那树的叶片,别致、婀娜;很向当今用来美化环境的枫叶树,五爷爷告诉我;那是花椒树,每年产量不少,但价格不菲。只是每年到了秋冬季需保暖。我看到五爷割来许多的蒿草。把那树身包裹得很严实。那叫“暖树”。
西下屋的后门外大约两三米就是山体,为防止山体滑坡和山水流入院内,那里有一道算是较为坚实的墙,墙外的山体坡上也有一片较为平坦的地儿,大家叫它“西崖头”。崖头上有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家的果园,比后院那片果林可就逊色多了,但每年吃的水果自给自足那是富富有余的,那一片果林苹果品种繁多,有国光、红玉、维锦、还有南国梨、尖把梨、安梨。海棠。小时候不懂水果的品种口感,见到那维锦又红又大,没有一斤也有八两,就专摘它,结果又酸又涩不好吃,老叔家的小弟弟笑着对我说;这苹果外号叫“大后悔”,可是摘了几个扔了又可惜,还怕大人训斥,我和小弟想出一个至今还觉得挺“老道”的法儿,把苹果往墙上摔打;再放地上揉捏,反复几次,(切忌:不要将果皮弄破了)苹果揉捏得软软呼呼,果皮颜色变成土黄色了,就在苹果皮上用牙磕开一个小豁,那果汁似琼浆玉液般的向外流,我们就像婴儿吸吮乳汁一样去把那果汁吸个干干净净,然后扔掉果肉,装作没事儿人一样走下西崖头。每次小弟小手一挥;“西崖头”,我便知道要去摘“大后悔”苹果,重复那种吃法,其实那是孩童们用比较原始的土办法“轧”出的原汁原味的果汁,童年的这件事至今记忆尤新。似乎口中还余味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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