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　塘

　　刚参加工作时，院子的东北角有一个池塘，是很规则的长方形，塘坎都是原始的泥土，长着各种野草野菜，跟乡里的塘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这一群刚进城的孩子，身上散发着泥土的气味。池塘的南面是一片桔园，我们晚上去偷过桔子，一连几年单位上分过桔子，是这里产的。东面和北面是两排杉树，高高瘦痩的，科长带着我们在树的空隙地翻土，种了玉米。玉米成熟后没分给我们单身汉，即算分给我们也没地方煮熟。东北角上，有一颗大桃树，斜伸到池塘的水面上，春天开着粉红色的花，很抢眼，给钢筋水泥之间增添了一份乡村的气息。这是乡村被赶出城市时遗留下来的一声浅笑，一个手势。

　　池塘的西边是两栋六层的楼房，编号是第九栋和第十栋。第九栋是厅长楼，我们八个单身汉住在六楼的套间里。阳台上有几颗小石子，我们就拿起来甩，看谁甩得远，波宁甩得最远，也只到池塘的一半。我、介德、立志、汉军、无名、岳飞、佳武都差不多。石子甩完了，我们觉得不过瘾，跑到楼底下去甩。甩的甩远，打的打水漂。水漂我打得最好。别人打的水漂只能跳几下，最多跳十几下。我打的水漂先是跳几下，然后在水面上窜，最后是滑行，就像一条蛇在水面上箭一般地逃窜。玩得正开心时，厅长来了，我们舔着舌头站在一边，不敢多动。厅长一脸不高兴，对我们说：“你们都是革命干部了，不能还像放牛娃那样了。”厅长是参加过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比我小时候见过的大队书记和公社农业技术员的官不知大多少倍，我拘谨得不会说话了，脸立即红了。等厅长走远了，被宿舍楼遮了，我们才往楼上跑。跑了几步，我发现自己手上还握着三颗小石子，忍不住又跑回池塘边，朝水面上打了三串水漂。

　　那时，我想考研，每天早上跑到池塘边的树林里读英语。夏天的早上也很热，身上湿乎乎的，不像山里，再热的天早上是凉爽的。池塘里的鱼，热得受不了，将头浮出水面，两张嘴皮像两个刮号，一张一合。池塘里到处是刮号。鱼成了堆，身子挤着身子，悠闲而疲惫。水面上飘着几只死鱼的白肚皮，随着风往岸边飘。我身边浮着一群鱼，是草鱼，它们一点也不怕我，好像我不存在。我跺一下脚，它们才没入水中，并无受惊的动作。过一会，又浮出水面。那样子，仿佛我一伸手就能将鱼抓在手里。当我弯腰去抓时，它们就立即遁入水底。这些漫不经心的鱼，看似愚钝，却是很机灵的，最善于察言观色，从我的眼神中就会判断我将要干什么，不怀好意的眼神再伪装它们都能看出来。鱼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如果它们没有一套过硬的防身术，恐怕早就灭绝了。冬初，池塘里的水被抽干了，我们年轻人被派去抓鱼。池塘里淤泥很深，到了大腿根。我有意将一条鱼踩进泥里，在上面插了一根木棍子。待所有的人走后，我又下到池塘从木棍子下摸出那条鱼，晚上同单身汉们一起煮着鱼吃了，喝了一杯米酒。

　　过了几年，池塘被填了，在上面建了两栋宿舍楼。院子里唯一的池塘没了。我们住的这一块地方叫袁家岭，从字面上看，应该有一座山。我们到来时，已经没有山了，被几个院子填满了。从八一路起伏的形状分析，这儿曾经应该是一座山。当年，袁家选址于此，一定是看中了这里有山有水。那个池塘应是他们家的后花园。袁家岭旁边原先有一个湘湖鱼塘，后来也被填了，建起了一座叫富丽华的宾馆。以后新来的人就再也见不到水了。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将山、水、树木、鱼类都绞碎了，种上楼房、烟囱和电线杆。不过，后来的人不知道这儿曾经有水，便不会觉得可惜。

　　如今，那些在池塘边打水漂的孩子都快五十岁了，都是厅、处级领导干部，身上早就没有放牛娃的土气了。有一天，我站在那两栋楼前，站了好久，想：这儿曾经是一个池塘。如果有人提议将楼房拆掉，挖一个池塘，我一定赞同。但，已经做不到了。填一个池塘容易，建一个就难了。

　　露天电影院

　　院子里原先有个露天电影院，三面是围墙，一面是办公楼。院里有几十排水泥凳子，能坐几百人。地面没有冻水泥，铺了一些窑渣。草从窑渣里长出来，散开巴掌大，有些狗尾巴草长得跟凳子一样高，弯着一个狗尾巴。荧幕是一堵高墙，墙上涂了白色涂料，算是幕布。第一次看见，我觉得城里人也不讲究，连幕布也舍不得扯一块。墙前面有一个土台子，厅长在上面作过报告，也许土台子上以前还唱过大戏。每次放映前，一些孩子跑到台子上打闹，做出各种姿态，把影子投在墙上，得意得在台上打滚。后面的放映室，是一栋两层的小楼，一个碉堡那么大，墙体涂了一层水泥，没有窗户，留了三个洞。侧面有一排水泥楼梯，直升到楼上。放映员是个漂亮的女孩，喜欢穿白色连衣裙，从楼梯上走上走下，不知吸引了多少目光。

　　一天，放映《城南旧事》。早就听说这片子好看，我们八个单身汉早早地就结伴进了电影院。小孩子比我们还早，几十个小孩在里面追追打打。水泥凳上的好位置被占了一大片，他们在水泥凳上垫上报纸或放了马凳，表示这些位置是他们家的。我们选择了一排位置坐下。同来的还有小陈，是我家乡的民办老师，来长沙参加导演招考，住在我这。没多久，进来两位女孩：颖和虹，都穿着白色连衣裙，露着又白又嫩的小腿。她俩都是我们的师姐，虹高两届，颖高一届，是机关里公认的两大美女。以后三十年，再没进过这样漂亮的女孩了。当她们走近时，我不敢看她们，低着头，脸红了。她俩在我们后排坐下。我不敢扭头看她们，却用耳朵仔细听她们的动静，她们的低语听不清，能清楚地听见剥葵瓜子的声音。天断黑了，人越来越多，凳子上都坐满了，来晚了的就站在两旁。孩子们还在到处跑，尖叫着。一些老人抽着烟，一明一暗，明时能认清抽烟人是谁。一些人摇着蒲扇，不时用蒲扇拍打膝盖和小腿，大概是驱赶蚊子。人行道上来了一个卖冰棒的，将装冰棒的盒子挂在脖子上，嘴里吆喝着，将冰棒递给人群中。我要了两支，我一支，给小陈一支。波宁叫着要我请客，我说要得，一群人就抢着拿冰棒。波宁嘴里含着一支，手里拿了两支，递给颖和虹，得了两声“谢谢”。这小子，花我的钱讨好女生。我花了十多元钱，半个月工资。我心疼钱，却说不出口。颖用手尖在我肩上点了几下，我扭过头去，她问：“吃瓜子吗？”我紧张了一下，接过那个倒圆锥形的纸包，抓了一小撮，正要还给颖时，被波宁抢走了。一小阵骚乱后，波宁将纸包递给颖，颖很客气地说：“你们吃吧。”波宁说：“我们够了，给你留了一点。”颖接过纸包，是空的，知道被耍了，说了声“你最坏！”将空纸包扔在波宁头上。波宁抱着头笑。此时，电影院“唰”地一下射过一道光亮，电影开始了。所有的脸都朝向那堵充当荧幕的高墙。

　　电影散了以后，我和小陈坐在篮球场的石墩上。人散尽了。放映员从放映楼的楼梯上走了出来，朝我们飘过来，就像神话中的某个情景。那位白色的女孩从我眼前经过，沿着树林下的小路远去，在拐弯处不见了。我空望了好一阵。小陈说：“她应该做演员。”

　　小陈考上了导演。那位放映员真的当了电影演员。而颖成了小陈的第一个妻子。

　　露天电影院废了几年后，在这块地皮上修了一栋十九层的办公楼。我就在三楼办公。现在，单位都不放电影了，我十几年没进电影院了。露天电影院在长沙只怕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它只能作为一个时代的脚印，留在过去，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没人为它建一个博物馆，等我们这代人死了，它就彻底湮灭了。孩子们只能到小说和散文里去寻找。

　　筒子楼

　　二栋，是建于五十年代的筒子楼，住的多是新婚男女，又被戏称为鸳鸯楼。我在里面住了好几年。其外墙没有装修，是红砖的本色，红的，屋顶的瓦也是红色的。从外表上看，就像农村的大队部礼堂。共三层楼，从两个门出入。房子分布在南北两向，中间是过道，几百米长，由于光线暗淡，东边看不清西边。每一间房子大约十五平米，住一户人，年龄大工龄长的另加一间五六平米的厨房。有厨房的和没厨房的都在过道上做饭，小厨房用来做餐厅、客厅和客房。一到做饭时，二十多个人一字形排成一行，就像一个生产车间。烟味、辣味、香味、糊味各种味道混在一起。如果有人呛得打个喷嚏，接着就会有几个人跟着打，打成一串。邻近的几家，饭菜、餐具和油盐酱醋不太分彼此，临时差点什么，说一声就解决了，比买还来得快。如果老婆回娘家，或男人出差了，一个人不想做饭，就到邻居家吃，邻居还会加一个菜，开一瓶酒。邻居间经常请客，四五个男人围着小桌子喝酒，女人们端着碗站在一旁吃，几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里面玩，叫嚷着，小嘴巴凑到父亲或母亲碗里吃一口饭菜。祥瑞、志文爱文学，我们三人常在我的小厨房里谈文学，一谈就到深夜。有时也谈别的，比如理想，个人的苦闷和隐私。我们那时的思想，与生活一样简单。有时兴趣来了，就会喝几杯米酒，把剩菜吃得干干净净。为此，我常有意多做点菜，剩在那里，等他们来。多数情况没来，菜馊了。

　　每层楼只一个公共厕所兼澡堂。我晚上上厕所时，要打着电筒在走廊里走一百多米。常常在深更半夜听到呻吟声，出粗气声，在痛快中的煎熬声，床架的晃动声，肉与肉之间有力的撞击声，各种各样的声响都有。有时几间房子里都在干那事。在这栋鸳鸯楼里，都是一些精力旺盛的男人和女人，我想，没有哪一夜会没有一个人干那事。有时，我干完那事到澡堂搞卫生，会遇到同样去搞卫生的人，彼此擦肩而过，都不打招呼，就像不认识。有一次，我刚搞完卫生，听到一个女人叫得很惨：“哎哟娘啊，娘啊，我的娘啊，哎——哟——”。我以为有人生病了，或者遇到暴力袭击，飞快跑过去，正准备敲门救人，发现不对，她正在干那事。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做那事会痛快得喊娘的。此后，我干那事都是忍着不发出声音的。我老婆也是。现在条件好了，完全可以放纵地叫唤了，也习惯忍着。

　　筒子楼拆了。我们都住进了楼房，单门独户。邻居都是同事，却很少串门。筒子楼的那几位邻居，成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领袖像

　　那个年代，会议室的主席台上方，必定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巨幅头像。我们处的会议室是这样，厅机关礼堂是这样，省委礼堂是这样。

　　在农村，各家各户的神龛上，挂的是毛主席的头像。两边的对联各不相同。有一副对联用得多，我至今记得，左联是“听毛主席的话”，右联是“跟共产党走。”我读小学时，每个生产队的学生都要排队上学，放学也一样，排在队伍最前头的学生举着一个木框，正面是毛主席的头像，背面是一个大“忠”字。

　　在西藏，藏民家里挂着两幅头像：一幅是毛主席，一幅是班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议室和礼堂不挂领袖像了。农村神龛上，毛主席像换成了红纸，写满了各路神仙和先人的牌位。我离开西藏二十年了，那里的情况不清楚。

　　毛笔与钢笔

　　有领导从北京来，要接飞机。我不认识领导，为写接机牌，满办公室找毛笔。翻遍了柜子和抽屉，就是找不到。坐下来想想，十几年没用过毛笔了，办公室搬了几次，办公桌换了几茬，原先的毛笔早就丢了，就是把办公室掘地三尺也找不到毛笔。我走到秘书科，问谁有毛笔？都说没有。几个人翻箱倒柜一通，连一支退休的毛笔都没找到。秘书科长说：我去借。于是，一层楼的人都在找毛笔。找了一个把小时，没有找到。

　　我想没有毛笔就用棉花球醮着墨水写。秘书科长立即找来了一把棉花。我说拿纸和墨来。秘书科长又犯难了，说：“找不到墨。”“怎么连墨也没有呢？厅里不是有墨水领吗？”我当秘书科长时，每月都按时到厅里去领墨水和纸张的。秘书科长见我不高兴，连忙解释说：“已经几年没领过了。”我有点生气，声音是嚷出来的：“没有领的，不会去买吗？”秘书科长叫小袁赶紧去买。小袁慌慌张张地跑去买笔。我将小袁叫了回来，说：“别买了，就用钢笔水写吧。”于是，大家又到处找钢笔水。一层楼几十间办公室，七八十位国家干部，找不出一瓶钢笔水。我一阵奇怪。我回到办公室，见自己笔筒里也只有签字笔。猛然间，我吃惊不小：自己居然没意识到已有好几年不用钢笔了。钢笔和毛笔，渐渐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淡出，只有那些书法家和画家还离不开它们。

　　秘书科长来到我办公室小心地问：“您要写什么？”当他知道我要写接机牌时，不由得笑了一声，说：“交给我吧。”他问了客人的姓名，在电脑前坐了一会儿，打字机里缓缓出来一张接机牌。我觉得自己好笑，天天守着电脑，口口声声说推行无纸化办公，遇事就习惯性地想到毛笔、钢笔和墨汁，把电脑忘了。

　　钢笔替代毛笔，签字笔替代钢笔，电脑很快就会替代笔和纸张。我想，总有一天电脑也会被别的什么替代的。

　　粮　票

　　一九九三年的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就听同事说：粮票取消了。我吃了一惊，我身上还有四十多斤粮票，不就废了？我赶紧取了粮票跑到燕山街偷偷去卖，那些小商贩信息比我灵通，我一张粮票也没卖出去，白白亏了八块多钱。我的粮票全部被同事拿去做了收藏品，我有点舍不得，心想以后万一又恢复使用粮票呢？

　　粮票是最后取消的票证。我曾用过粮票、布票、油票、烟票、肉票、副食票，就没见过银票。卖过粮票，两毛钱一斤；卖过布票，两毛钱一尺。读小学时，用布票抵过学费。

　　学习制度

　　刚参加工作那会，礼拜二、五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是雷打不动的，这叫政治学习制度。万一因工作挤占了时间，晚上一定得补上。学习的内容是报纸、文件、《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有时过民主生活，大家轮流发言，搞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晚上学习，会前等人时就打拖拉机，输了的钻桌子或者做俯卧撑。散会后，又接着打，打到深夜。有一次，我和女朋友提前几天约好了礼拜五到湖南剧院看电影，恰好那天下午的学习没学完，晚上继续学。那时没电话，女友白等了一夜，生了我一个月气。以后我学乖了，约会时绝不约在礼拜二、五晚上。

　　工作空闲时，我们几个年轻人争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党小组长听到了，报告给科长，科长报告给处长。事情闹大了，我们被集中起来学习了三天。先是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之后，科长、处长轮流训话，训了很久，处长的手指头把桌子都敲烂了。有几句话的大意我二十多年后还记得：孔老二是读书做官论，你们这是革命做官论。动机不纯嘛！我认为他篡改了我们的本意，我们的意思是人要有理想，要有上进心。但，我不敢说出来。

　　三十年过去了，谁也没有宣布取消这项制度，但礼拜二、五很少学习了。民主生活会还照样开，只是过去批评多，现在表扬多，连批评也像表扬。

　　澡　堂

　　我是一九八零年进入长沙的，成为城里人。城里一切很好，就是洗澡不方便。单位有个澡堂，为平房，在食堂旁的偏僻处。这种安排，跟农户的考虑差不多，把洗澡的地方放在偏间，或柴屋，或厕所边，不能放在显眼的地方。洗澡要排长队，等几十分钟。我第一次进澡堂时，几十个光屁股男人站在水龙头下，我觉得不好意思，不敢看他们。自己洗澡时，总是将身子正面对着墙体，脱衣服或穿衣服时，总是习惯性地用手或毛巾将那个部位遮一下，不像那些人，毫无顾忌，光着身子到处走动，一根东西像短尾巴似的晃动。经历了几次后，我也消除了乡里人的胆怯，在洗澡的问题上取消了城乡差别，融入了城里人的集体洗澡体制。

　　我的处长是个快六十岁的人了，很胖，坐在主席台上，很威严，给人一种完美的大官形象。在澡堂将衣服一脱，形象发生反差极大的逆转，肚皮像个锅底，一旁因开过刀，一道尺把长的刀口印，像一条巨大的蜈蚣。一个多么完美的形象，将衣服脱去后，变得如此丑陋。以后见到他，我总能洞察出衣服遮掩下的大肚皮和紫色的蜈蚣。阿雷比我大一岁，一脸麻子，不太好看，在澡堂里看到的形象却是完美无缺，肌肤白嫩细腻像女孩，身材比例恰到好处，美得无与伦比，非常性感。我发现，能使人砰然心跳的是人的胴体。衣服能掩盖丑，也能遮蔽美。我从澡堂里得出了经验，在找对象时，不仅要看她的脸蛋，还要看她的脖子、手臂和裙子下露出的小腿，以此来推断那些看不到的部位是否漂亮。身体的美，比脸蛋的美更能吸引人。

　　母亲从乡下来看我，洗澡时，我将她送到澡堂左边的门口，等她进去后，我才从右边的门进去。我的科长带着小孩在洗澡，我就选择在科长旁边的位置。洗着洗着，小孩指着父亲的那个部位问：“爸爸，你下面长那么多胡子，我怎么没有？”科长说：“你还小，大人才长。”小孩说：“我妈是大人，怎么没长？”科长将儿子敲了一指头：“闭口。”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科长老婆的秘密，很快在同事中传开了。年长的同科长开玩笑，我不敢。只要有人提到“青龙”和“白虎”之类的话题，科长就悄悄走开。那天，我洗完澡出来，母亲站在门口等我。母亲没洗澡。我问：是不是没位置？母亲说：这么多人，怎么好意思？我劝母亲去洗，她无论如何不肯进澡堂。农村的人比城里人更看重个人隐私，即使是同性之间。

　　我在集体澡堂里洗了十六年澡，直到一九九六年，热水送到各家各户，在家里就能洗上热水澡了。我单位的澡堂曾经变成了养猪场，养了两年猪，现在成了废品仓库，堆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如今没有那个单位有集体澡堂了，那段历史结束了。但出现了类似于澡堂的场所，比如洗脚城，桑拿中心，洗浴广场，等等。其性质和功能，完全不同于集体澡堂。长沙被称为“脚都”，也被有钱人美誉为最好“玩”的城市。

　　最后一块黄土地

　　院子里，原先有几块桔园、荒地和几段黄泥路。经过三十年的改造，桔园和荒地都变成了楼房，黄泥路都铺上了水泥。楼房之间的空地，种了一些进口的草，把本地的泥土遮得严严实实，上面栽了一些盆景似的树木。只在院子的西北角，有一块不足一分的荒地，露着黄色的泥土。不知这块小小的黄土地还能坚守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