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罐罐就是喝茶。家乡的人们很少喝泡出来的茶，茶是熬出来的。直到我离家去外地上学后才知道，茶不是这么喝的。

　　以前人们都不烧暖气，入冬后，早晨起来围着炉子坐着，把茶罐架在炉火上，茶罐里倒上水，攥起一小把茶叶扔进去，炉面上还烤着一张饼子。茶罐通常是用钢丝把金属罐子绕起来从两边延伸，架在炉上，罐子可以用易拉罐制作，“熬罐罐”的叫法就这么来的。茶叶是甘南和川北一带的春尖茶，属高海拔作物。

　　熬出第一罐后，西北高原的凛冽一扫而光，窗户上万千绚丽的冰花开始凋零；第二罐下肚，腿脚来了力气；第三罐是慢品出来的，丝丝回甘萦绕舌尖，带着某种享受眯着眼睛吸溜完，每一口下去激起一声享受似的匀长感叹“唵！”

　　一些“老茶罐”在天气回暖时还要过过瘾，大夏天也不放过，这个时候战线就要挪到户外，在一尺见方的土墩炉上煽风点火，直到快被熏成火眼金睛的时候把茶罐痛快地架上炉火。

　　每罐茶加水越来越少，熬出来的几乎都是茶精，倒出来的时候连着线，黏糊糊，黑乎乎。据说刺激人精力的茶精全被熬出来了，提神很强，以至于这种喝法在精力衰减的老人们中间很流行。

　　他们说，这种“早茶”喝起来“受活”得很。要是哪天早晨没喝上，这些倔强的男人或许到晚上还叨叨着，有的干脆上午要补上。

　　走进每一户的院子，都能在树上、茶盘、外边窗台上看见黑色的茶罐，黑得能和锅底一比。因此，小学的时候，黑脸的同学常被富有智慧的同学们起绰号“茶罐”。通常，茶罐的摆放位置代表着一家的男权地位，或是这家人是不是很讲卫生。

　　早晨，人们被“老茶罐”们开始往大门外倒茶叶时吵醒，冷酷的黄土也被烫乎乎的茶叶唤醒，开始一天的飞舞。喝茶是这片宁静土地开始喧嚣的冲锋号，赋予掌权的男人们开始发号施令的底气。

　　老汉们倒茶后出门痛快地往渠里啐上一口痰，多数家门口有一条渠，既是排水又能灌溉，这时候也方便老汉们排泄。老汉们喝完茶后挤在旮旯里晒太阳，在茶精的刺激下吹牛谝传，偶尔有哪个老流氓很放肆的谈着昨天电视上的某个情节，引来大家开心的哄笑，空气热了。人群中混着一些半老男人，甚至刚过而立之年的后备军，组成一个梯队完整的闲人队伍。

　　更多的“罐民”开始一天的忙碌。农民在茶水余热下穿单衣拉着堆满大粪的架子车大踏步奔向田间地头，后面一个带着头巾浑身裹大衣的女人用铁锨杵着架子车，在大地蒸腾轻雾的时候把熟粪浅埋，准备来年撒掉。牲口贩子吐着热气，很抖擞地跳上三轮车轰鸣着去了临近牲口市场，和回族养殖户谈价还价。还有一些“智力闲人”围成一个圈，地上画几个格子摆石子阵，“谋士”们指指点点，双手插着裤兜，偶尔来上一句“哈孙”之类的骂语。

　　在我小时候眼里，这些“罐民”多是粗俗、衰老的象征，越能喝的脾气越大，少有几分雅气。加之几个平时学习差搞坏的同学喝茶，划清了我和熬罐罐之间的界限。

　　随着渐渐长大，我发现身边的亲友多是“罐民”。一向博学温和的父亲也加入到熬罐罐的行列，并且乐此不疲。父亲的行为一向是我判断善恶的依据，熬罐罐从我的负面印象中渐行渐轻。熬着，喝着，暗色的皮肤，细长的皱纹，凌乱的胡茬，以及捧着饼子吸溜喝茶的样子，让我感到苍老在逼近父亲，有时候也想到了父亲会不会变成蹲在地上吃饭，饭后把长烟杆搭在手掌上吸烟的老汉。

　　再后来，据我三爷家的叔叔说，我三两岁时候跟着爷爷熬罐罐，尤其是拿饼子蘸着茶水吃。时之愈久，学会了爷爷喝茶吃大饼时的拱嘴动作，每每被人抓住学一番换来众人一阵大笑，这个时候我很费解这些人的笑点。

　　国民经济中的城乡互动带来人群涡流般涌动，“罐民”的后代们辐射走向五湖四海，诞生出一批批的精英和和庸庸碌碌的新生代，不乏着名学者、书画家、探险家、地产商，和辛苦奔波扎根别处的新乡人。这也直接冲击了“熬罐罐”的传承，在家家户户新楼平地而起，大平层院子鳞次栉比，人们不再为吃好喝好关注的时候，本地新生代们开始对“熬罐罐”兴趣乏味，代之以功夫茶、清茶甚至咖啡了事。

　　时至今日，“熬罐罐”在粉白的新房内依然落地生根，老“罐民”们还在捧着油花卷眯眼享受，浑然不管你鲜珍异味为何物。

　　谁也不能苛求这种所谓的传统应该传承，传统总是和一种生活方式相生相伴，这种生活方式总是伴随着艰难。最难的是两种不相干的生活方式能够融合，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但，总是不禁遐想这种圆满，渴求和父亲一起感受这种美好，这是遗传赋予我的眷恋，若能和父亲一起饱览奇峰瀚海后，围着火炉熬个罐罐，烤块香油面包，这是何等圆满。这种冥冥遥想将会伴随我的一生，我也会把这些故事讲给后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