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的脚步跨过了元旦的门槛之后,过年真的就在眼前了。说到过年,我总会不由自主的想起那遥远童年里年的况味。
一、吃的年味
记忆里蒸馒头该是年的序曲,确切的说那就像一幅陈黄的铅笔画。早在过年前十天左右,父亲就吭哧吭哧准备馒头馅儿了,比如刨萝卜丝,熬豆沙等等,母亲则去那个叫庙生家的排号,而我在蒸馒头的当天则会跟着面粉间隙性进驻庙生家。在蒸馒头的那一段时间里,庙生家那两间低矮的斗室里每天都会挤满了人,大家在蒸汽升腾里等待着,嘈杂而兴奋,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实在没有立足了的干脆就歪斜着坐到了人家的床上。那床也简单,四根小竹子撑起一顶纱蚊帐,老旧的被子下面垫着用芦苇编成的大概寸许厚的芦把门,再下面就是几张条凳。简易的床铺自是规矩也少,换了现在,卧室属于私密地,寻常人是断断不好意思进入的,更毋谈坐到床上了。
那时候蒸馒头属于原生态操作,先得把面粉糯湿用面碱水做出的老窖诱导发酵,操作者脱掉棉衣裸露出青筋暴露的双臂,然后双手不停的在面团里揉搓,一下一下的用拳头在面缸里插进拔出名曰“手搅”。这样做出来的馒头糯而有忍性发得也大,耐得咀嚼,口感好,只是等待的时间稍长,假如是早晨发酵差不多得等到后半夜才能做馒头。这样的结果,熬夜等待就变得司空见惯了,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母亲的谦让,反正每一次轮到后半夜的必定是我家,好在那时节虽然外面滴水成冰,屋内却还暖和。师傅开始做馒头了,母亲便也忙碌起来了,她会拿起有红颜色水料的碗紧着在一只只刚刚做好的馒头上点上标记,这是咸的,这是甜的,还有荠菜什么的,有的一点,有的三点四点,这当儿,父亲负责相帮着庙生家烧火,别看这个烧火,那可是个技术活,直接关乎到馒头的成败。
当一笼笼散发着热热香味的馒头以饱满的状态进入眼帘的时候,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那一个个馒头就如满月,而那些红点就如满月上的美人痣。馒头出笼后,所有与兴奋无关的疲累都会烟消云散。大人们往往会从馒头发的大小来想象来年的好日子,作为孩子的我们则开始尝鲜,就在不知不觉中一个接着一个的吃,直到胃里再也放不下。母亲每每会在第一笼里拿出馒头分送给加工者和那些等待中的邻居品尝,吃的人往往都会说嗯,发得好,这话既是讨了口彩也是褒扬了加工者的手艺,同时又不露声色的满足了主家对来年的期颐。
在蒸馒头的同期,差不多又得准备蒸糕了,糕有高中、高发的谐意,那当然是少不得的。米得事先两天淘洗好了阴干,然后去有石磨家的进行细磨加工。年前三五天,是蒸糕的时间,这时候,加工馒头的庙生家也正好可以腾出手了。每家蒸上三两笼红印糕。纯净的糯白色里大红的字刻有风调雨顺,抓革命促生产的,那些字都浸晕了浓浓的喜气。
年的序曲之后,接着就是准备小零碎的吃货了。那时候物质匮乏、计划经济,所有的东西都得凭票供应。肉要肉票、蛋要蛋票,有那么两年,在临近过年的时候,供销社的门外贴了大红的安民告示说“好消息:请各家各户带了粮证和玉米籽于x月x日前来供销社调换麻饼、麻圆、京枣糖等等小食品。每人八两。”食以稀为贵,于是乎,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似的在一夜间传遍街巷农村。那真是蔚为壮观的风景,来自旮旮旯旯的人们,从天蒙蒙亮起床到在大街上跟着蜿蜒的长龙队蚁行。穿着老棉袄,袖着双手,偶尔用衣袖擦一把被冷风吹得流出了鼻洞洞的清涕,每个人的手腕上夹着用篾竹淘箩盛着的或者掖着用小布袋装着的三四斤黄灿灿的玉米,瑟缩的狼狈里一双双期盼的眼神在耐心和恒心的共振下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希望。
记得我家在那两年调好了食品后,母亲就会召集我们三兄妹到场,然后指着事先已经分成三小堆的食物对我们说“这是你们过年吃的,省着点,不要年还没有过,你们就吃掉了哦。”当然,母亲的话对于诱惑就在眼前的我们来说无疑是耳边风。常见的情景是母亲的脚步刚刚向后转,我们三双小手已经风驰电掣般伸向自己的那一堆宝贝,然后兴高采烈的来一番蚕食鲸吞。令人无法自控的是这样的过瘾往往带有太大的惯性,我们总是克制着自己数着粒片儿对自己说就吃这一个,可又总是在吃完一个又劝慰自己再吃一个。等到我们惊悚再吃的话过年真的就只能看着别人吃了的时候,小小的一堆珍馐差不多已经消失殆尽了。
假如从吃的精细度考量上面的这些食物无疑是食物中的精英,其实爸妈也是知道我们江山易改而本性难易的。为了在过年的时节里,我们不至于太寒碜,母亲除了在那些小食品上为我们留有余地外,早在大年三十前的一两个晚上,爸爸会站在那个晕染了烟气的煤球炉边上“嚓嚓嚓”地炒些蚕豆和山芋片。那时候花生是稀罕物,寻常人家只是稍稍的炒上一点点,得等挚密的亲戚贵客来了才拿出来待客。说到花生还有一件趣事,同一年春节前几天,我大姑母给奶奶寄来了一小袋用糖稀搅拌过的打碎了的花生。奶奶出于疼爱,在拿到包裹的第一时间里招手给我尝了鲜,哪知道我这一吃就放不下了。为此,奶奶只好和我玩起猫捉老鼠,当然,奶奶的目的自是为了我们三兄妹均衡得益,记得最后奶奶在高高的临近帐顶的位置缝了个布口袋,这当然是难不倒我的了。这事直到我后来长大了都是家人笑话我的口柄,这当然是后话了。
大凡进入大年三十,年味就浓烈得像酒一样香醇起来了,扫尘结束了,大红的门联张贴好了。入夜,全家高高兴兴团团围坐在一起,桌上是擦得纤毫毕现的美孚灯和一年等一回的鱼肉蛋菜。香喷喷的红烧肉是餐桌上的大亨,红烧鱼是年年有余的代名词,青菜下粉丝是象征这样的好日子长了还要长。
二、穿的年味
太平年景足食是肯定的,而丰衣的概念就比较模糊了。早在蒸馒头和糕点之前,母亲还得为我们过年穿的衣服动脑筋,不但钱成问题,最要紧的是布票紧张。布票的发放得根据当年棉花收成确定,最少的时候每年每人一尺三寸布票,那是买不了什么布的。记忆里家里的布票每到年前几天总要被母亲从大厨旮旯里的那个层层叠叠的手帕里边拿出,然后编着手指与父亲算计床单旧得不成样子了,谁家的女儿要结婚了该送块被面了等等。尴尬的时候对新衣服的诠释就得想着变通,于是,母亲们就要另辟蹊径,运气好的话家里正好有一段粗布,在经过了染布店里着色,缀了些红花绿叶图案,这当然可算作我们名副其实的新衣服。
除了新粗布,还有一种是用旧衣服经过了删破去洞,然后再由大改小,买上五分钱的颜料,把衣服放进大锅里煮上一些时间,捞出晾干。这样的衣服虽然着色深浅不一,毕竟已经改头换面了。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以及周围孩子们的上衣几乎都是新的粗布印花包衣,裤子就是用这种旧衣服改造而成。
有一年,我有了一件名副其实的新包衣。年前,妈妈用家里本已不多的布票为我扯了一块花布,还买了一块扎头布。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是一件黄色直贡呢碎花罩衣。大年初一,我早早的穿上,嗅着衣服上散发的淡淡衣香,连早晨的小汤圆都来不及多吃就喜气洋洋地和着一大群的孩子去大街亮相了。岂料时间不长,一个男孩子在我的身边点燃了小爆竹,更巧的是爆竹的碎片把我的新衣服瞬间烫了个黑洞。记得当时我顾不得过年不准流泪的大忌讳擦着眼泪一定要和那个肇事者算账,要他赔我新衣服。当然,最后的结局是不了了之,母亲好言相哄道,人家不是有意的,明年买更漂亮的新衣服。至于那块同色系的扎头布运气比罩衣要好多了,那也得归功于母亲骗我说的“你要好好当心,老贵的,花了两块八毛多钱呢。”虽然事后我在经历了验证之后在母亲面前挺严肃的纠正了她有意而为之的过错“明明是八毛三,偏偏加了两元。”那以后,我还是将其当成了珍宝般的稀罕了好几年。
三、压岁钱的旧梦
那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孩子,雀跃欢欣、编着指头盼着过年,除了能够吃好的、穿新的,最最欢欣鼓舞的还是对压岁钱的向往。那时虽然比不得现在动辄几百上千,有时就是一张毛币、有时甚至是几个钢镚儿,但那也是足够我们开心的。记得我最悲催的一次,母亲给了我五分钱。那一年是爸妈日子最最艰难的时候,刚刚借了钱造了屋,不谙人事的我哪里就知道大人的尴尬。大年三十的晚上,妈妈先是在我的床上放了一套染色的改制衣裤,然后像往年一样对我说“丫头,从明天开始你就十岁了,记得哦,不要说错了。”妈妈说完转身欲走,我提醒似的嘀咕了一句压岁钱呢?母亲大概是听到我的嘀咕的,只见她站在室内明显的踌躇了一番,然后从裤袋里划拉了半天,最后叹了一口气摇摇头,在手掌心里托起了一个圆圆的分币不无歉疚的摸了摸我的头对我说“丫头,今年有点难,意思一下,算欠你的,等到明年爸妈多给你一点。”
一般情况下,压岁钱的用途基本是为了正月里看电影的,那一年的压岁钱对于看电影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怎么办呢?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电影是断断不能不看的,于是,我便伙同几个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每天侯在大礼堂门口伺机而动。有一次,我们中的一个男孩子拉着一位陌生大人的衣服得以顺利进入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于是,我们依样画葫芦,在见到那些大人拿着票往里走的时候就揣着噗噗跳的心轻轻的拉了人家的衣服后襟跟着进去了。这办法用以混淆看门人的视听还是立竿见影的,那以后,我们一伙的孩子用这个办法屡屡得手,并一传十十传百,成了电影院门前很滑稽的风景。这情景直到有一天电影队队长看门才发现了奥妙,难得的是最后这个队长也只是呵呵笑了几声,又在我们几个孩子的头上轻拍了几下就让我们进去了。
吃罢年夜饭,拿了压岁钱,接着便有跳狮子的、舞龙灯的、念吉利话的络绎不绝一拨拨上门而来,那时候虽然很多人家日子紧巴,到这个时候也是万万不会为了省几个小钱而把这些人拒之门外的,谁家都巴望着来年的日子会更好。晚饭后,家家户户都笑微微洞开大门迎进这些跳财神的,然后把早就准备好的碎钱送到人家的手上。
新年第一天早晨起床,心里是踹了无限的欢喜和向往的。这时候,锅里的红枣已经煮熟了,一个个小团圆也顺着滚水扑跃着,热气腾腾里母亲盛了汤圆,父亲托出了馒头和红印糕。这时候再看,爸妈的身上也已经换了新颜,都穿上了沉睡箱底一年之久的散发了浓浓樟脑丸异味的衣服。父亲往往是一件深蓝色的包衣,一条咖啡色的裤子,一顶雷锋帽;妈妈则是一件淡花色的罩衣,一条海蓝色的呢裤子,说到那条裤子,记得在时隔十年之后我代课的时候妈妈慎重其事的把那条裤子转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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