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讲过一个故事，猜想是她自己。五星红旗升起时正在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不久便投笔从戎，抛弃画笔背起***，和一同学一起踏着“雄赳赳，气昂昂”步伐，跨过鸭绿江。她留在宣传队，他去了侦察班。

　　一天，日色朦胧中对面突然过来一金发“高鼻子”。她从来没有单独遭遇过敌人，心里很紧张，只好整整军帽故作镇定。想起“炊事员一只饭勺虏敌兵”的故事，就突然掏出一支钢笔喊道：“举起手来，你被俘虏了！”

　　哪料“高鼻子”不仅没有举手，一刹那之后竟然嬉皮笑脸的朝她继续走来。她急得更厉声的喊道：“美帝国主义，站住，再走近就开枪了！”

　　高鼻子边晃悠边嬉皮笑脸道：“志愿军小姐，你手上的不是枪，我的视力OK1点5，你手上拿的是一支美国派克笔。志愿军小姐，勇敢的开枪吧！”这时，从“高鼻子”身后上来两个战士把他俘虏了。

　　：你们为什么要从地球那边来侵略我们，来这里给别人送死，美帝国主义心不死，时时刻刻想帮国民党反动派吞并我们的民主国家。

　　：我们没有侵入你们的国土，你们的国土在鸭绿江那边，怎么叫做侵略你们?

　　：这里是我们的大门。

　　：你们的大门怎么建在别人国家的国土上？

　　：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唇齿相依、唇亡齿寒，保卫他们就是保卫我们自己，帝国主义野心勃勃，时时刻刻想要帮国民党反动派恢复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

　　两个志愿军说：“美国佬”不要啰嗦。走，再顽抗就毙了你。

　　遣返战俘时宣传队去给美国战俘做工作。金发男孩是新兵，叫杰逊，爸爸是传教士，他儿时在中国，是新入伍的翻译兵。她对“高鼻子”进行反战教育。

　　“欢送会”上杰逊要求她把那支派克笔送给他做个纪念。反正是一支旧笔，她给了。杰逊要送她一只大罗马手表，她没要，杰逊请她停战后去美国玩，她说：“等解放全人类那天一定去的”。

　　她戴着大红花雄赳赳、气昂昂的在锣鼓声中归国，一起去的同学深入敌后中被捕，交换战俘时才回国。一年后他们结为夫妻。文革中丈夫因当过俘虏，舅舅又在美国，被当成了“特嫌”关入“牛棚”。

　　她一人带着三个儿子日子艰难；儿子还受欺负，人家叫他们“叛徒特务崽子”。她后来下放农村，生产队照顾她一个女人不容易，安排去镇上卖西瓜。

　　开始时她躲躲闪闪，眼睑低垂，声音细细的；慢慢才胆子大起来，推一辆小板车，边拍西瓜边大声吆喝，还编成了顺口溜：

　　又甜又沙大西瓜，皮薄囊红个头大；

　　既能清热又消暑，大家快快来买呀！

　　她不怕脏、不怕累，没有城里知识分子的娇气，多次得到表扬，才劳动一年就被推荐回原单位工作。丈夫文革快结束才回来，几年后申请去芝加哥定居。她非常矛盾，举手宣过誓奋斗终身，战场上还和美国佬“打仗”。岂不白白的革命了？

　　为孩子还决心去，等儿子成人以后再回来。去之前曾向组织表示要求保留组织关系，答应牢记自己的誓言。组织没有答应。

　　她是外柔内刚的女子，艰难的日子里从来没有哭过，这次脱离组织离开祖国前却痛哭了一场。

　　在陌生的国度里很不习惯，说话得小心谨慎，特别要回避赴朝的那些日子。她常梦见回国。丈夫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如果回去人家会怎么看呢？”她又痛哭了一场。开始时候是在台湾人的一家洗衣房打工，后来去了外国人的餐厅洗盘子，从自由的祖国来这里被人家剥削，只能苦水往肚子里咽。

　　为了融入社会每周还要去教堂“忏悔”，嘴巴里念叨，心里却想着往事，“人在曹营心在汉”。

　　一天，一金发男子望着她微笑，她也礼貌的微笑。不料出教堂时那人渐渐走近。她觉得有些眼熟，感到蹊跷，莫非是那个少爷兵？

　　就是那个“高鼻子”！她想起当年他嬉皮笑脸的那个样子，她想赶快走开。可是那人已经来到身边：“志愿军小姐终于来了，你还认识我吗？我是杰逊”。“不，不，我不认识你！”她赶紧回答，打算马上走开。

　　“别害怕，你们对我很好，缴去的猪肉罐头还省下来给我们吃，你还送过派克笔给‘美帝国主义’做纪念呢”“我们都错了，为什么要去那老远地方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理了理围巾，尴尬的笑笑。

　　金发男子从口袋掏出派克笔说：“我一直保留了这支派克笔做纪念。我观察你好几天，看得出你才来不久，还不习惯吧？”她赶紧回答：“还好、还好，可以、可以，哦，很习惯的！”那男子更热情了：“需要我帮助吗？我住这附近，我可以帮助你，我太太一定会欢迎你去做客的。”

　　经过一段日子后，她渐渐消除了顾虑，不再躲他，还接受过他的家庭邀请。杰逊是小学校长，请她去学校当美术、音乐老师。她没答应。

　　几年后丈夫动员她加入美国籍，她不肯。后来大病一场，身体越来越弱，回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听说国内也在变化以后，她终于成了美国人。

　　丈夫的舅舅年岁大了，丈夫的身体又不好，她接下了舅舅的产业。开始时很不习惯，当年还和资本家父母划清界限，现在竟然自己当了老板。渐渐知道国内有干部经商，还有高干“下海”，才渐渐适应。

　　小姑已经七老八十、儿孙满堂，腰背不再笔直，头发已经雪白，关节也很僵硬，没有从前那样眼光烁烁、口齿伶俐、动作麻利了。她忘不了自己的那张背着卡宾枪的英姿飒爽照片，是在战场上照的。她常常从书里取出来。嗬，“她”在对着自己微笑呢。

　　门铃响了，孙子放学回来。孙子不要她去学校接，或者只许她远远的等，要不就宁愿一个人自己回家。

　　她忽然想起死去的爸妈，潸然泪下。又想起了往日的沧桑风云事：剪下乌黑的辫子参军；文革时十万人大游行中领着大家呼口号；广场大辩论中参加舌战；被造反派剪去头发；抄家以后丈夫被关入“牛棚”；在乡下推着小板车卖西瓜……更想起两次的宣誓，历历在目：

　　大会议室悬挂着斧头镰刀旗，她随着一起举胳膊宣誓，声音有些颤抖，眼睛湿漉漉的，胸口急促起伏，从宣誓前几天开始，好几天才平静下来。

　　芝加哥议会大厅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日，许多人一起在星条旗下挥舞着星条旗。有人痛哭流涕，有人大声狂笑，有人不停的说话，也有人沉默无语。她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这是第三次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