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跟母亲到市场买菜回家，经过旁边的垃圾堆，母亲跟一个在垃圾堆里扒拉垃圾的老人打招呼：“大爷，早！”那老人朝我们望过来，眼神迷离。苍蝇爬在他乌木雕就的脸上。他漠然不顾。

我认出来了，他是塘鱼村的郑爷爷。

母亲低声叹气说：“唉，郑大爷挺惨的，儿子吸毒坐牢了，儿媳跑了。现在竟沦落到捡垃圾的地步了。你叫他一声吧。”

我凝视了他手中一段旧电线，突然想到胶质里面红紫发亮的铜线。心里荡起一圈涟漪，暖暖的。

“愣着干嘛？”母亲说。

我回过神来，定睛看郑爷爷时候，他已经蹒跚离去了。

门环惹铜绿，铁锁箍铜芯。铜是一种旧，是一盅陈酒。可否让我把那些美好的年月称之为“铜年”？ 

该取一把怎样铜光泽润的钥匙，轻轻扭开铁锁铜芯，拉开那古旧而沉甸甸的记忆的门环？

小时候，我家住在塘鱼村。

读一年级的时候，我和一群年龄相仿的小屁孩便跟着几位大我们几岁的大哥哥们到村后面的树林子里钻来钻去。干啥？拾宝？没错儿，正是拾宝——捡铜。

在某个煦暖的晌午，大伙儿玩“上飞机”跑腻了，便约了一起到村后的那片林子里去捡铜。

连片的树林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多数是生活用品，并无腐臭。然而这些垃圾对我们来说，便似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只不过眼下的商品次些乱些而已。大伙儿总能够从中挑拣到一两件中意的玩具，缺胳膊的木偶，一支外观漂亮的钢笔，一个字迹模糊的铜钱。一两件心仪的玩具，够各自津津有味地耍好些天了。待生厌了，大家便换来耍。

然而这些是副产品，额外利润。大家都不忘主要目的呢。

由于经常来，加上在家里父亲指点，见多识便广，我如今完全可以分辨铜，铁，铝了。而且十分清楚哪些物品是连带着铜的，譬如家里电源总开关的拉闸（如今几乎淘汰了），连接灯泡的那个黑色的小帽（如今几乎淘汰了），某些电线（那时候还有铝的），各种电器的变压器，铁锁的锁芯，一些钥匙……

“哈，有了！”我寻声望去，小烨拎起一个硕大的拉闸，那几根长长的红棕色的铜条上长了一小茬一小茬青青的铜绿。

这种质地的铜，我们管叫紫铜。红得近乎紫。

小烨跑到水泥小径上，把拉闸狠命朝远处灰白色的硬水泥板上砸去，应声处拉闸整个碎成数片，陶质的闸身碎片嗖嗖地蹿进旁边的草丛里。

转瞬安然。水泥地面上静静地躺着那几根零落的铜条，在从树枝间隙中投射下来的斑驳的光影中，铜条与陶体接合的地方散发着鲜艳的红光。

几颗锈了的螺丝钉死死固在铜条上，黄褐色，与那深红草绿十分不协调。

待把这几颗令人厌恶的螺丝钉拔去，纯纯的铜条便到手了，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满心欢喜。

万安村，涧垌村，塘鱼村，稻香村等方圆几十里的男孩子，像我们这样年纪的，都在玩同一种游戏——叮铜。两人对战，在硬质地板上划一个方框，双方各放一块铜到方框里面。猜拳定谁先出手，过程基本上是轮番拿起自己的铜块叮对方的铜块，像叮玻璃球一样，将对方的铜块完全击出方框者为赢，但是如果对方的没有出界而自己的铜块出界了，则自己为输。赢者的奖品是输者的铜块。倘若一方的铜块在打击过程中不小心覆压在另一方的铜块上，则另一方有两次击打机会。

规则并不复杂，远远比收集卡片、扑公仔纸、打牌来得有趣。而且铜都是捡来的，不花一分一毫。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在高大的马尾松旁的马路上对战，放学后则在教室或者走廊上对垒，通常分了很多拨人。因此教室讲台上的粉笔通常是没几天就要换新的，都被我们投去画框了。

为了加大攻击力，我们通常把铜块打压的严严实实，成锥形，最宜短小精悍，块头大了万一疏忽失手可是要痛心好些天的。因此我们裤兜里的铜块总是沉甸甸的，亮堂堂的，手和裤袋已经将其摩挲得发了紫光或者金光。因为这就是一个孩童的珍宝啊。

等铜块攒得多了，而且，有一些是个儿特别大的或者形状极不规则的，不适合叮铜的，比如小捆的铜电线芯，比如一个圆咕噜的铁锁锁芯，比如只能在垃圾堆里看见的电光管（白炽灯）变压器里的铜丝，通常攒得够多的时候，留下十几块用来备战，剩余的我们就将它拿去卖掉。紫铜是很贵的，有六七块钱一斤，黄铜便宜点，三块五毛一斤。

拿了钱，我们可以买好多好多的东西，比如新衣服，比如一串冰糖葫芦，比如一杆自动铅笔……卖铜的时候，都是父亲载着我去的。我在外面看单车，他把铜提到收购站屋里面。父亲出来了，满脸欢喜地给我一块，或者两块。我就坐在他的单车后座上高兴得直摇晃了。

三年级，我九岁。那年仲夏，酷暑横行，知了聒噪。我们依然穿行在繁盛葱郁的树枝下。

以前穿梭在低矮茂密的树下垃圾堆上，感觉自己像一个勇敢的战士匍匐前进，要消灭敌人，或者像一个探险家，寻找被世界遗忘的珍宝。那时我们异想天开，狂热无比。

九岁的那个夏天，却令我感到一丝清醒，几缕心痛。

我们的捡铜大队中，多了一个人——小胖。小胖跟我们家同一条巷子，同列隔两户人家对面屋就是他家。他纯粹是觉得好玩而跟我们一块来的。开始我劝他别来，我说看你细皮嫩肉的，待会让蚊子把你吃了可别怪我。他不依，左一声辉哥右一个笑脸。

虽然被蚊子咬了一身包，但是小胖玩得很高兴。我也是满载而归，心里喜孜孜的，手里衣兜里装满了沉甸甸的铜。

还没进门，就听见小胖他妈失控跑调的吼声：“哪去了？看你蹭的这一身土！”半晌，又骂道：“玩？肯定跟莫家孩子捡东西去了！”“你看你，脖子手脚都是蚊子叮的包！很好玩吗？家里少你什么吗？要什么有什么！人家野你也野？”

当时，母亲正在门口的压力井旁搓衣服，她也都听见了，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低头搓衣服，两只粗厚的手搓得又红又肿。

打那以后，小胖就很少跟我们这帮野孩子玩了。

从此，叮铜不再是一个游戏，似乎捡铜也不再那么有趣了，除了对铜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莫名的喜欢之外，还附着了一种我们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沉重。轻松点说，叫赚钱。严肃点说，叫谋生。

某一天，母亲对我说：“辉，以后别去捡了。”

“妈，我想买一对新鞋。”我脚下的布鞋已经裂开了豁口。

“妈有钱，妈打柴卖钱给你买。”看着日渐衰老的母亲，我无言以对。

我留了一些铜，装在一个铜匣子里，一直舍不得卖掉。经常拿出来把玩，年长月久，双手把它们摩挲得锃亮，溢彩流光。它们就像一些天然而成的手工品，笨拙厚重。我信赖这种金属。

每每打开我的铜匣子，总想起那位捡垃圾的郑爷爷，他呆滞迷惘的眼神，他手中紧攥着的铜线，关于他的故事，想起父母劳碌奔忙为了家里的生活而奋斗，想起儿时有关于铜的年月。

铜年离我愈来愈远，铜在我心里却，愈来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