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位勤劳、善良、忠厚、朴实、平易近人的庄稼汉。在工作上，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特能吃苦耐劳，经常带领群众总是奋斗在第一线上。其实，父亲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工作，他只是村里的一名不起眼的生产队队长，犹如芝麻般大的“官”，几十年如一日，从没领过一分工资，跟平民百姓一样靠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在能力上，尽管父亲没读过一天书，大字不识，但他在台上开大会时发起言来非常流利，一句话不哆嗦、不结巴、不重复，让民众心服口服，奇怪的是还能算一些简单的口头帐，真像一个有学识的领导的风范；在作风上，父亲一生清正廉明、正直无私，从不乱拿集体的一点东西，他时常帮助、安慰、鼓励有困难的群众度过难关，还经常帮助社员调纠纷、解难题、化矛盾，真像社区的“幺婶”，为民分忧解愁；在生活上，父亲从不乱花一分钱，他不管母亲做的饭菜可口不可口，他总是底着头一声不吭地吃得津津有味，一概不挑剔，更不会有半点怨言，在那个青黄不接的艰苦岁月里，基本上顿顿吃的都是麦子浆糊、红薯汤、玉米馍以及野菜等，父亲觉得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已经很不错了。父亲身上穿的所有蓝色劳动布衣裤，总是补吧缝补吧，好似一件件花花绿绿的“千家衣”，他一件都不舍得扔掉。一件老棉袄，像被无数子弹穿过似的，千疮百孔。当初，雪白、疏松的棉花棉袄穿在父亲身上能抵御几十个寒冷的冬天，如今，漆黑的老棉袄已显得“坦胸露骨”，好似变成一团团紧绷、贴实的黑色抹布，破旧不堪……

一九六八年，农业学大寨期间，父亲带领几百名队上的社员开荒、植树造林、耕地搞生产。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绿化祖国。当时，栽得最多的树是柏树、桉树、水果树等，把生产队的龚家坡、苟家坡、韦家坡、徐家坡、邓家坝、白林湾、山池塘弯湾以及周边的桐毛山弯湾等变成一片广阔的绿洲……父亲曾多次被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积极分子”称号。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处于文盲的我最喜欢端一根凳子手上还拿一只铅笔和一个本子，经常坐在正堂屋里望着土墙壁的两边贴满了父亲的荣誉奖状。我清晰记得那一张张五颜六色的奖状图案：那高高耸立的就像一座座绿色的山丘，重叠交错，山丘后面又好似一道道插满秧苗的绿色梯田，蜿蜒而又曲折，非常漂亮，好似一幅经典的乡间风景画，又好似农业学大寨成功的标志，反映出当代人们的精神风貌。我常常望着那些奖状发呆，总想为父亲写点什么……

一九六九年，知青下放到农村锻炼期间，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在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生产队调来两名十七八岁的女知青，落户龚家院子，父亲亲自安排人手为知青修建两间茅草房，请人打土墙，当时用泥巴混合稻草梗，然后用墙板反复敲打，土墙打好后，父亲亲手编两扇竹篾门和亲自爬上房顶盖谷草。让新来的知青感受到乡间的温暖，使她们对上山下乡艰苦锻炼充满信心！有句俗话：“既来之、则安之”，有一个良好的空间环境，才能让她们安居乐业！

每到春耕播种或干旱季节，父亲带领生产队的队员和知青到河边用水车车水，架起三台连贯式水车（有站车和坐车），父亲和体力较旺盛的男人踩第一架水车，妇女踩第二架水车，知青安排踩第三架水车，站车的人俯身在上面，当第一架水车踩动后，后面的水车必须要有节奏地跟着踩，谁也不能怠慢或偷懒，否则一旦水积压就会漫上来淹湿半身，更惨的是若不小心踩，就会把脚干的“当面骨”打断或像一只倒掉的青蛙，非常危险、难堪。每踩到三十圈时，前面水车领头的男人就会高声哼一句小曲：“又来了一个三十”，每踩完一个“三十”，男人就会停下来吧嗒吧嗒猛抽一根“叶子烟”，女人就嘻嘻哈哈唠叨家常等，两三分钟的打烊时间，一会儿功夫又会踩动起来……特别是女知青罗佳玲劳动干劲十足，她像一个男子汉的架势，将衣袖、裤脚挽起老高，不管是车水、插秧、打谷、挖红薯等，她从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笑，拼命地干活，给村里的社员们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口碑，她是村里学习的榜样！当时合作社是一元化领导，统一搞农业，集体吃大锅饭，按时出工、按时收工。

几年后，上级下来调研，要调回一个表现积极、工作认真的女知青回城里安排工作。队上的陈会计想打歪主意“开后门”把他的女儿的名额安排上去，父亲知道后极为不满，因为他的女儿根本就不具备知青的资格和条件。在开会时父亲公正、求实、大胆地将罗佳玲的名字推荐上去，并总结报告了她这几年来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和态度，领导立即采纳了父亲的意见，最后，罗佳玲被调回城里工作，陈会计还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多年后，她还不忘回来探望曾经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德高望重的老队长……

记得父亲满五十岁那年的一天，近寒冬那月。感觉跟平时没什么两样，父亲照样出去劳动，晚上在生产队开会，偶尔开一次会领导就会安排村上的干部到伙食团打一顿“牙祭”，父亲回来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全家老老少少聚集在一个房间里等待父亲回来，母亲从屋里拿起酒瓶用粗碗倒上二两“老白干”，父亲像变魔术似的从兜里摸出一把落花生放在桌上，从没吃过落花生的我和妹妹争抢着吃，那花生吃在嘴里香脆无比！父亲破例端起酒轻轻抿一口，然后从大到小依次按顺序传下来。我闻到那酒的香气垂涎三尺，心想：不知有多清甜爽口！当传到我面前时，我摇摇头，父亲不禁开口到：“妹仔，喝一口吧！暖暖身子”，当时我饿得饥肠挂肚，还感觉口渴难耐！就端起碗“咕咚”一声，那烈性的酒吃在嘴里辣、喝在喉咙里热、吞在肚子里烫，难受了好一阵……

一九七六年，民工修建永洪渠花了两年零三个月，父亲无偿为民工提供住宿，十几个民工住在我家正堂屋里，用树子、竹子绑成大铺，挤满了堂屋的两边，民工吃饭、洗漱就在龚家院子的伙食团。别看这一群普通民工人人都怀有一颗善良、关心、体贴、感恩他人的心，其中有一个哑巴，二十多岁，说话咿咿呀呀，用手比划。一次，他很大方地递给我和妹妹一人一节甘蔗，初次尝到甘蔗的我吃在嘴里特甜，感觉沁入心扉更甜，没想到世间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哑巴特善解人意，他看见我家的竹编用具破破烂烂，就利用晚上抽空时间为我母亲编了一个珍贵的“笆筛”，母亲爱不释手。冬天，天寒地冻，我的双脚年年都长满了红肿的冻疮，肿得像“黄桶”、烂得像“稀饭”，哑巴看见后，立刻砍来几根竹子，花成篾条，为我们七姊妹精心编制了七个钵钵大的“灰笼”送给我们，真是雪中送炭啊！自有了“灰笼”后，我的双脚不再长冻疮，它不但温暖了我的双脚还温暖了我那颗幼小的心……

最后，修永洪渠快完工了，那些民工每天收工后都要主动抬几坨废弃的边角石料回来，把我家的屋檐边砌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还用錾子一錾一錾凿成像纳鞋底的花纹。下雨天，屋檐边就再也不会稀烂如泥了，父亲和母亲感激不尽……

时光飞逝，往事如烟。父亲因劳累过度患上了肺气肿、冠心病等，父亲含辛茹苦把我们七姊妹抚养长大成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人民医院。那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背着小儿子来到县人民医院看望已住院多日的老父亲，来到病房前，我看见老父亲很平静地躺在病床上背靠坐着，我连忙上前叫一声：“爸爸”，父亲回应着，他很温和地逗了一句：“胡二娃”。我又问道：“你想吃稀饭不？我去给你端一碗上来，”“我不吃了，刚才丰儿给我端了一碗抄手吃了，他出去耍去了”。我继续问道：“你肚子还痛不痛，好些了没有？”他摇摇头回答道：“不痛了，松活了……”我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平和，但他的表情似乎有些麻木、迟钝，我也没在多说什么，就坐在床边和父亲一起看电视。一会儿，丰哥上来了，他一把将小儿子从我的手上抱去，又出去玩去了，许久，他抱着人回来了，这时，天色已晚，我起身向父亲告辞，父亲点了点头说：早点回去吧！这里空气不好”，我抱着儿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房……

刚回到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突然，丈夫的手机响了，丰哥打来电话说，老汉不好了，不能说话了，眼睛也不动了……，我吓得赶快从床上跳起来，把孩子交给公婆后，我和丈夫火速赶往医院。一进到病房门口，看见许多人围在父亲的床前，医生们忙脚忙手的，我冲上前哭喊着：“爸爸，你怎么哪，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我是兰，你听见吗？”他不应，我伸过手去轻抚一下父亲被岁月“刻满”皱纹的额头和“霜打”的白发，只见他眼泪汪汪的。医生叫护士拿了一根筷子粗的胶管插进父亲的鼻孔里面，看是否有痰在喉咙里堵着，这样可以帮助吸痰，护士用力抽动着，我在一旁害怕极了，看见父亲的鼻孔里和管子上满是血迹，我心好痛！无论医生如何尽力，不管儿女怎样呼唤，然而，我可怜的老父亲始终处于昏迷状态……

一会儿，我妈妈和其中的两个哥哥也赶来了，妈妈激动地呼唤着父亲的名字：“中华……中华……”，父亲还是一声不吭。护士用嘴贴在父亲的耳边大声喊道：“阮公公，请你配合一下医生，用力咳嗽，我们全力抢救你……”，这时，只听见父亲轻轻的而又很脆弱地咳嗽了几声，他似乎听懂了医生的话，那是他对生命的渴望！我看见父亲已尽最大的努力却无济于事。医生摇了摇头，立马叫我们这些儿女们到办公室谈话，医生说采取最后的方案措施：用一根大胶管直接插入父亲的胸口进行吸痰，如果真的是被痰堵着，插下去就有效：若不是，一旦插下去就会立即死亡”。我们全家人都没有同意最后的方案，眼看父亲已奄奄一息，哪里还能禁得起这般折腾，病房的人们纷纷摇头劝说快弄回家。哥哥们慌慌张张叫来救护车，医生为父亲带好氧气，催促司机加足马力送老人家回家，大足到登云最快需要十大分钟左右，相信父亲一定会回到家的。我在车上抱着父亲那双瘦如干柴而又有点温暖的双脚边哭边喊着：“爸爸，挺住，我们回家了……”。到家了，我看见父亲微微张了张嘴，好像在向我们告别，我已感到父亲的脚有些冰凉了，当我拔出他手上的吊针时心如刀绞，那针弯得像鱼钩一样。全家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父亲安详地躺在木板上，我的心情悲痛万分，随着一阵鞭炮声，我们的老父亲与世长辞了，享年八十四岁。哭声、喊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我愿最敬爱的父亲在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