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铁证如山，历史事实不容篡改！在纪念“七七”庐沟桥事变77周年之际，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档案局在发掘整理共产党人曾香廷被捕后的询问笔录时，发现了一份《南昌日军投降详记》。这是该县档案局第四次发掘的罕见档案资料，也是日军侵华的又一铁证。

曾香廷被捕后的询问笔录是民国21年（1932年）江西省政府印发的。笔录显示曾香廷是湖北汉川人，被捕时24岁，1930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赤卫队第二支队第一分队三班班长。1932年10月，曾香廷因赤卫队被打散路过江西九江县第二区闸口时，遭陈楚之告发被捕。曾香廷被捕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讯问，视死如归。他在供词中说：“当共党不怕死的，过十年再来吧”。

当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民国江西省政府下发这样一份附带供词性的文件，目的是为了向各地发出警告，防止共产党人利用仿造的“铲共义勇军”的徽章，从事革命活动，所以把这份供词作为附件下发到全省各地。

“发现这份民国时期国民党审询共产党人的询问笔录，意义在于它客观地再现了共产党人的真实风貌。”宜黄县档馆江苏华说，“这份供词，再一次见证了共产党人舍小家顾大家的高尚品质和永不叛党的坚定信念。”

《南昌日军投降详记》是一篇现场见闻报道，该稿由民国自由通讯社记者供稿，1945年10月3日和10月4日分两期转载于《宜黄简报》上。

能把日军签降的真实场景写下来，这样的文章不仅很少见，而且文章写得很细致，文笔也比较具体，很有历史研究价值。

《南昌日军投降详记》详细描述了驻九江南昌地区的日军代表在南昌正式向第五受降区受降官递交投降书的经过——

在第九战区南昌前进指挥所的所址，这里是中央银行赣分行的楼上，国军第五十八军军长兼主任鲁道源将军，在整理着服装，他穿上中国军队将领的中山式制服，脚上穿起黄色的长统马靴，把所有的奖章和勋章，一共六七枚，全部佩在胸前，他系着武装带，挂起中国“军人魂”小剑，以战胜者中国将领的大无畏风姿，随着庄严的脚步下楼准备受降了。

国军五十八军的梁副军长、鲁参谋长，第九战区的梁高级参谋都是整齐着服装，忙碌着办理受降的手续，李副长官在片刻不停地指挥着布置会场。中央银行的办公厅、会客厅、寝室以及走廊里集聚着十八军官和各界的来宾，一个热烈的盛会在这里展开。

会场的布置很简单，正中的墙壁上是国父遗像和中、美、英、苏、法五强的国旗，座位分排在一个四方形的大办公厅里，正上方是受降官，左右是我国军官席，各界是领袖席，新闻记者席，来宾席设两边，正下面是日本军官席，放在正中间的是投降者笠原幸雄的位置。

签降仪式在十二时二十五分开始，国军军官，盟友，来宾，记者首先进入光荣座，其次是日本军官轻轻地走上了投降座位，受降官鲁兼主任在音乐声爆竹声中阔步入座后，笠原幸雄在众目扫射下最后一个走进会场，他低首缓步的举动，而且彬彬有礼的鞠躬入座一时全场注视，除了受降官席上，时钟在发出“答答”的响声之外，一切已浸在沉默的海里，只有新闻记者的照相机移动的声音。一分钟后，司仪以洪亮的嗓子喊出“呈递投降书，”会场的气息急转紧张，笠原提起崭新的白色毛笔签字盖印，动作很迅速，似乎还没有损掉“武士道”精神的痛快习气，但在他双手捧着降书呈向受降官，在案前立正鞠躬时他的脸色已在渐渐地转变，座在下面的六个日本军官，也跟着起立鞠躬而鞠躬，脸上跟着变色，每个人头也不约而同低下来了，站在这八个人中间的空田少将竟闭上了眼睛，好像在杂乱的情绪中祈求一样。这样大好的良机又忙坏了新闻记者的摄影机。签降的会场，感到一种庄严肃静，每个人都摒着全身的气，集中精神把目光注着笠原幸雄呈递降书。

笠原幸雄把降书递给受降官鲁道源将军前，他竟挺立在案前，双手贴于袴缝，等待着鲁将军的最后批阅日军投降书的内容：（一）本官（笠原幸雄自称）奉上司之命统率驻南昌九江地区之一切所属陆军部队以及不久集结遍地区内之各部队，并统制海军部队向中华民国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将军阁下投降。（二）本官（笠原幸雄自称）当立即遵照中华民国第九战区司令备忘录九字第一号至第三号规定以及会后之命令实行。（三）解除武装俟议案完毕后，着令各地区投降部队指挥官立即遵照中国各受降主官之规定实施。

……

历史资料记载，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26日，中国战区划为16个受降区，其中江西为第五受降区，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任第五受降区受降主官。8月31日，薛岳奉令向日本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中将发出了备忘录，限令集中在南昌、九江地区所有日军停止一切抵抗，交出全部武器，办理投降事宜，并指定第58军军长鲁道源代表他到南昌受降。9月2日，南昌前进指挥所在樟树成立，鲁道源兼主任。9月5日，鲁道源派员前往南昌，致送薛岳给日军指挥官的命令，决定58军新10师开进南昌，接收该地区一切防务，并命日军退出南昌市区，到昌北牛行附近集中。9月8日，前进指挥所进驻莲塘。9月9日，鲁道源率领前进指挥所官兵进入南昌。

当天，日军独立第7步兵旅团长生田寅雄少将代表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前来晋见鲁道源。鲁道源告诉日军必须严格执行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米苏里号主力舰上向中、美、苏、英盟国签了字的投降条款，并自10日起率必要人员前来接洽有关事宜。9月10日，生田寅雄率佐、校级军官多人前来指挥所候命，第58军参谋长鲁元等在礼堂接见。双方连续两天用会议方式详细讨论并规定了日军应遵办的一切事项。9月12日晚，指挥所召集日军代表举行受降预备会议，并由鲁元参谋长起草了日军投降书。9月13日，笠原幸雄离开武汉第11军司令部乘飞机赶到南昌，当即率同生田寅雄等晋谒鲁道源，对各项指示，表示诚恳接受。鲁道源又亲自将一份备忘录交给笠原，要他回去通知日本军官呈缴身上的佩剑。9月14日，受降仪式在南昌前进指挥所举行，地点在中山路中央银行（现“八一”起义纪念馆斜对面，已改建成中国人民银行大厦）。全市戒备森严，从中正桥头起直至会场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整个中正路（即现胜利路步行街）禁止通行，桥头和洗马池口均置有两门新式大炮，炮口向北，会场对面胡琴街口亦置有机枪，俨然进入备战状态。

参加受降的中方代表有：鲁道源，第58军副军长梁得奎、新10师师长萧本元；军部参谋长鲁元、新11师师长侯镇邦，军部副参谋长龚襄平、新10师副师长冯子梯、参议杨治平、军务处长郑社科、军需处长成寿年和军法处长兼国际法官李屏仓。日军投降代表有：官笠原幸雄，旅团长生田寅雄、参谋田中义男中佐、大贯中佐及七中中佐、夏国少佐、中森少佐，以及九江宪兵队长等8人。

参加会议的还有：盟军代表和第58军军部办公室主任陈淑初、第28团团长黄学文（兴周）、第29团团长常冀贤、第30团团长龚得敏、日本秘书蒋宗琰、参谋处科长燕登稷等；右为省政府代表胡嘉诏、工商界代表余行鲁、中央通讯社驻第9战区随军组主任胡定芬、中央社南昌分社记者刘藻、第58军随军记者、《壮志千秋》（58军战史）作者黄声远、华光日报摄影记者万人俊、大众日报记者周绍武和两名日语翻译官、国立中正大学的教授黄辉邦及省社会处的黄屈。

据鲁元参谋长后来回忆，当时会场上连警卫士兵共有333人。

《宜黄简报》是民国时期的宜黄地方报，内容多以关注时局变化为主。在1945年9月4日的《宜黄简报》上，还刊登了一篇报道当时宜黄民众欢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新闻特写《普天同庆胜利日，万众欢呼胜利天》。

目前，宜黄档案馆工作人员仍在加紧整理民国时期的宜黄地方报纸，以便挖掘更多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3月，宜黄县档案局还发现了一份出版于1933年3月6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33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主要战役黄陂、东陂战役在江西省宜黄县境内打响。该报则详细记录了这场战役。

保存在宜黄县档案馆的第八十五期《红色中华》报出版时间为1933年3月6日，报头注明“本期一张半，定价大洋三厘，零售铜元一枚。”

据了解，《红色中华》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周以粟、瞿秋白曾任主编，铅印，通常刊登中央政府重要文告和主要领导人讲话，宣传报道红军胜利消息，以及组织指导苏区人民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1937年1月29日改名《新中华报》。

黄陂、东陂战役是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关键战役，开创了红军战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成功案例，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红色中华》，民国第一代身份证也是2013年在宜黄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整理民国档案过程中被发现的。这张“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颁发的第一代身份证为白色双页折叠式，长16厘米、宽12厘米，纸质，正反两面铅印，证件字迹斑驳、照片泛黄。更为有趣的是，这张泛黄的身份证可通过登记指纹符号“斗”和“箕”，达到防止他人冒用的目的。

该身份证书写方式从左到右，正反两面是表格式证件。记者发现，在证件填写项中要比如今的身份证翔实，有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籍贯、教育程度、职业、与户主关系，还有外貌特征、左右手指指纹等，粗略一数竟有28项之多。

此外，一些用黑色笔画“△”、“○”，如双手指纹符号，除左手大、小指画“○”外，其余全部画“△”。据悉，那时没有现在的扫描这么先进，指纹符号是登记“斗”和“箕”，斗就画“○”，箕就画“△”。

身份证，对现在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民国时期的身份证却因留存下来的数量很少显得极为珍贵。它的发现，有助于了解当时宜黄的户籍制度变迁、人员构成、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等等，是研究我国居民身份证历史的宝贵参考资料，也是宜黄县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遗产。（吴方  刘行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