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把式（功夫）坊”几个掌舵的师傅已等在村口，气沉丹田，冲着街口儿吆喝两声，“跟着的，走了！”。二十几个精壮的大汉走出各自家门，清一色千层底儿的棉靴，绷绷紧的裤角儿，每人一条溜光儿水滑的“两头颤”通天扁担，猫腰挑起两筐物事——看斤两，没有五百斤，三百斤总是有的。掌舵师傅们狠狠嘬两口烟叶子，然后麻利地把烟锅儿在鞋底上一磕，“噌”地跳到队伍前面，也是每人一条同样溜光儿水滑的大扁担，烟袋杆儿朝村头大路一指，嘎崩脆一个字：走！踏着地上的冰渣儿，一行人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苍茫的晓色中……

　　不要以为这是小说中走南闯北的镖局子上路，这只是八十年前村子里爷儿几个赶集上店卖白菜的一个缩影，有点虚张声势吧？其实，若是真正较起真儿来，这些也言犹未及。那时候，村子里的大白菜远近闻名，人勤，地饱，河清，水甜，十里八乡哪一个不知道这个面朝瞎河的“菜园子”村儿？不服？不服，你也种去啊，隔河的宋家村不服，种来种去，种出几个疙疙瘩瘩的菜团子来，气得宋家村的乡老们指着河北骂：这没良心的大白菜啊！骂归骂，到时还得去淘换，没人看见就顺路“捎”回几棵，也不能叫偷，前村后院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就当过年串亲戚下了酒。

　　八十年前，军阀混战，就像明朝王磐描写喇叭那样，民不聊生，“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官家祸害走了，土匪又要摸进来，这一带不出三十里，光是立起旗号的悍匪就有好几拨儿，好就好在村子里从老年间就有几个“把式坊”拱卫着，光景比别的村儿好了许多，官家，匪家都给个薄面，常常是问点香火就走，不会往死里磕。大白菜是村儿里的骄傲，可是光靠它们这冬天是过不去的，还得去集店上卖出去，换几个大子儿回来，这油盐酱醋才算齐备。可是，麻烦又来了，一个人两个人去到镇店里，不光遭别的菜家忌，还总让地痞们克扣，常常辛苦一趟，最后血本无归，一来二去，老少爷们儿以“把式坊”为核心，就组成了那支浩浩荡荡的白菜队，着实风光了些年。

　　外公给我讲这些陈年往事的时候，眼睛是炯炯有神的，他不会“把式”，却曾经是白菜队的一员。记得小时候跟外公赶着毛驴儿车，没少去城里卖菜，天寒地冻，一趟下来，鼻涕都会结冰。可是卖菜好啊，能进城，能卖钱，能喝上一碗城里的豆腐脑儿，回到家里，学费有了吧，过年的年货有了吧，如果年头儿风调雨顺，这过年的鞭炮和新衣也一样儿不少，因此上说，卖菜是件十分体面的差事儿，一到村头，老少爷们儿咧着嘴问：卖好了？外公就撅着长胡子回：那还用说！白菜真的是好东西，上小学的时候过年过节，家里来了客人，包饺子是它，点上两钱油花儿，炒几个热腾腾，香喷喷的下酒菜也是它，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切点儿菜心，炝一下锅底儿的热面汤。庄户人家到了冬天，只要有上一窖大白菜，这日子就算有了谱儿。

　　十几岁的那些年，一过中秋，父亲就带着我走到村南的枣林里，在自家的树下，刨一个数米见方的大窖，方方正正，上边用木头和玉米秸盖好，当然还有个窗子，加上一把大锁，这样等打下菜来，就有了去处。等下了菜，围着菜窖转上两圈儿，除了留下小口儿通气，所有的缝隙，包括门窗都用碎土埋好，这样就算到了明年春天，菜也不会冻坏热坏，那时城里正好青黄不接，能卖上个好价钱。是啊，那时候穷啊，大白菜就成了救急的命根子。那年毕业分配，正赶上父亲和母亲病在屋里，过年了，本家在城里混事儿的二叔正给我办着工作的事儿，父母一合计，年节上给人家送别的咱也送不起，就收拾几棵大白菜给二兄弟送去吧：打皮儿，削尖儿，用竹筐塞好。记得送到二叔家时，我出了一身绿豆汗，二婶儿倒了一大杯茶水放到我的手里，累，这心里也算了了一桩大事啊。

　　可是从什么时候起，大白菜开始成了桌子上的配角儿了呢？没有多少印像了，日子是一天一天好起来的，哪能记那么清楚。这些年过年包那几顿饺子，不管韭菜、蒜黄多贵，也不管多跑多少路，母亲也要买来，有时不免唠叨几句：三块五一斤，这韭菜，要杀人啊！说是这样说，吃还是要吃的。一到冬天，虽然村子里还去卖菜，可是大白菜再也不是明星，种大棚的征儿哥就和我念叨过：你说不种吧，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而且也有人来找；你说种吧，实在没劲，不值得在车上占那一大块地方，棚里啥没有？西红柿，茄子，辣椒，蘑菇，豆角，就是南方菜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再说，现在大家鸡鸭鱼肉，海鲜野味都成了家常菜——你随便到哪个小店里，不用回来上锅，弄个十个八个盘子，不是玩儿一样！

　　征儿哥的一席话，虽然不乏透着些世故，但话糙理不糙，大白菜的尴尬总是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话说回来，你让东北朋友离开酸菜，让韩国人离开泡菜也同样是件不太可能的事情，鸡肋样的大白菜确实面临着一个品种改良以及深加工的问题。大白菜或许是寂寞的，像鲁迅先生描写的那种“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的日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它们的“凤凰涅盘”一定也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