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家是老幺，又是中年得女，偏得父亲的爱就再正常不过了。

　　小时候没有玩具，淘气的我就把父亲的脊背视为我的坐骑。父亲双膝跪在炕上，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我要费好大的力气才勉强爬上去。我常常一只手揪着他的耳朵，一只手捶打着他那宽宽的脊背，兴高采烈地学着车老板的吆喝：“驾、驾、驾”，哪里懂得，白天在田里劳作一天的父亲骨架都要散了。

　　受家庭成分的影响，父亲在我还没有出生前就被下放到了农村。可以想象，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父亲是怎样攥得住锹啊、镐啊那些笨重的农具；一名篮球中锋来完成“前腿弓、后腿蹬”铲地的过程又会是何等的滑稽。也许是担心言多必失，也许是他骨子里对做农民这种突变的事实还不能接受，父亲总是少言寡语。于是，父亲就有了“大架子”这个绰号，人们对他总是敬而远之。在家里，哥哥姐姐们也都是看着父亲的脸色而行事，只有我这个不知深浅的老丫头居然让父亲弯下他那挺直的脊梁。

　　父亲的家长制作风很强，即使是做错了事情，也由不得儿女来批评、更谈不上指正了。只有我这个老丫头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当然，也要先仔细解读父亲脸上的“晴雨表”。要是晴天，我才好打几声炸雷，炸开一条哥哥姐姐们冲锋的通道，然后，召开一个“斗地主”大会，让他弯着脊背，戴上我们用报纸做的高帽。这个时候，父亲总会展现出他和蔼的一面，“虚心”地做着自我检讨，然后接受大家的“再教育”，给我们唱上他最喜欢的平剧《小二黑结婚》中的几段，或是什么《五十岁的老司机》之类的歌曲。看着他弯曲的脊背，总会觉得父亲把所有的爱都无声地汇集在了这个承载着生命的重任、担负着生活重压的结实无比的地方。

　　十岁那年的一个深夜，我的胃突然剧痛起来，看着我脸色铁青、冒着虚汗，父亲背起我就往医院跑。那个时候哪里有什么出租车啊，我趴在父亲的背上，任由父亲那慌乱的小跑颠得我的小下巴不时地磕着他略弯的脊背，有些痛。医生说，我得的是急性胃痉挛，注射了一针阿托品。回家的路上我依然趴在父亲的背上，也许是药物的作用，也许是父亲那透过薄薄一层背心的体温温暖了我，我的胃一点都不疼了。漆黑的夜，没有一丝的光亮。伴着父亲稳健的步履，他那微微弯着的脊背就像是我儿时的摇篮，我在这宽厚的背上竟然睡得很香，很香……

　　记得小时候，家里开了一块自留地。每年的九至十月份，父亲就会领着我们去收秋。去的时候，都是父亲用自制的手推车推着我和小哥，边走边给我们讲着那几个老掉牙的故事。回来的时候，满车的土豆、罗卜、倭瓜，再怎么也会有我一个落脚的地儿。这个时候的父亲就会把一根长长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肩膀上，弯着那又宽又直的脊背，嘴里还时不时地哼上些曲子，具体都是什么，早已淡出了我童年的记忆，唯有父亲那弯弯的脊背，在夕阳的余晖里镀上了一层金黄的色彩，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还记得那是刚刚入学不久的事情，室友们商量着去偷偷地摘几颗附近农民的大白菜，腌制点咸菜。在我跳跃那堵高高的围墙的时候，不慎掉入了深沟里，我的右膝严重挫伤，是上了年纪的父亲不顾旅途的颠簸，把一瓶瓶药酒送到学校。当他转身背对着我时，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的脊背真的弯曲了，弯曲得犹如一颗下午的向日葵。我一遍遍地问自己，这还是那个让我无数次跨上跨下的脊背吗？还是那个背着我奔波于医院的脊背吗？还是那个文革的重锤也没能打压得有丝毫弯曲的脊背吗？它的挺直哪里去了？

　　岁月沧桑，可无论何时，浮现在眼前的一定是那个高昂着头颅、挺直着脊梁的高大形象，这个形象永远都不会老去。