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第三次收拾画夹准备回去的时候注意到她的。

　　她站在离我不远处的岩石上，不时地翘首向坡下张望着。初冬，漫山的黄栌树叶染红了大半个天空，暮蔼中，微风拂过山岗，火红的黄栌树叶片片起舞。

　　她看上去三十几岁的样子，中等偏瘦，长圆脸，一双细长的眼睛，脸上挂着那种农村妇女特有的憨厚和谦卑。

　　我问她在看什么，为什么每天的这个时候都要到这儿来。

　　她笑了，带着几分和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羞涩和腼腆。她说，她男人在坡下的煤窑里工作，５点３０分下班，她来这儿是想早一点看到他从竖井里上到地面上来。

　　果然，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依稀地看到，山坡下有一排低矮的房屋，屋后，一座高高的煤山掩映在茂密的黄栌树丛中，看上去象极了一抹滴落在油画上的墨渍。山腰间，一行铁车沿着道轨正象坦克一样缓慢地爬行着，铁车里，乌金滚滚，那，是矿工们的汗水。

　　她说，一天中自己最喜欢的是每个傍晚的５点４５分，那是第一批下了班的工人从竖井里升上地面的时刻。说这话时，她又笑了，那亲切而自然的笑容，让她平凡的容颜生出一种圣洁的美丽和无法形容的生动来。

　　从她断断续续的诉说里，我知道了，她三十四岁，有两个孩子，儿子上六年级，女儿上三年级。公公死得早，留下婆婆和他们一起生活。她一个人种着十多亩地，男人在矿上打工，婆婆照顾一家人的生活，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也和和美美。她说，今年的收入不错，照这样下去，再有两年就能翻盖一下老屋了，到那时候，每个孩子都会像城里的孩子那样，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说着，她下意识地用手捋了捋额前的头发，幸福地憬憧满满地写在脸上。

　　小心翼翼地，我问她，是不是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她说是，她说自己最怕救护车的声音。一次，矿上的老会计突发心脏病，镇上的１２０急救车拉着警笛往矿上开的时候，把四里八村的矿工亲属都惊动了，人们纷纷涌向矿井，有人甚至一边跑一边哭。那天，到了矿上她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竟然跑丢了一只鞋。她说，直到现在，哪怕是在县城里听到这种声音，她的心便会抖个不停。

　　说这话时，她的脸上平静如水，而我，却分明感觉到，一丝酸楚从心底迅速涌向全身。

　　她说，下井的矿工脸上一层煤黑，穿的衣服都象黑炭一般，在别人的眼里这些煤黑子分不清谁是谁，可是我们这些家属一眼就知道谁是谁家的爷们儿。

　　说话间，罐笼提升起几个矿工出现在井口，我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表：５点４５分，丝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