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就要到了，我愈加怀念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4年了，不知他在天堂那面可好？

　　

　　父亲的形象一直浮现在我的记忆里，特别是因病倒下而后又顽强的站起来在老家院子里蹒跚走路的情形让人难忘。

　　

　　父亲弟兄四个，排行老二，属猪，生于1935年9月18日。父亲十六岁时爷爷就生病去世了。爷爷那时做卖锅盔(麦面做成面坯，用铁锅烙成的一种饼子)的小生意，奶奶在家磨面烙锅盔，附带在长安黄家大庄子放20担麦子的粮账（粮食借贷），辛辛苦苦积攒的民国红票子随着国民政府的倒台而变得一文不值，精神的打击加上身体的病痛不久离世了。奶奶孤苦一人带四个孩子住在长寿街三间平房内，继续供孩子上学。父亲上学时很淘气，但脑瓜子灵，学业成绩好。张掖解放第二年小学毕业的父亲踊跃报名成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部队驻地大满堡。那时父亲才十五岁，还是个孩子。但在苦水中泡大的父亲人小志气大，虚报岁数当了兵。由于年龄小，奶奶放心不下，裹了的小脚走路又不方便，时常坐着舅爷家的大轱辘牛车到大满堡子看父亲，来回一趟三十多公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部队开赴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开展学文化、学技术活动，各连都有文化教员，父亲的文化在连里还是比较好的，文化课、单双杠体能训练、军事训练样样精通。虽然年龄小，但人很机灵，由于部队作战的需要被选拔学习无线电通信。这也是一项技术活，要求手脑配合，反应敏捷。父亲入门快，收发报迅速，电码编译准确，在历次比武竞赛中名列前茅。随后部队奉上级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第一批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当时的朝鲜战场情况变化快，对通信联络的时效要求高，志愿军通信器材数量少、质量差、型号杂，且经常遭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空中、地面火力的袭击。父亲所在的志愿军通信兵发扬勇敢顽强、准确细致的优良作风，运用以无线电为主的多种通信手段，保障了作战指挥。虽不是与敌正面厮杀，但父亲人机灵，腿勤快，干工作有劲头，先后在战场上入了党，当了通讯班上士班长，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曾先后三次被评为战斗英雄回国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被树为全军学习的榜样。当时还有毛主席接见战斗英雄的大幅照片，后来遗失了，挺可惜的。在父亲入朝参战的日子里，奶奶每天都以泪洗面，思念儿子，祈祷儿子平安，盼望着儿子归来。

　　

　　1952年土改时全家从张掖城里下放到甘浚公社头号大队第三生产队务农，因为是军属，政府分给了土地和房屋十一间，奶奶领着尚未成年的三四叔在家劳动。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志愿军陆续回国，父亲所在的部队一直驻守到1957年才最后一批撤离朝鲜。先期回国的志愿军战士大都安置了工作，最后一批回国志愿军战士因国家财力所限大部分复员回家。祖国将儿子又交还给了母亲，一家人团聚悲喜交加，奶奶看到自己的儿子长高了、长胖了，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胸前挂满了军功章显的英姿飒爽，悬了多年的心才踏实平静了。

　　

　　复员回家的父亲里看到日益衰落的家境内心暗自发奋，看到弟兄们都还未成年责任揪心，开始为一家人生计而奔波。刚开始担任青年突击队队长兼记工员，农忙时带领社里团员青年完成急、难、险、重的农业生产任务，开展劳动竞赛。农闲时节带领团员青年唱歌、摔跤、斗鸡、翻车轮、讲战斗故事，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1959年父亲到张掖公路段当了一名养路工，上班近两个月了也没给家里捎个信，奶奶就让三叔到公路段看父亲，说家里自父亲出来后情况也不是太好，缺劳力里里外外的事应付不过来，父亲一狠心就和领导商量好把三叔安顿到公路段顶替上班自己回来，支撑起这个家，当时三叔才16岁。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也是吃野草麸糠度日，在饿莩遍野中幸运的捡回了一条命。1960年大食堂时期父亲是三关食堂管理员，常常将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粮接济家用。在这里父亲和食堂做饭的母亲相恋并于1961年结婚。1962年10月父亲担任头号三队队长，带领全队社员发展农业生产，夺取粮食丰收。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兴办集体猪场，大搞五小工业。1963年开办了三条岭马莲沟煤窑，1964年开办了庙儿沟石灰窑，由于多轮驱动，社队经济发展较快，社员的生活条件逐年改善，稳定解决了温饱。生产队日值（劳动一天的报酬）在全大队最高，每个工日摊到了一块八毛钱，在甘浚公社也是数一数二的。

　　

　　说起集体猪场，那时一个猪场养二三十口猪，除了完成国家的生猪交售任务外，逢年过节一户分一两斤肉改善生活。母亲和另一位女的在集体猪场喂猪，1974年腊月里为了集体猪场粉饲料和本家发生矛盾，本家大妈、四叔为自家磨面和母亲发生了争吵，他们围着把母亲臭骂了一顿，母亲咽不下这口气，找生产队长的父亲评理，父亲在大妈、四叔面前也不好说什么，反过来把母亲说了几句，母亲一时想不通，就喝了农药3911（甲拌磷）。那时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就用架子车拉着母亲到乡卫生院抢救。从家里到乡上大概有六公里的路，半个多小时到卫生院时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就这样母亲走了，撇下了父亲和五个未成年的孩子。母亲（1943年生）当时31岁，正值青春年华，却早早地离我们而去了。三个姐姐和我们兄弟俩在就靠父亲拉扯，父亲也辞去了生产队长，管理生产队的小钢磨。父亲有时想母亲了就到葬埋母亲的西洼滩坟上坐着，一去就几个小时，诉说既当爹又当妈的艰辛和对母亲的眷恋。那时我们姊妹五个都还在上小学，学校离家一百多米，父亲每天给我们做饭，衣服破了还要缝补，一直到后来姐姐大一点了就有她们做饭，父亲才稍有解脱。在母亲在世时家里已经购置了燕牌缝纫机，父亲逼迫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和裁制衣服，为的是每年可以给我们做衣服。那时每年就一两个人可以做一套新衣服，其他人就穿大一点姊妹退下来的衣服。在计划经济年代，物资匮乏，衣服的布料还得凭布票购买，布票按人口分配，有布票和钱才能购得布料。看到同龄的孩子吃得饱穿得暖，我们就想象着啥时间才能过上和别人一样的日子。每学期开校五个孩子都等着要书钱学费，可愁坏了父亲，今天东拼西借缴一个孩子的，明天再开始凑另一个的，有时开校已经半学期了还交不清学费，父亲只好到学校找老师求情，宽限一些时日。那时物价不贵，书学费四五块钱，课本一本才两三毛钱，但家里缺钱。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父亲从不居功自傲，没有向乡村提出过分的要求。有困难自己克服，直到1989年民政部门才将其确定为优抚对象每月发给15元的补助。就这样，在饥寒宭迫缺少母爱中度过了我们的童年。父亲供我们姊妹五个读完了小学，两个姐姐读完了初中，兄弟俩读完了中专，一直到参加工作。

　　

　　1979年农村推行作业组，将一个队划分为几个作业组，划小经营单位，分田到组，继续实行工分制，按组核算。我们临近的9家组成了一个作业组，高鹏举担任作业组长。到1982年作业组解散，直接包产到户。那时三个姐姐已经不上学了在家务农，我和弟弟在上初中，家里也将房屋修到了居民点上。虽然已经分田单干了，可是家族内仍然缺劳力，大伯先在石灰窑做饭，后又干油漆活，三叔叔在嘉峪关公路段上班，四叔叔在石灰窑烧石灰，大伯的儿子在山丹煤矿当工人，家里男劳力只有父亲一个人。父亲也是难舍兄弟之情，领着本家子的女人们耕种着六十多亩土地。犁地、播种、浇水只有父亲一人承担，辛苦可想而知。当时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别人都在千方百计发家致富，父亲却不取分文辛勤劳作，一直到我们上班工作时父亲也还帮着干活。

　　

　　1990年8月的一天父亲在帮大姐家犁地时出现了轻微的中风症状，在家治疗不见好转就住进了区人民医院内科，诊断为脑动脉硬化，住院不到一个月病情稍有好转后父亲在谁说都听不进去的情况下就出院了，花了七八百元的住院费，回家后一边治疗一边干家务。1991年3月份父亲又病倒了，也许是上次治疗不彻底，或者是当时的医疗水平所限，这次确诊为脑血栓，病情严重，右侧肢体瘫痪，人昏迷不醒，在地区医院、二十七医院住院治疗。那时大姐二姐都已经出嫁，家里只有三姐和我们弟兄俩。周围的好心人都劝说我们别治了，治好了也是瘫痪在家，还得人伺候。我当时二十四岁，只觉得父亲养育我们姊妹五个吃了不少的苦头，我们理应当让父亲多活几年，以报答养育之恩。父亲当时也失去了治疗的信心，只吃西药拒绝吃中药。在医院何去病老中医的鼓励下，我们坚持治疗了两个月时间，姊妹五个轮流在医院看守父亲，一刻也不离开。病情稳定后出院回家，但留下了一侧身体瘫痪的后遗症。回家是五月份，杨树叶都已经绿了。回家后乡村医生师典科一边治病一边教我们扎针、输液、针灸，他定期到家中看看病情，调整治疗方案。兄弟俩夹一天从十几公里外的西洞乡骑自行车赶回家里给父亲打吊针针灸，三姐在家按时喂药搀扶父亲锻炼，恢复肢体功能。到了七八月份瘫肢逐步恢复了，能独立行走，就是有点跛，丧失了劳动能力。此时，父亲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从事家庭劳作了，也许是他一辈子的辛劳，上天给了他一次安心休息的机会。

　　

　　1992年我结婚了，1993年三姐也出嫁了。为了照顾父亲，大姐一家从星光搬到了老家，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1994年春节父亲又一次病倒了，经过乡村医生师典科治疗，稳定了病情，但只能拄着拐杖活动了。那时父亲每天只能在家晒晒太阳，抽抽纸烟，偶尔拄着拐杖到队里邻家逛逛。这时抽烟特厉害，每天一包兰州烟还不够。我们回家父亲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烟。那时父亲中风已经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了，每次回家父亲在啊啊声中伸出食指和中指做出抽烟的样子，我就到商店里买上一条，给点上，父亲美美的吸上几口，那仿佛是一种如痴如醉的享受，吸完一根烟后我们会扶着父亲起来在院子里活动一圈。之后又会坐在靠背椅上抽烟，这成了我和父亲交流的唯一方式，因为父亲已经失去了语言交流的能力。1998年腊月十八我在沙井镇政府上班，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父亲不行了，我连夜从镇上赶到家里，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父亲带着对儿孙的期盼，带着对家庭的留恋弃我们而去，告别了病痛的折磨，给儿女留下了无尽的悲伤。父亲去世后我们将他和母亲合葬在四角墩张肃公路南沙河渠旁，每当我们路过至此，就会想起父亲音容笑貌，寄托我们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