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春，阳光明媚，乘着和熙的微风，来到豫地伏牛山南麓菊花故乡，印证“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的说辞，寻觅这里曾经的古事，感受它的厚重与深邃。

内乡县，史书记载最早见于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西魏废帝元年（552年）改为中乡。隋开皇三年（583年）为避文帝之父杨忠名讳改为内乡，沿用至今。历史上，内乡地域属于秦代析县，而今内乡县境却是秦代郦县。隋开皇三年改名内乡后，大体辖今西峡境域，省郦县建菊潭县，因境内有菊花潭故名之。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菊潭为朱桀所屠，遂废，其地归内乡。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复置菊潭县，时内乡、菊潭并存。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废菊潭并入内乡。南宋，内乡时而属金，时而属宋。金将淅川并入内乡，其辖区包括今内乡、西峡、淅川三县境域，为内乡县境最大的历史时期。元朝大德八年（1304年），内乡县治距南阳府治远，遂由西峡口迁于渚阳镇，即现今的内乡县城。

在没有步入县衙之前，那副“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清康熙年间知县高以永所撰名联我多次书写，时常感念联中为了给百姓做主即使得罪上司丢掉乌纱帽也算不得是耻辱事的豪情，当我真正踏入这方热土，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正气，无论戒石坊向南刻着的“公生明”遒劲大字，还是知县公堂悬着的“明镜高悬”匾额，无不警示为官者要清正廉明。正堂联曰：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琴治堂联曰：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唯轻。

琴治堂是引用《吕氏春秋》中的一个典故而命名，是知县对一般案件进行审理和调解处理民事案件的地方。左侧“恩及菊潭”牌匾乃大清道光九年霜月菊潭书院王道升偕众童生颂邑贤侯刘大人德政，右侧“德泽白羽”是大清康熙十五年暮秋西峡口绅民颂县尹李老大人德政而赠，足见清政为民者必将受到民众的拥戴与颂扬……

内乡县衙，历任县官300余人。爱民若子、勤能卓着者首推元好问、沃頖、高以永、章炳焘。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山西忻州人，生于仕宦家庭，是金元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一生作诗千余首。在内乡任县令，对百姓怀有浓厚的感情，勤于政事，体察民情，关心农事，乐于助民。他的那句名言“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是他为官的真实写照。沃頖（1433-1512），字文渊，明浙江定海柴桥村人，出生望族，到任内乡县之时，正值明王朝走向衰败，社会矛盾突出，县衙屋宇破损。他修建县衙采用的是出财于官，取力役于民的做法，买料物于市场，号召县衙的官属吏役共同为县衙建设出力。碑文有“事辑而一毫不伤于民”之句，足见爱民之心。沃頖重视教育，扩建儒学重修明伦堂，在县域内新建社学十余所等，为培养人才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任六年，深得民众爱戴。高以永（1631-1693），字子修，清浙江嘉兴府新丰村人。从政以宽厚为本，效法战国时单父县令宓子贱，崇尚鸣琴而治，政简刑轻，重修二堂后，起名琴治堂。任职九年，政绩卓着，迁直隶省安州知州。撰联悬于县衙三堂那幅楹联，流芳千古。章炳焘，字厚甫，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浙江绍兴府会稽山县道墟村人，出生官宦世家。到任内乡，写下“治菊潭一柱擎天头势重，爱郦民十年踏地脚跟牢”对联以表治县心迹。果然，到任不久，盗贼敛迹，百废俱兴。书“天理国法 人情”，表明他的为官之道：做事循天理，断案凭国法，处事合人情。耗时三年，建成现在看到的恢宏县衙规模，房舍达280余间。历三任九年，给百姓留下的是清廉勤能之美誉，地方百姓常念他的好……

内乡地处中原，人杰地灵，春秋时商圣范蠡、后汉史学家范晔、晋先儒范子宁、明代政治家柴升、清代理学家王检心、王涤心，民国时期，宛西民团司令别廷芳推行的地方自治政策保持了一方平安，名噪一时。解放后，农学家陈凤桐、小麦育种家龚文生，以及当今文人士子、各行英才辈出，不胜枚举，续写着内乡的繁荣。

翻阅历史，虽然岁月迢迢，那些为官为民的点点滴滴仍在人们的记忆里流淌。春风吹拂柳丝，吹不散往事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