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是晚清秀才，可不是穷秀才酸秀才。

我家最旺盛的时候，有一百多亩地，雇了三四十个长短工，算是周固寨一带有名的大地主了。爷爷说，他不是往上考不了举人、进士，他是自己主动放弃的。爷爷是那种淡泊名利、读书用来修身养性的雅士。

淡泊名利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作到的，淡泊名利是一项真功夫，是需要天分的，是需要修炼的。光棍一条，怎么淡泊名利都成，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大不了作个乡野隐士，放浪形骸，洒脱一生。养活着一大家子老少，再想淡泊名利，不好弄了，起码得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老婆孩子都养活不了的人，咋着都不能算做潇洒。

我爷爷是个性情中人。不少性情中人经历了世态炎凉、俗世艰辛，中年以后，总要自觉不自觉地淡泊名利的。这是一种无奈之后的沉重洒脱。我爷爷是性情中人，可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眼光清亮的性情中人。他没有舍弃功名利禄，也没有陷进去，他在秀才这一阶儿恰到好处地适可而止。秀才虽说不食朝廷俸禄，但它究竟有官命的名分，在百姓中间还是有点儿地位的，在到处睁眼瞎的穷乡僻壤，秀才更能鹤立鸡群。所谓乡绅就是这样的一群中国读书人。

和其他传统文人不同，爷爷重视自然科学，他甚至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是国强民富的根基。他认为，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源，正在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过分强调人文科学的经纬功能，忽视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传统文人主张的经世致用，注重的其实只是如何做官，不包括搞科学。不过，爷爷更坚持，物质财富达到一定程度，百姓伦理道德的提升，非经学不能。

本着这种思想，爷爷开办了周固寨、全滑县，也许整个彰德府第一家立体生态农业综合养殖场。当然，那时候没这个叫法。他把祖辈留下来的几十亩薄田全部载上果树，果树下面养殖家禽家畜。大凡本地区能养活长大的果木牲畜，爷爷每样都移栽圈养了一些，杏树、梨树、桃树、柿树、苹果树、李子树、核桃树、山里红树、花红树；猪、马、牛、羊、鸡、鸭、鹅、鱼、驴……等等等等，还养了几只野鸡野鸳鸯、野鹌鹑野鹧鸪、野刺猬野兔什么的。

爷爷九十多岁的时候，经常让我坐在他怀里，给我讲他的百果圆。他说，他还养过几只野鹤，有白鹤，也有灰鹤，全是他从猎人手中高价回收的受了伤的大鸟。君子有好生之德，这种好生之德，不是为了贪图回报作弄出来的，是内心打小就有的一种感情。

我爷爷有个怪毛病，他不养骡子，他说：不会生养的动物是怪物。他坚决拒绝阉割牲畜，他说：世间最没人性的事就是阉割动物，阉割动物就是割断了天地阴阳正气，老天爷都不会答应的。以爷爷这样的雅士，外人恐怕都认为他会喜欢盆景。错啦，爷爷象讨厌阉割动物一样讨厌修剪盆景，他认为，这是世上最残忍的两件事。尤其盆景，人们竟然把制作盆景、观赏盆景当作修身养性的雅趣，中国文人正是欣赏着盆景，自己不知不觉地也变成了盆景。

所以，爷爷的百果园就是动植物们的天堂，它们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男欢女爱，繁衍生息，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也因此格外卖力地生产着肥壮的子孙。现在流行的生态农业，我爷爷在一百年前就开始试验了。家畜的粪便养鱼肥田，还给家禽提供白胖的虫子；家禽们则替果树除虫治病。靠着这种自然循环的生物链，爷爷不必花费多大本钱气力，就能轻轻松松收获成篓成篓的优质蛋、奶、肉，和成马车往外拉的果子。应该说，爷爷其实是靠着一种科学的生产理念成为当地富户的。这让那些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的商人羡慕不已。我爷爷是中国最早的儒商。

有了钱，爷爷置地买田，雇长短工，过着衣食无忧、读书养性的悠闲日子。他还写了一部关于种植养殖的书——《周固寨地区六畜百果考》，准备向外界推广他的立体生态农业模式。整部书有青砖那么厚，书页是那种软软的、薄薄的绵帛纸，内容全是爷爷用蝇头小楷一笔一划撰写的。爷爷的蝇头小楷在周固寨地区首屈一指，他不排斥草书，但更喜欢工整秀丽的小楷。许多书法家看不起楷书，爷爷说，他们太躁狂了。与当时一般的绵纸书不同，爷爷的书是横排版，他认为，横排更适应人们的阅读习惯。要知道，这可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创新。

我倒是不大赞同这一点，我喜欢竖排绵帛线装书籍，它们可以让我躺在床上，卷着书本悠闲懒散地阅读。我向爷爷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爷爷笑骂，继而正色：读书是需要沐浴焚香、正襟危坐才能够领悟参透的正经事情，象你那样读书，简直是在侮辱孔夫子！

哈哈！

爷爷还亲自动手给自己的著作绘上插图。本来，他老人家擅长写意水墨，不喜欢在他看来略显单调刻板的白描。可是，描摹动植物，白描更胜一筹。为了科学的准确性，爷爷抑制住自己的喜好，练起了白描写生。看来，爷爷不仅是优雅的传统文人，他还是一位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科学家。

我爷爷最重要的是一位教育家，就像孔圣人一样。他老人家常说：一个人身上啥最要紧？头脑里的观念最要紧。观念这个东西对于人，不象风霜雪雨欺打庄稼嫩秧，倒象碱水。霜雪打了麦苗，叶枯了，根还活着，还有救；碱水浇下去，再好的苗子也活不成，长不大。要解决这个要命的问题，只有靠教化。他用生态农业的收获，开办了全县最大的一所私塾——“大坡书院”，而且是免费的，有教无类，不但对我家那几十个长短工的子女免费，对所有愿意入塾读书的贫家子弟，都给以免费。家里揭不开锅而愿读书的，爷爷尤其关心，管吃管住，只是每天到我们家的田里、果园里打打工。爷爷开了乡村教育勤工俭学的先河啊！他这个弄法儿，比闫老西儿下手还早。

让爷爷难受的是，即便这样，也不是有太多的农家子弟主动入塾，孩子大小是个劳力呀！读书，对于许多庄户人家是浪费时光。爷爷因此很痛心，他说：哪天人们愿意主动上学就好了，家和国就有指望了。我爷爷认为：如果孩子们愿意上学，而一家、一国拿不出钱让孩子们上学，那是一家、一国最大的悲哀、耻辱，是家长和皇上最大的无能和犯罪。我爷爷认为：肚子可以饿着，脑子不能挨饿；脑子挨饿，啥时候都翻不过来身！

直到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家的百果园仍百花齐放、百果争亮。小时候，我经常爬到那棵最大最高的柿树上玩。有一次，我还躺在树杈上美美地睡了一下午。入高级社时，我娘一夜之间刨倒了二十多棵果树，直到累得病倒。剩下的全归了生产队公有。文化大革命，我家的百果园被村里最大的家族趁乱瓜分了。

当年土改时，工作队的人要把我家划成地主成分。按标准，我爷爷不但是地主，而且还是大地主，他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剥削佃工血汗的基础上，这是我后来所受的教育形成的认识，过去我这么看，现在我仍这么看。都是一样的劳动，财富凭啥过多地集中在你手里，你不靠剥削靠的什么？剥削是罪恶；剥夺剥夺者，天经地义！

好在，爷爷人缘挺好，刚才说的免费私塾的事，足以证明。所以，我爷爷尽管过着工作队员们说的“寄生虫”的生活，倒是没有丝毫民愤，只有那个大家族中几个曾被我爷爷训斥过的二流子趁机落井下石。

眼看着地主的帽子就要扣上，爷爷也有些乱了方寸，这是很少见的。他不能再任事态自然发展了。他写了封信，让我爹连夜送到县城。第二天，我爹就带来了县委书记的亲笔信，交给工作队长。工作队长拆开看了，大惊失色，马上召集他的队员紧急开会，把我家的成分改划成中农。

这倒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了：晚清秀才、几百亩地、几座大宅子、几十号雇工，哪有这样的中农？

原来，那位县委书记是我们临村富农家的大少爷出身。早年，他从济南府的大学堂毕业，回到我们村附近的一所中学教书，和我爷爷偶有来往，时不时地在一起交流些学术意见，算是忘年交吧。当然，他也时常召集他的同志们，在我爷爷的百果园和书斋里开些秘密的会议。

这么说，我爷爷不但不是什么剥削阶级的“寄生虫”，反倒是革命功臣。爷爷一向憎恶朋比结党，他认为，不为营私，结党作甚？世道乱就乱在帮派党团。他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共产党，然而，他也没阻止那位后来的县委书记把他的果园书斋当做安全的联络点。要知道，投靠了国民政府的当地最大的匪首王三竹的驻地仅在十里开外，王匪曾创造过血洗整整一个村庄三百口的杀人记录。从这点看，那位县委书记是十分信任我爷爷的，有九分信任，他也不敢把他的同志们召集到晚清秀才家里。

我爷爷可真是天设地造的隐士命呀！清帝和国民党时期，他有秀才头衔、乡绅身份；共产党坐了江山，他是革命功臣。古人评论隐士：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我爷爷至少算中级隐士吧？隐士也定级别职称，有点意思，有点幽默。

但是，爷爷不主张别人效法他，是觉得别人学不来，还是觉得不可取？我这做后辈的，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爷爷后来鼓励爹爹和他的其他学生们到外边闯荡，走得越远越好，漂洋过海更好。他同意“穷文富武”，人穷了，没钱没粮因此没力气去操弄武把，捧着书本缩在角落里苦读，成本很小，收获兴许不小，倒不失一条可行的出路。穷文，是上天留给那些有志气没财气的穷小子的一条生路。民国时，爷爷发现，竟然这条生路都被断死了。这或许是他容留党人的原因。

不过，这净是我瞎猜，象我爷爷那样的人，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到我上学的时候，受教育已经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了。到了一定年龄，不必为家里拿不出学费发愁，因为那会儿根本就不收学费。单凭这一点，就足以称为教育史上伟大的革命。

我们周固寨小学、周固寺中学的校长、老师们学历倒不高，有初师的，有高中的，甚至还有高小毕业的，也有以工代教、以农代教。不管哪路神仙，不管懂不懂教育，大家既然进了这个校门，就死心塌地地把学校当成了家，把自己或老或嫩的根扎在了学校里。他们的事业心不是当官出政绩，不是升学率。我敢说，他们压根儿没有把当校长看作当官，把当老师看作高人一等的国家干部，他们把教育和学校看成了育人的功德所在。他们才是合格的教育家。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周固寨小学的女校长姓常，周固寺中学的校长姓刘，主任姓时。直到今天，你只消提起常老师、刘校长、时主任，三十五岁以上的人马上知道你指的是谁，绝不会误认作今天的哪个老师校长主任。

常校长的家在距离学校三里远的村子里，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几代周固寨小学生的印象里，似乎常校长从来没有迟到或早退过。每天，学生们都能看到，常校长最早一个到校，最晚一个离校。刘校长、时主任的家分别就在附近一二里、二三里的周固寨、关帝庙村，但除非周末，他们是不会回家的。看看今天，大小学校的校长主任没有一个住校的，有的乡村学校的校长老师还住到县城，每天来来往往，把仅有的那点时间和精神头浪费在路上。

印象最深的，是周固寺中学经常举办运动会、歌咏比赛等文体活动。每到这个时候，连周围的村民们都进来观看，学校的大门此时也总是敞开的。

看吧，到处热火朝天；听吧，欢声笑语不断！操场上、校园里的大树下，全是打篮球、打乒乓球的。刘校长、时主任会搬把破旧的藤椅，端一只掉瓷的大茶缸，乐滋滋地看着他们的学生生龙活虎地酣战；一时兴起，他们也会赤膊上阵，练出一身汗的。

周固寺中学还办有油印刊物，从校长到打铃的，从老师到学生，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诗歌散文、标语口号、日记作文，打油诗也很常见——感谢打油诗吧，正是打油诗，将诗歌从灭亡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更有每面教室山墙内外都有的黑板报，五颜六色，楷隶草篆，象一锅好吃的大烩菜。所有这些刊物黑板报，全是老师同学们自行撰稿、编辑、刻版、印刷，用的是那种老式油印机，版面用蜡纸刻，全校字写得漂亮的老师同学轮流刻版。

我就有幸刻过好几次版，还推过油印机。看着一张张白纸黑字在我的手下印出，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感、成就感。我的作品也经常发表在外山墙的黑板报，正对着学校最宽最长最直的大道，浓密高大的沙啦杨遮在大道上，课间、午后和晚饭后，老师同学们站在树荫下、黑板报前，津津有味地读着念着，我的名字经常被大家念到。

可以说，从那时起，我的创作发表欲望就得到了满足，所以，八九十年代当我看到有的文学青年捧着登有自己豆腐块的刊物浑身哆嗦时，我就有点好笑。

我们学校造就了不少名人，我指的是本乡本土的名人。名人不在级别大小，在于自己周围的熟人都敬重你，你对他们起到师范作用。我们的名人范围很广，有学习成绩好的，有篮球、乒乓球打得好的，有跑得快的，有力气大的，有歌唱得好的，有琴弹得好的；有书法家，有作家，有诗人，也有经常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扬的好人好事。这些名人，在我们那个地方老少皆知，成为他们以后男婚女嫁的资历。

直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还在时不时地谈起他们，用他们当年的一技之长来训示孩童：“你跑得快？你有爱学跑得快？”“你唱得好？你有美霞唱得好？”“你字写得好？你有宪达写得好？你有尊圣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