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仨，那时候年纪并不老，甚至还相当年轻，但是已经是婆婆了。
　　
　　从前的儿媳一进了婆家的门，无论丈夫的妈妈多大年纪，按规矩就叫做婆婆，是跟着孩子称呼。孩子还没出生也一样叫婆婆，反正结了婚以后，迟早是会生孩子的。
　　
　　过去的法定婚龄比现在小，男二十、女十八，所以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仨虽然不惑之年，就已经被叫做婆婆了。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风风火火，正如一片星火燎原之势的那个年代，战斗组、战斗队、战斗兵团势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发展。许多人不论人多人少，自成战斗组、战斗队，还有人打上“兵团”和“司令部”的旗号。
　　
　　甚至还有一个人自成“兵团”“司令部”，司令是自己，成员是自己，秘书和摇旗呐喊的小兵还是自己。孤家寡人一个，自己不当司令谁当？自己不当秘书谁当？自己不当小兵谁当？自己不摇旗呐喊谁摇旗呐喊？
　　
　　这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仨，某天心有灵犀一点通，异口同声的说：“‘我们’‘阿拉’‘咱们’也成立一个组织吧！”
　　
　　黎婆婆是外地人，说普通话“我们”，李婆婆是上海人，自称“阿拉”，郦婆婆是北方人，一开口就是“咱们”。他们住在了一个院子里，不仅仅“走到一起来了”，而且想到了一块。
　　
　　有人叫做兵团、总部、司令部，“我们”“阿拉”“咱们”的组组叫什么好呢？考虑来考虑去，一致决定起名“纵队”。
　　
　　“咱们”高头大马、一表人才，行如风、立如松、坐如钟，又一口和老干部一模一样的哼哼哈哈的北方腔，都觉得她在外交涉起来方便，于是一致推“咱们”做了头领“纵队”司令。“郦司令”走起路来还一步一个脚印儿，颇有些我武惟扬的风度和气派。
　　
　　“咱们”在前面领头，“阿拉”和“我们”随其后，一派“纵队司令”出巡的雄风。
　　
　　“咱们”把一副宽边墨镜架在鼻梁上，风衣披在身上随风微微飘起，“行如风”的时候像俄罗斯战将夏伯阳穿着那件披风的样子。“阿拉”和“我们”是副手和助手，兼司令的秘书和保镖。
　　
　　“阿拉”和“我们”都不计较仨的地位高低贵贱。别看他们各自南腔北调，常常有些不一致，然而心挺齐的，她们一致的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嘛！”
　　
　　有人评曰：“三个女人一台戏”，更有人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
　　
　　有人开玩笑说：“阿拉”是个天生尤物，她袅袅婷婷加上“阿拉”一声，简直令人陶醉。“我们”也不逊色，口齿伶俐、声音朗朗，他们赞扬说：这样的“司令部”准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那年代虽然还没有改革开放，倒是非常开放，虽然不是民主制度，却又是非常讲究民主，是多少年从来始终没有过的一场大民主。红司令在天安门城楼一声令下，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成立组织，不用登记备案也不必组织批准，爱成立什么组织就可以成立什么组织。红司令昂然屹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笃笃定定，不乱不治嘛，料也没有人翻得了天。
　　
　　开始时候许多人甚至不敢相信，莫非是梦，莫非如同1957年的“鸣放”和“放长线钓大鱼”，莫不是早就心中有数，等着瓮中捉鳖？所以有许多人都宁愿当“保守派”“保皇派”“观望派”“秋后算账派”，不敢当造反派。后来才发现自己错了，赶快低头认错、抬头看线，急起直追、改弦更张。
　　
　　回忆起来许多人觉得那个日子挺很有意思的，还相当留恋。一次去首都谒见伟大统帅，连火车票也不要。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仨就一同去过，深更半夜开始守候在天安门前，等待着领袖接见，那个时刻的记忆犹新呵。
　　
　　后来搞“大联合”成立各种总部。一人一个组织的人最高兴，自己大小也是个组织，可以捞一个总部的“席位”。
　　
　　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也非常高兴，咱也是一个组织：咱仨随大流一同参加“大联合”。
　　
　　“高头大马”打头，左右两厢紧跟着“袅袅婷婷”和“声音朗朗”，一路之上我武惟扬、精神百倍的举着大旗。
　　
　　不料总部“服务班子”的一个副手问道：你们多少“人马”？黎婆婆操北方腔大着嗓门嚷道：咱们的兵马多着呢，院子里一声吆喝，孩子们全是咱们“纵队”的人，保证一呼百应。
　　
　　那“服务班子”的副手用眼角瞟了“咱们”一眼后，等不及“阿拉”和“我们”开口，就自顾自的进屋了。“高头大马”“袅袅婷婷”“声音朗朗”好不生气，从此如同一只皮球“扑哧”一下泄了气。
　　
　　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现在都已经老了，真的成了婆婆辈，孙儿外孙们不停的叫着婆婆、婆婆的，连左右邻居也是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的称呼着她们。
　　
　　因为有过革命的战斗友谊，后来她们搬住了同一栋楼。如果有人在楼外叫一声，无论是叫黎婆婆，还是叫李婆婆，或者是叫郦婆婆，仨都会同时赱出阳台答应一声，然后尴尬的会心和微笑。
　　
　　她们还常在一起说说笑笑。说那个风起云涌年代的“纵队”趣事，她们十分感慨，真是沧桑风云啊。当然更多的是讲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事。
　　
　　但是她们回忆当年“纵队”的时候格外的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她们都是女人，当然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没有干过违法乱纪的事，凑个热闹罢了，所以“三查”时她们平安无事，一点问题也没有。
　　
　　“阿拉”说，了不起就是谒见伟大领袖那一次坐火车没有花钱，占了车票的便宜罢了。
　　
　　其实也不算白白的占便宜。她们在广场等了大半夜：腿酸手麻眼睛累，口干舌燥肚子饿；脚心冰凉身上冷；脑子紧张心发怵。如果是现在再要她们去，即便免费坐卧铺去也不乐意呢。
　　
　　“我们”“阿拉”“咱们”老了以后都没有和孩子一同住。仨几乎是姐妹，没事就一起逛街玩超市，游公园或者打麻将，今天在黎婆婆家吃饭，明天在李婆婆家吃汤圆、后天在郦婆婆家吃饺子，轮轴转。“三缺一”时便把隔壁的老处男赖先生叫来，正好凑成东南西北一桌。
　　
　　三个女人在一起当然多是讲女人们自己的事，有时候也讲讲东家这个女孩，西边那个姑娘们的新潮和时髦打扮，比如她们的胸和时髦胸罩等一些新鲜的女性用品。
　　
　　赖先生常常觉得很不方便，言下之意是以后他不来凑“三缺一”了。仨女人异口同声的说，三缺一你怎么能不来呢，你在这里有什么关系，都这把年岁的人了还顾虑什么，你虽然还是一个处男，女人的事你什么不知道？赖先生只好尴尬的笑笑点头。
　　
　　赖先生为了不总是讲女人的事，便有时候转话题，讲一些其它笑话。仨女人特别稳重，说宁愿讲女人的事也不要说政治敏感问题，说女人的事不会出问题，敏感问题就难说了。
　　
　　后来黎婆婆、李婆婆、郦婆婆年纪实在大了，一个驾鹤西去，一个被儿子强行接走，一个进了老人院。“三缺一”终于彻底散伙。
　　
　　赖先生凑“三缺一”多年成了瘾，成了习惯，逛街玩超市又迈不动腿脚了，打麻将又不成，不是“三缺一”而成了“一缺三”。于是常常一个人蹒跚在街上，自言自语的念叨着：，三缺一、一缺三，一缺三、三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